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历史中，似乎没有哪个人能像章太炎一样将满腹经纶与政治狂热高度集于一身，也没有哪个人能像他一样将癫狂和学识提升到同样著名的高度。

相比于编纂经史和佛学博得的“国学大师”身份而言，人们似乎只记得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政坛“章疯子”。

民国时期的章太炎

章太炎的“疯”，始于晚清甲午战败后的改良经历。彼时的章太炎辗转凑足了16两银子的“会费”，成为了康有为组织发起的维新派政治团体强学会中的一员，因其兼具进步革命思想和经史子集底蕴，很快便担任了维新派最具影响力的舆论阵地《时务报》的撰稿人。

只不过，随着“百日维新”运动的迅速夭折，章太炎也不得不转而依附他处。他先后投奔过李鸿章、张之洞等晚清重臣处，表达了把握世界潮流推进改革的愿望，但都无一例外的因政见过激而被排斥出局。

此后的12年间，章太炎先后被清政府和日本警察部门列为缉拿控制对象并两次身陷囹圄，现实的困厄经历反而让他抱定了民主革命救国理想。尤其是在加入同盟会后担任其机关报刊《民报》任上展开的那场与梁启超《新民丛报》宣传的立宪改良论战，大有一种民主革命所向披靡的恢宏气魄。

1905年11月创办的同盟会机关报刊《民报》

但仅仅过了4年时间，章太炎便选择了与孙中山分道扬镳，随后加入了蔡元培、陶成章等人创办的光复会并被推举为会长。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章太炎任《民报》主编期间对孙中山接受日本官方7000元的“离别赠款”而未同其他同盟会成员互换意见的做法深感不满，尽管所得钱款最终是用以发动国内革命起义活动，但仍不可避免的在章太炎心里烙下了对方“受贿”、“被收买”的标签。

另一方面则是章太炎因与陶成章共同介入黄兴和孙中山的政见之争而被公开指责为清政府安排的革命党内部“侦探”，在别有用心之人的运作和持续发酵下，章太炎已无在同盟会沟通协商解决的可能，继而选择离去。

光复会元老陶成章

章太炎的革命思想和主张充满复杂性和争议性，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充满强烈民族意识的革命目标坚定如初。

在1912年初成立的民国政坛上，他依旧乐此不疲的参与政事，对孙中山委以的“总统府枢密顾问”如此，对袁世凯委任的“共和党副理事长”亦是如此。但真正让人记忆犹新的，还是民国前期他与袁世凯之间那些啼笑皆非却又一言难尽的波折经历。

上任之初，为了将革命党人和社会贤达尽数笼络在自己周围，袁世凯向章太炎抛出了“东三省筹边使”的橄榄枝，至于自己的初衷，当然不是真正让他到东北行使安抚和建设工作，无非是给他一份冠冕堂皇的差事，一边拿着薪水，一边充当自己身边的顾问。

影视作品中的章太炎

这样的安排如果放在民国普通的文人墨客身上，或许会毫不犹豫的欣然领命，得到国家元首的青睐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上实现了跨越性转变，这个惊喜不是谁都能有机会获得的。

任何事情怕就怕在“认真”二字上，而生来傲骨的章太炎偏偏就是这么一个较真的人。别人愿意心安理得的享受这闲差的美好时光，他却坚持要到岗到位、履职尽责。

不仅如此，临去东三省前，他请人绘制了一份东北地图的同时，毫不留情的向袁世凯“索取”了一万大洋的办公费。原本老袁就为清帝退位后的善后借款事宜一筹莫展，这个时候章太炎又上门“趁火打劫”，无疑让他头痛不已。奈何对方给出的边疆考察开发理由条条站得住脚，老袁也不好公开反对，真要让面前的“章疯子”抓住把柄，刚刚掌权的自己免不了陷入舆论哗然的压力旋涡。

要知道，10年前的章太炎“疯”起来，能把慈禧、光绪和康有为三人捆绑一起骂成了“汉族公仇”、“跳梁小丑”。对这样一个有影响力但又不分场合、不顾情面表达自己言论观点的人，老袁的杀手锏就一个字：哄。

“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

在吉林长春筹边的半年时间里，章太炎对东北边疆开发的认识上升到了战略高度，在日、俄两大列强的觊觎压力面前，他不再片面认为这片区域是可有可无的缓冲地带，而是事关中国全局发展的一块战略核心区，为此，他满怀责任感写下了具有针对性建议的《东省实业计划书》转呈袁世凯参考。

结果可想而知，本就无心让章太炎亲去东北的老袁又怎会正视他提交上来的考察材料，大概率是被他弃如敝履般扔在了某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再无下文了。

与此同时，章太炎似乎也察觉到了一丝古怪：自己奉大总统指令前来筹边，东三省的官员们非但没有表示出应有的尊敬和接待，反而在接到传唤口令后都表现的不太积极。自己一个人倒显得有些孤零了。

很显然，袁世凯压根就没想让他真正插手筹边事务，所谓的“筹边使”不过是借此安抚自己的一种手段罢了。加之“宋教仁遇刺”案件一经曝出，血的事实与教训让他在某一瞬间恍然大悟，自此对老袁的信任也逐渐向着仇恨一步步转化。

被誉为“中国宪政之父”的宋教仁

此后，不甘寂寞的他自北京南下武昌，拜会了辛亥革命元勋、民国副总统黎元洪。与袁世凯充满欺骗伪装的性格不同，在黎元洪这里，他既感化于对方空前隆重的接待礼仪，又对黎元洪本人的民主革命思想和言谈举止深表认同，甚至于在离别之际，章太炎饱含期盼深情的向黎元洪表达了“民国总统一席，非公莫属”的坦诚想法。

无法确切证实袁世凯是如何获知章太炎与黎元洪这次对话信息的，但他的确下定决心要以非常手段控制住这位“口无遮拦”的狂士。

对袁世凯而言，章太炎的“危险”之处就在于其政见和党派始终飘忽不定，也从没有固定依附或从属于那个政治人物或政坛力量，相比于同时代的杨度、梁启超、严修等人而言，他似乎又是一个时刻怨天尤人的另类，不仅恨皇帝、官吏、保皇派，对革命派以及象征民国领袖的大总统也充满了怒与恨。或许在心灵深处，一种强烈的平民情结让他将一切独裁、霸权和仗势欺人的人和事均视作社会发展进步的障碍，并促使他矢志不渝的破除这一切障碍。

无论如何，章太炎的种种言论和行为举止已经开始触及袁世凯的逆鳞了。他召章太炎入京并授予同辛亥革命领导人孙武、蒋翊武等人同等爵位的“勋二位”荣誉，同时指示军法处随时观察对方的一举一动。

民国初期勋章种类

出乎他意料的是，章太炎这次将重心从国事暂时转移到个人私事上来了。1913年6月，44岁的章太炎在上海哈同花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迎娶了30岁的浙江知名女权运动先驱汤国梨女士，孙中山、黄兴和陈其美等革命党领导人也都纷纷应邀出席。

婚后不久，在北京共和党总部的邀请下，章太炎抱着“监督袁世凯执政”的想法再次入京施展抱负。殊不知，这次的袁世凯已经提前为他布好了陷阱，自己刚一进京便被军法处长陆建章设法软禁了起来。但软禁并不是长久之计，老袁的最终目的是操控章太炎，让他能心平气和的与自己合作共事。

为此，袁世凯计划给他安置一个考试院的虚职以示安抚诚意，但章太炎也真的和他较上劲了：要上任也不是不可，得先行拨付20万元的开办费用。

倒不是袁世凯财政吃紧拿不出这笔钱，也不是自己紧缩钱包舍不得拿出这笔钱，实在是一旦将这笔钱给了章太炎，不出意外他一定会用这笔钱网罗一批反对自己执政的学生弟子队伍，那样一来自己可真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老袁对此不置可否，章太炎也失去了等待耐心。1914年1月初，章太炎决定强行离京，但不出意外，还是在车站被老袁的宪兵阻拦。次日，怒火中烧的章太炎与袁世凯展开了一次激烈交锋，以“骂”遍天下之人著称的他从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向袁世凯“全面炮轰”。二人对骂的具体细节已不得而知，最终的结果是袁世凯拂袖而去，空留章太炎一人在此意犹未尽。

或许是被对方的言语所激而心生厌倦，或许是正在谋划如何处置这个让他啼笑皆非的知名人士，亦或是真正有让他更关心关注的大事，总之，自此之后袁世凯再不接见章太炎。

而当章太炎怀着愤懑心情再度来到袁世凯住处准备一抒情怀之际，等来的却是总统府为他精心准备的一驾马车，被骗上车也好，被推上车也罢，自己未来5年的命运将在这一刻奠定基调。

囚禁在北京龙泉寺的章太炎曾经顿顿饱餐，也曾绝食抗议，但唯独不变的，是他坚持研读经学并著书立说的决心，5年监禁生涯，他完成了兼具文学和史学价值的《章氏丛书》，尽最大努力延续着自己的革命精神。

等到1916年6月章太炎顺利出狱并南下上海之际，那个对自己时刻提防却又无从下手的袁世凯早已在一片众叛亲离的骂声中撒手而去，自己没能完成监督袁世凯执政的目的，却亲眼目睹了袁世凯执政的失败，真可谓“时也，命也。”

对袁世凯而言，章太炎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文人，既有古典文学底蕴，又有现代进步思想，这样兼具中西文化融合的学者代表无疑是他作为执政元首的一个潜在的挑战，但出于维护统治稳定和社会舆论平衡的目的，他又不能以极端手段简单解决，最终在啼笑皆非的情况下，选择了一种软禁的方式来隐藏这位名人。

对章太炎而言，在政治上缺乏成熟系统的主张以及多变的性格让他在与袁世凯的权谋较量中处于下风，但他不屈不挠的文人傲骨又为他平添了不少英雄气，让他在历经挫折、屡战屡败后依旧不向命运妥协并昂首阔步前行，这也是让袁世凯始终对他保持高度警惕的关键一点。

位于浙江杭州的章太炎纪念馆

如今，我想大概用电视剧《天道》中的一句话来形容民国初期这位“疯狂”的革命斗士似乎更为妥帖一些：

“大志戏功名，海斗量福祸，论到囊中羞涩时，怒指乾坤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