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36年的秋天，鲁迅这位被称为现代文学之光的巨匠骤然离世，带着不屈的笔锋走向永恒。他的逝世震撼了整个文坛，各界的吊唁与纪念如潮水般涌来。就在这弥漫着悲怆与敬意的时刻，一篇刺耳的文章却突兀出现。苏雪林，这位曾经的“鲁迅崇拜者”，竟在鲁迅逝世后，公开发文痛斥他“心理病态，人格矛盾”，瞬间点燃舆论场，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坛风波。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苏雪林走上了反鲁的道路？两位文坛巨擘间，又有怎样的恩怨纠葛？

鲁迅病中的最后岁月

1936年秋天，此时的鲁迅，已如一盏燃尽油尽的灯，却仍固执地在黑暗中绽放着最后一抹光亮。他的身体早已被病痛折磨得支离破碎，他的心却始终坚如磐石，依旧忙碌于文字的战斗中。

其实，鲁迅的身体向来孱弱。早在1935年时，瞿秋白、方志敏等革命志士的英勇牺牲，便狠狠刺痛了他的内心，像一把无形的利刃深深割裂了他的精神与肉体。那段时间，他的心情一度跌入低谷，身体状况也愈发恶化。当朋友们纷纷劝他休养时，他却摇头轻笑，说道：“不是说‘轻伤不下火线’吗？等我真的支持不下去再说吧。”话语虽轻，却透着一股不可动摇的坚毅。他深知，自己的生命如同流沙般逝去，但他依然选择以战士的姿态，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

1936年初春，一场寒冷的气候让他的病情再次雪上加霜。长期负责为鲁迅诊治的日本医生，也无力回天，家人瞒着鲁迅请来了一位美国医生。那位医生在诊断后，只冷冷地留下一句话：“倘若是欧洲人，五年前就已经死了。”当这句冰冷的判决传入耳中时，鲁迅没有表现出半点惊讶，反而释然地笑了。他早已看透生死，甚至对自己的结局有所准备。他没有绝望，更没有沉沦，而是更加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把剩下的时间完全投入到笔下的文章和无尽的工作中。

到了秋天，鲁迅的病情急剧恶化，但他依旧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一篇篇文章。他的书桌上，墨迹未干的稿纸堆叠成山。10月18日的上午，鲁迅仍坚持完成了悼念章太炎的文章。中午，他强撑着身子，简单吃了些饭后，又拖着虚弱的身体去拜访日本友人。晚上，他与弟弟周建人商谈了一些家事，仿佛一切如常。躺到床上后，他却感到胸口如被压上一块巨石，心情烦躁，呼吸也变得困难。他挣扎着坐起身来，试图缓解痛苦，却难以入眠。到了凌晨，病情急转直下，他勉强支撑着托人请来医生，但注射的药物也无法缓解他的病痛。鲁迅的身体，就像即将崩塌的高山，虽然表面仍显坚挺，但内部早已四分五裂。

10月19日早晨，他缓缓睁开眼睛，用尽全身力气翻阅当天送来的报纸，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阅读。他对身旁的人交代了几句后，便陷入了时断时续的昏迷中。清晨五点，鲁迅的身体开始剧烈抽搐，家人慌忙请来医生抢救。两针强心剂注射下去，却仍无法挽回这位巨人的生命。短短数分钟后，鲁迅的胸口停止了起伏，他的面容在最后一刻平静如水，仿佛整个世界的纷扰与喧嚣都已与他无关。

宴会失礼埋下裂痕

1928年的夏日，上海北新书局的老板特意在这个炎热的季节，筹办了一场宴会，邀请曾在书局出版过作品的文坛名流。宴会的场地位于上海法租界的一处精致洋楼内，席间聚集了当时文坛最耀眼的一批人物。鲁迅、林语堂、郁达夫等作家们齐聚一堂，酒香与谈笑声萦绕在空气中。这场看似祥和愉快的聚会，却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为鲁迅与苏雪林埋下了不可磨灭的裂痕。

那天，苏雪林也受邀参加了宴会。她是刚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抱着对文坛前辈的无限崇敬，顶着骄阳从南京赶到上海，心中充满了期待。穿着素净长裙的她步入宴会厅时，空气里充满了西洋装饰的雅致氛围，宾客们的谈笑声与高脚杯碰撞的清脆声相得益彰。她怀着忐忑的心情，目光在席间搜寻那些只在书中认识的名字。这些人都是她心中仰慕已久的巨匠，她不仅把他们视为文学的标杆，更是抱着学习的心态前来，希望能与他们有所交流。

在书局老板的引荐下，苏雪林依次向这些文坛前辈问好。林语堂和郁达夫对她的到来显得格外热情，不仅站起身来与她握手，还赞扬了她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文章，称赞她文字细腻，见解独到。这些溢美之词让苏雪林脸上浮现出羞涩的笑意，内心如沐春风。当她满怀期待地走到鲁迅面前时，场景却变得截然不同。那一刻，鲁迅正低头抽着烟，脸上没有丝毫表情，眼神透过烟雾若有所思。当书局老板介绍苏雪林时，鲁迅抬起头，仅仅微微点了点头，既没有起身，也没有伸手问候，甚至连一句寒暄的话都没有。苏雪林伸出的手顿时僵在半空，手心泛出尴尬的冷汗。她试图挤出一丝笑容，却发现对方已经重新低头，不再看她。

这一瞬间的冷遇，让苏雪林倍感尴尬与屈辱。她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放下手，神情僵硬地退回座位。原本期待已久的聚会，此时却像一场寒冬一般，让她的热情瞬间冷却。整场宴会的后半程，她几乎没有再开口说话，脑海里不断回放着鲁迅那淡漠的眼神。她无法理解，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竟让鲁迅如此冷淡对待她。

宴会结束后，苏雪林回到住处，内心始终无法平静。她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言辞不当冒犯了鲁迅？又或者是自己的文字招致了对方的不满？直到与朋友闲聊时，她才得到了一个“解释”。朋友告诉她，鲁迅向来厌恶《现代评论》上的文章，而她却频频在该刊发表作品，或许正因此触怒了鲁迅。虽然这一推测并没有确凿依据，但却在苏雪林心中扎下了根。从此之后，她对鲁迅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变。

这场宴会并不是苏雪林与鲁迅矛盾的终点，而仅仅是一个开始。不久后，北平女师大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学潮，学生与校长杨荫榆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多名学生被开除。刚刚从海外归来的苏雪林，出于对杨荫榆的敬重和对传统权威的维护，坚定地站在校长一方，甚至公开撰文为杨荫榆辩护。而鲁迅却毫不犹豫地站在青年学生的一边，笔锋犀利地批评杨荫榆的独断专横。两人针锋相对，文字交锋愈演愈烈，矛盾也在这场学潮中彻底激化。

苏雪林始终无法理解鲁迅的立场。她认为学生的抗议行为过于激烈，破坏了学术的严肃性，而鲁迅却在她看来“煽动”学生，这种行为让她感到愤怒甚至困惑。她开始撰写文章回击鲁迅，言辞中充满了讽刺与不满。鲁迅却并未因此改变自己的态度，反而更加旗帜鲜明地站在学生这一边。两人的文字之争从学潮延伸到更广泛的文化问题，彼此的敌意逐渐加深。

从宴会上鲁迅的冷淡，到学潮中立场的对立，苏雪林的心理渐渐被失望、不满甚至是怨恨所填满。她对鲁迅的仰慕在这种积怨中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对鲁迅态度的质疑与对其人格的批评。或许在此时，她已经决定不再做那个自谦为“鲁迅学生”的人，而是要在文坛上以“鲁迅对手”的身份重新确立自己的位置。

谩骂文章引爆文坛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离世的消息传遍全国，文坛上下瞬间陷入一片哀痛之中。这位以笔为刃、直刺社会沉疴的文坛巨匠，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他的葬礼庄严而盛大，灵堂里挤满了前来吊唁的名流、学者和青年学生。人们怀抱着对鲁迅的无尽敬意，在灵堂前低头默哀，甚至那些曾经被鲁迅严厉批评过的人，也在他身后选择了缄默，用一种复杂而含蓄的方式表达敬意。就在全国上下沉浸在追思与怀念的氛围中时，一个突兀而刺耳的声音响起，像一记闷雷炸裂在人们的耳畔。

这个声音，来自民国才女苏雪林。她在鲁迅辞世后不久，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四千余字的长文，不仅毫无哀悼之意，反而言辞激烈地抨击鲁迅，称其“心理病态”“人格矛盾”，甚至将鲁迅描述为“党国之大患”。这篇文章毫无掩饰地释放出苏雪林对鲁迅的积怨和愤怒，彻底突破了文坛对逝者保持尊重的常规底线。文章的内容极具攻击性，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根刺，毫不留情地戳向刚刚离世的鲁迅。这种近乎冒犯的言辞，瞬间点燃了文坛的怒火。

苏雪林的文章很快被刊登在一家新创办的杂志上。文章发表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巨大反响。一时间，报刊杂志纷纷刊登文章谴责苏雪林的行为，直指她的不道德与无底线。各路文人接连发声，既为鲁迅抱不平，也批评苏雪林“居心叵测”，认为她是在以冒犯鲁迅为代价，博取公众的注意，抬高自己的文坛地位。文章中那些刺耳的语言，被批评为“冷血”“恶毒”，甚至有读者直言，她的行为是在公开“亵渎文坛的灯塔”。

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苏雪林却显得从容不迫。她不仅没有因此感到羞愧或恐惧，反而表现出一种难以理解的“自信”。她将那些批评她的文章一篇篇剪下，整整齐齐地收藏起来，最后甚至用秤称了重量，足足有五斤重。这五斤骂她的文章，在她看来不是耻辱，反而成了一种“成就”。她自嘲地向友人炫耀：“这些文章，都是我惹来的麻烦，但也是我写作的证明啊！”这种态度，让许多人更加愤怒，认为她不仅没有反思自己的过激言辞，反而以此为荣，实在是挑战了文坛的伦理底线。

反鲁斗士的疯狂与迷失

鲁迅辞世后的那些年里，苏雪林并未停止她对鲁迅的猛烈攻击，反而愈加变本加厉。她似乎将“反鲁”当作了一种使命，不仅通过文章，还通过各种场合表明自己的立场，以此吸引更多的关注。从文坛到社会，她的声音时刻在提醒着人们她对鲁迅的不满，而这种“不满”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近乎癫狂的执念。

在鲁迅去世后不久，由蔡元培牵头成立了“鲁迅纪念委员会”。苏雪林得知消息后，怒火中烧。她认为，纪念鲁迅是对中国文坛的“误导”，是对年轻人的“精神腐化”。她不顾一切地写了一封长达四千字的信给蔡元培，试图劝阻这位中国近现代教育的泰斗参与鲁迅的纪念活动。信中，苏雪林措辞激烈，将鲁迅描绘成“心理病态、人格分裂”的典型，甚至称他为“党国大患”，企图用这样极端的观点打动蔡元培。这封信由于种种原因并未送到蔡元培的手中，苏雪林对此感到愤愤不平。

她并未因此放弃，反而将这封信交给了一家新办的杂志发表，还特意将信中的用词进一步尖锐化。原本是劝阻的一封私信，在公开发表后，瞬间成为了文坛的焦点。信中的那些刺耳的言辞像一把刀，深深刺入了当时仍沉浸在对鲁迅哀悼情绪中的读者心里。她不仅挑战了文坛的道德底线，更激怒了无数普通读者。杂志一经刊登，立刻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批评与声讨。

这些声讨并没有让苏雪林退缩，反而让她更坚定了自己的立场。她对那些批评她的文章逐一阅读，不仅不感到羞愧，还仔细剪下收藏。她甚至炫耀地对身边人说道：“这些骂我的文章足足有五斤重，越骂我，我越觉得自己重要。”这种举动让许多人对她嗤之以鼻，认为她的反鲁行为早已超越了学术讨论的范畴，成为了一种博眼球的“表演”。

就在这场文坛风波愈演愈烈之际，苏雪林又将目光投向了胡适。胡适因其“提倡白话文”和鲁迅多次交锋，被苏雪林视为“同道中人”。她怀着极大的期待，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信中不仅表达了她对鲁迅的强烈反感，还试图拉拢胡适与她一起站在“反鲁”阵营。信中，她极尽批评之能事，用最尖锐的语言指责鲁迅的性格与行为。这封信换来的却是胡适的严厉批评。

胡适在回信中直言，苏雪林的言辞过于情绪化，缺乏理性，也缺乏学术价值。他认为，一个人可以对鲁迅的观点持不同看法，但绝不该用谩骂的方式否定鲁迅的贡献。胡适还在信中劝她反思自己的言行，以更加理智、客观的态度去探讨问题。苏雪林对此十分失望，她本以为胡适会站在她这一边，没想到他不仅没有支持，反而给了她当头一棒。这一批评非但没有让苏雪林收敛，反而让她的“反鲁”行为愈加疯狂。

多年以后，苏雪林流亡至台湾，但她的“反鲁斗士”形象依旧挥之不去。在台湾的岁月里，她不仅没有停止对鲁迅的抨击，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癫狂状态。她撰写了一系列批判鲁迅的文章，试图通过学术化的包装将鲁迅贬低为一个“反面典型”。这些文章因充满主观偏见和情绪化的表达，几乎毫无学术价值，更多的是情绪宣泄和攻击性的文字，令学术界无人采纳。即便如此，苏雪林却仍然沉迷于自己的“反鲁”事业，甚至将鲁迅的名字挂在嘴边，成为她晚年人生中最为突出的主题之一。

她这种近乎执念的“反鲁”，不仅让人质疑她的文学判断力，更让人开始探究这种极端行为背后的心理动因。有人认为，苏雪林早年的尴尬经历和与鲁迅的几次冲突，让她对鲁迅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情感，这种情感夹杂着自卑、怨恨与不甘，最终演变成一种无法释怀的敌意。还有人认为，她是在借攻击鲁迅这样一位文坛巨匠，来获取自己在文坛中的一席之地。无论原因如何，这种持久而极端的反鲁行为，最终将她的文学生涯定格在了争议与遗憾中。

苏雪林晚年时，有人试图与她讨论鲁迅，但她却始终保持原有的态度，不肯退让半步。她的文字中依然充满着对鲁迅的刻薄批评，似乎对鲁迅的攻讦已经成为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反鲁”式的狂热，最终让她的学术形象黯然失色。她原本以细腻散文著称的才女形象，逐渐被贴上“偏执”“情绪化”的标签，她的文学贡献也被掩盖在了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阴影下。

结语

或许，这场“反鲁”风波的背后，既有个人恩怨的激化，也折射出了那个时代复杂的文化立场与人际冲突。苏雪林的极端行为却让后人反思：在文学评价与学术批评中，理性、客观与包容的重要性。鲁迅离世后，他的思想与精神依旧滋养着后世，而苏雪林却在反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迷失在自己的执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