根据尚书记载，尚书第一篇为《虞书》，之后才是《夏书》、《商书》、《周书》，因此以尚书来看，中国第一王朝不是夏朝，而是帝舜建立的虞朝。

除了尚书之外，先秦诸多史书都将虞朝与夏商周并列，比如《国语》记载“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问题在于：虞朝是否存在，又会在何处呢？对此，现代考古取得又一重大发现，尚书将“虞”放在“夏”之前并非没有道理。

所谓“有虞氏”，就是史书上说的“虞舜”部落，五帝中舜帝的族属。史书对“有虞氏”记载不多，但幸运的是，其中留下的一条葬俗信息非常重要。

《礼记·檀弓上》记载：“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墍周（周边），殷人棺椁，周人墙置翣。周人（姬周）以殷人之棺椁葬长殇，以夏后氏之墍周葬中殇、下殇，以有虞氏之瓦棺葬无服之殇（未满八岁而夭折）。”因此从礼记上看，用瓦棺埋葬“无服之殇”是有虞氏特有葬俗。

上世纪80年代，在安徽亳州市蒙城县北部，考古发现“尉迟寺遗址”。相传，为纪念唐代大将军尉迟敬德在此屯兵而建，故称“尉迟寺”。该遗址出土了很多文物，其中就包括不少婴儿瓮棺，棺具为大口尊。以文献看，尉迟寺遗址的瓮棺葬俗，符合有虞氏葬俗的记载。

除了葬俗之外，蒙城县志上也留下了一条重要信息：“蒙城县历史悠久。新石器时期，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夏朝，境西北为有虞氏，东南为涂山氏。”以县志看，尉迟寺遗址所处位置，与县志记载大致吻合；在蒙城东南的蚌埠涂山南麓，考古发现禹会村遗址，也找到了30万平的涂山氏遗址。

因此，尉迟寺遗址应是有虞氏部落的遗存。而搞清楚了尉迟寺遗址的族属，有虞氏的另一个特有标志也就明确了，即尉迟寺遗址的棺具——大口尊上铭刻有“日月山”图符。在山东安徽江苏多个史前遗址中，都发现了“日月山”图符。

新中国建立之后，在山东日照莒县陵阳乡，考古发现“陵阳河遗址”，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确认其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距今4800年左右，此后还有龙山文化的墓葬和岳石文化、周代文化遗存。在该遗址出土的大口尊上，首次发现“日月山”陶文符号。

学者王树明在《仓颉作书与大汶口文化发现的陶尊文字》中指出：“诸城前寨、莒县陵阳河遗址考古发掘，两地发现的物质文化面貌完全相同，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也完全一致。因而又推定，莒县陵阳河一带发现的陶尊文字，也是帝舜太昊部族的物质文化遗存。”

2018年，在山东泰安宁阳县，考古发现“于庄东南遗址”，发掘者判断其时代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其中出土的一件夹砂灰陶大口尊上，也刻有“日月山”陶文符号。巧合的是，遗址所在与史书记载虞舜后代建立的“古遂国”位置吻合，遂国在春秋战国时被齐国所灭。

2021年，在山东烟台莱州市，考古发现“吕村遗址”，该遗址横跨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时代，其中也出土了“日月山”陶文符号。下图，史前“日月山”符号的雕塑。

2022年，在江苏常州市东北，考古发现的“寺墩遗址”，是一处崧泽—良渚文化时期的中心聚落遗址，该遗址的大口缸残片上发现“日月山”符号。对此，有学者认为这是长江下游良渚文化与海岱地区存在密切文化联系的证据，也有认为寺墩遗址是有虞氏的居住地。

总之，以考古来看，有虞氏的“日月山”版图很大，以山东为主、安徽江苏为辅，而且持续时间长，从大汶口文化晚期持续到了夏朝之前的龙山时代。

综上，在大汶口文化晚期，中国早已进入邦国阶段，在此之后、夏朝之前的有虞氏势力，到底能不能称之为“王朝”，这一点还有待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有虞氏必然拥有强大的实力，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故而被一代又一代记忆了下来，最终传承到后世，被当成夏朝之前的政权——“虞朝”、写在了史书上。

值得思考的是，孟子云帝舜是东夷人，考古看来是正确的，但由此也带来一系列疑问：舜是承上启下之人，既然舜来自东夷部族，那么与舜关系密切的尧、禹理应与之相距不远，如此唐尧、禹夏前期也在山东或河南西部？或者说，山西陶寺遗址代表唐尧，而虞舜在山东一带，两者并非像史书所说的那样禅让？总之，中国上古史还有很多未解之谜，有待进一步探究。

参考资料：《礼记》、《尚书》、《国语》、《“日月山”刻文大口尊与有虞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