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在他的小说《极花》的后记里，谈到贫穷与生育，写了这么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他说：“往往越是卑微的生命，如兔子、老鼠、蚊子，越是大量地繁殖……”，生育的本能，原始又荒蛮，偏偏那生命力又蓬勃的惊人，叫人敬畏的发怵。

本来就过得艰难，偏偏拖着蚂蚱似的一串儿女们雪上加霜，活在现实里是可怜可恨，写进小说里，便是绝佳的苦难叙事、绝妙的艺术纵深。

《丰乳肥臀》中，莫言将不同父亲的8女一男，写给悲苦一生的上官鲁氏，母爱便镀上厚重到悲怆的质感；张爱玲笔下，落败的旧式大户人家里，守着干巴巴“淑女”身份、泱泱挤在逼仄空间里的六小姐、七小姐、八小姐们，脂粉盒掉进鸡毛堆里，命运就有了嘲讽般的悲凉。

在动荡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一对被生计煎熬着的夫妻，一群灰头土脸的孩子，烟熏火燎中过得跌跌撞撞、急赤白脸，这样的故事总归是戏剧性地讨巧的。贴近现实，又能在他人的苦难中寻得慰藉，生出隐秘且舒适的悲悯。未夕的《乔家的儿女》备受关注，也在情理之中了。

小说前两句便是高潮——“乔一成十二岁的时候 ，添了个小弟弟。可是，没了妈。”

一成、二强、三丽、四美、七七，一个不负责任的赌鬼老爹乔祖望，闻得到生活的苦，看得着未来的浪，这故事，催着人读。

这位出场就因生第五胎而难产死去的妈妈，是十二岁少年乔一成模糊的爱与仓皇失措的痛。在别人的只言片语里，拼掇成一个温和隐忍、善良无私的灰白形象。她三十五年的人生，最后定格于一张同样模糊不清的遗照上，被闲言碎语切割，被时间细细遗忘。

多年以后，在二姨夫齐志强临终前的回忆中，乔母的形象才如弥散的薄烟聚拢成一线：她叫“淑英”，也曾血肉丰满地美丽过、恋爱过，而不仅仅是乔一成记忆里肚子鼓起来、又瘪下去，没什么光鲜衣裳穿的臃肿妇人。

12岁的乔一成，在失去妈妈之后，顷刻间长大，用稚嫩的肩膀担负起照顾弟妹的责任，因为他是大哥，长兄如父，向来如此。正如小小的他所想：“不幸，却由命运交到你的掌心，不要都不行。”

在咱们传统的约定俗成的家庭观念里，只要是老大，哪怕是早一两分钟出生的双胞胎，也应该理所当然的“懂事”。

记得看过一个纪录片，一对孪生姐弟，剖腹产时姐姐被父母选择做老大。姐弟两个每次争吵，父母都会说：“你是老大，为什么不能让一下弟弟？”在一次看电视被弟弟抢了遥控器、向母亲求助无果后，小姑娘彻底崩溃了，哭着等爸爸下班“主持公道”，结果委屈的姐姐又被爸爸教育了一通“不懂事”，最后向妈妈道了歉才被称赞“好孩子”。看得如鲠在喉，倒吸凉气！

为什么成年人如此想当然地让同样是孩子的老大“懂事”？以家庭之名自私粗暴地挟持老大的情感，强加以责任，本质上是父母对教育的无能与懒政。

旧时代之下成长的乔母，自然更无以逃离身为老大的精神桎梏。

淑英与妹妹淑芳同齐志强青梅竹马地长大，姐妹俩都对这个踏实端正的男人动了心。淑英白净腼腆，与齐志强情投意合，就在两个人订婚之际，淑芳却大病了一场，病中跪着乞求姐姐：“你把志强让给我吧。乔祖望也是很欢喜你的，他家有个店子，条件不错的。”

淑英为难，平常她什么都可以无私地让给妹妹，但深爱的未婚夫她怎么能让呢？淑芳一句你不让我就去跳长江，到底击中了她的软肋，母亲去世前，一再叮嘱照顾妹妹，她不能让妹妹丢了命。

妹妹自小被偏爱，自私的理直气壮，她有恃无恐，对自己的幸福奋起直追，不管不顾。

担着父母期望与家庭责任的姐姐却不能，在办喜事前不久，淑英瞒着不明就里的齐志强，迅速跟了乔祖望。这一“让”，人生置换、命运改写。

乔祖望对家庭漠不关心，钱和人都耗在牌桌上，淑英从此在穷困的泥泞里拖儿带女、困顿挣扎。快临产都舍不得坐公交车忍痛走到了医院，一个人生下孩子，乔祖望还在牌桌上兴致酣酣……

当少年乔一成暗自期望有二姨夫这样负责任的父亲时，当二姨家的儿子齐唯民纯净优秀的像一束刺痛他的光时，他再也不会想到，他原本可以幸福的人生，是被妈妈的善良葬送的。温润如玉的表哥，是被健康和满的家庭徐徐焙出来的。他只有长出张牙舞爪的尖刺，才能保护他幼弱的弟妹。

妈妈身为老大自觉的“懂事”，为她悲剧的命运点燃引线，随之炸的七零八落的，还有她子女们的人生。当乔一成为弟妹们自我让度的人生与他的母亲慢慢重叠时，原生家庭悲剧的延续性更令人叹息，像燃不烬的火星子，誓把生活烫出个漆黑的无底洞。

电影《教父》中有这么句经典台词：“没有边界的心软，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毫无原则的仁慈，只会让对方为所欲为。”

在自我牺牲的自觉下嫁给乔祖望的淑英，从没为自己活过一天。小说中一笔带过的“男人不争气，不顾家，孩子多拖累重”，即可窥见她现实中的狼狈，直至死亡，12年婚姻带给她的，是没完没了的生育、捉襟见肘的生活、累死累活的生存。

对于不负责任的丈夫，淑英的态度只有逆来顺受的隐忍与软弱。怀老五时，困窘的经济状况叫她犹豫，偷偷跑了两回医院，终因为忌惮丈夫没敢做手术，纵使这样，还叫丈夫拍桌子打板凳，把她臭骂了一通。

甚至给最爱的大儿子一成吃个溏心蛋的自由，淑英也没有。担心着被丈夫发现，偷摸让一成躲在厨房杂物后面飞快地吃，烫得直叹气。临盆在即，她也“识相”地独自步走去一个偏远且收费低的医院，不去叨扰正打麻将的丈夫。

在本应该平等的夫妻关系里，淑英的姿态低到了尘埃，越是对丈夫退让、没有要求，她越得不到最基本的尊重。一个人在产房生下老五后，乔祖望去看一眼的欲望都没有：“有什么好看的，哪家女人不生孩子？她也不是第一次生，怎么这次就特别金贵了？”

触目惊心的冷漠，默默为家庭燃烧奉献自己的淑英，一步步走进自己用“无私”堆砌出的泥淖，最后的死亡，亦成了丈夫和旁人那里一声无足轻重的叹息。“一辈子一件好衣服也没穿过”，灵堂上拉了大红的帐子，是丈夫给她最大的一点“犒赏”，为了安抚自己中年丧妻之痛，乔祖望连着打了两个晚上的麻将……

《乔家的儿女》一书里，不乏个性鲜明的女性，但过得好的，都是知道自己要什么的。

乔一成的前妻叶小朗，同样困难家庭出身，看清乔一成安于现状的心后，果断与平淡的婚姻切割，努力备考出了国；与乔一成暧昧过的女同事胡春晓，虽原生家庭上的共鸣与乔一成心有戚戚，但还是迅速嫁给了家境优越却长相丑陋的“杰出”青年，以夫家的人脉资源实现了阶层的跃迁，事业也平步青云。

最具现实意义的，就是淑英的妹妹淑芳。她从姐姐那里抢到温和顾家的齐志强，便有了安定的生活，三个子女都各有出息。齐志强去世后，很快又再嫁，一生没吃过苦受过累。

淑英的性格，其实很具有代表性，她的安于奉献、任劳任怨，是很多“母亲”形象的缩影。当我们习以为常妻子与母亲的角色，就是“自我牺牲”时，讴歌也成了一种无形的道德绑架。

所以书中的旁观者，感叹乔一成兄弟姐妹的孤苦无依、唏嘘乔祖望的壮年丧妻，甚至闲话编排怀疑淑英的贞洁，唯独忽略了这个最无私的女人写满苦难的一生。

为了妹妹，淑英奉献出自己深爱的未婚夫；为了家庭，淑英奉献出自己的人生甚至生命。然而作为受益者的妹妹，在她丧事时就惦记要那顶灵堂里的红帐子；她做惯甩手掌柜的丈夫，为她的医药费和丢下的一堆孩子窝火抱怨。

一个太过于“无私”的人，往往纵容了身边“自私”的家人。长久的奉献已逐渐熔为人格的一部分，他们将自我的需求与情感统统隐藏，反而所有付出都被认为天经地义。假如淑英有说“不”的态度，有追求自我的勇气，有抗争婚姻的无畏，她又怎会沦为一个失语的“生育机器”、并在这样被定义的价值中死去？

常言说“我们的善良要有锋芒”，同样，我们的付出，也要有底线，这个底线，便是先爱自己的“自私”！以此为基础衍生的一切“爱”，才是健康正常的情感关系。

《乔家的儿女》这本小说，主语在“儿女”上，它攫取时代缩影下一群人代表性的成长经历，虽然是以艰难的成长与痛苦的拉扯为底色，但它想凸显的是亲情剪不断的羁绊，虽“各人有各人的泥潭”，却因为一个“家”字，打不散、拆不开，在困境时相依为命、彼此扶持。

尽管小说为了戏剧性增加了诸多不合情理的冲突，但切切有一种真实感，我们会发现，书中的人物与故事，与现实中的某些人、某些事重叠，这些都是散落在生活里的人间真实，在看不见的角落，四处上演。

山水一程，儿女们各有归处。合上书，我总想那几笔带过就死去的乔母，一个推进剧情的失语者，把她的温柔、无私、简朴、强韧都隐于岁月，笼统为一个“母亲”的称呼。这样被忽视的她，随处可见，为家庭付出所有，唯独忘记去做自己，劳碌一生，仿佛本来就该如此。如果她活着，扛起这个家的，定然还是她。

书中二姨夫临终前的回想令人动容，在他的内心深处，藏着一个叫淑英的女孩，她不是谁的妈妈、谁的妻子，她青涩好看、情感细腻，她拥有过真正美好的爱情。这隐秘的回忆，是给予淑英这个角色最悲悯的温情。

王小波说“似水流年是一个人所有的一切，只有这个东西，才真正归你所有。其余的一切，都是片刻的欢娱与不幸。”正因依靠着那片刻娱，多少如淑英一样的母亲，走完了她们被索取、被忽视的一生。很不想赞美这样的人生伟大，但我们都愿意承认，“她”很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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