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1月2日，原江苏省监委书记邱一涵因病在南京去世，年仅49岁。

当时，邱一涵的儿子袁振威尚未长大成人，根据江苏省委的决议，袁振威就交由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江渭清抚养。

江渭清、徐敏夫妇始终对袁振威视若己出，就连袁振威后来也撰文怀念养父称：

“我成了江家唯一一个不姓江的儿子，得到的却是比儿子更多的关爱。”

袁振威的父亲袁国平与江渭清是战友关系，而袁国平的名字，除了熟悉党史的人尚能回忆外，多数人已经不大熟识。其实袁国平参加革命的资历很老，而且抗战时期担任过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1938年初，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南方八省的游击队走出深山，改编为新四军，踏上抗日的战场。

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以后，对于在部队中谁来负责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中共中央也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因为按照国民党当局的要求，无论是新四军、八路军都不允许设政委，因此兼任着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的副军长项英，就成为了事实上的政委。

可项英身上肩负的任务太多，忙不过来，考虑到实际需求，中央决定，调时任中共陇东特委书记兼八路军驻陇办事处主任袁国平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当时，毛主席在给项英的电文中称：

“中央决定派袁国平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

接到命令的袁国平大喜过望，因为他早有到抗日前线的想法，他在给侄子袁振鹏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过惯了战壕生活，正请求我党中央派我去抗日前线工作，愿为我中华民族之生存和解放，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英勇战斗，纵然捐躯疆场，死而无憾。”

应该说在新四军中，袁国平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新四军的日子里，袁国平一面积极投入工作，一面仍不时地思念家乡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

1929年，时任中共湘鄂赣特委宣传部部长的袁国平到平江横洞视察，意外结识了平江人邱一涵。

邱一涵是在父兄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虽然裹过小脚，但个性坚韧，一下子就引起了袁国平的注意，在共同的信念下，两人最终顺利结合。

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邱一涵就协助丈夫袁国平做一些工作，并且还几次跟随丈夫上前线。

邱一涵之所以在49岁的年纪去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早年受过很重的伤，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时，邱一涵就上过前线，为了救战友导致右臂中弹，留下了终身的残疾，长征渡河时，又被敌机扔下来的炸弹炸伤。

长征时期，邱一涵又是跟随红军主力部队长征的三十名女战士之一，因为条件困难，又导致她的身体遭到进一步的摧残。爬雪山时，邱一涵因体力不支而晕倒，随后赶来的丈夫袁国平将她放到马背上，只是个性要强的邱一涵拒绝享受这种“特殊待遇”。

婚后多年，袁国平与邱一涵始终情深意笃。

不过很遗憾，因革命的关系，袁国平与邱一涵不得不忍受与子女分别的痛苦，大女儿雅音后来就被留在湖南老家，交给外婆抚养，可惜因外婆在躲避国民党搜捕时不幸身亡，雅音13岁就被迫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小女儿珍霞则是交给了祖母抚养，因无钱看病不幸夭亡。

三个孩子之中，小儿子袁振威是1939年出生的，而且他也是跟随母亲最长时间的孩子。

对于父亲袁国平，袁振威其实没什么印象，因为他2岁的时候，父亲就牺牲了。

袁振威出生时，新四军的处境已经相当艰难，不仅要应对日伪军，还要随时应对国民党顽军。

1939年3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捏造了新四军“七十二款大罪”，并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要求新四军领导干部去答他的责难，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鸿门宴，但为统一战线考虑，中央还是决定派人出席。正在军部巡视的周恩来点名袁国平去。

当时，邱一涵怀着袁振威已经七八个月，也许是担忧丈夫的安全，也或许是身为一个孕妇的柔弱，一贯坚强的邱一涵竟然忍不住落泪，袁国平见状，也只好安慰妻子。

临别之前，袁国平嘱咐妻子：

“如果孩子生下来是个女孩，长大了就让她学音乐；如果是个男孩，就让他去当兵，名字就叫皖南。”

时隔多年以后，袁振威才体会到父亲的用意，父亲是要他永远记住皖南，记住皖南人民，记住为民族生存、人民解放而英勇战斗的新四军。

袁振威出生后不久，即被父母送回老家。

1941年元月，新四军军部以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第三战区9个多师的兵力围困。

面对敌人的袭击，袁国振镇定自若，并鼓励战士们：

“皖南的新四军就像池塘里的龙，无用武之地；一旦出去就活了。龙入大海威震四方，定使敌人丢魂丧胆。现在国民党顽军对我们进行袭击，给我们造成了困难，我们一定要冲出去，最后胜利必定属于我们，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铁的新四军。如果我们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

袁国平率部奋勇突围，激战中身中四弹，跌落在草丛中，当时仍有呼吸，是卫士连副连长李甫率队路过时发现，又将他抬上担架继续转移。

整个突围过程中，李甫率领的100多人几次遭到敌人伏击，伤亡很大，袁国平途中几次昏迷又几次情形，等渡过章家渡以后，袁国平从昏迷中醒过来，断断续续地对李甫说：

“这样下去我们一个都出不去，……这里的情况还要向中央报告，你们……赶快突围，…不要…管…我了……”

袁国平挣扎着从怀里掏出一个笔记本连同七八枚大洋一起交给李甫：

“这是党费！”

“向组织上替我汇报。”

在场所有人均忍不住失声痛哭，但是谁也没注意，袁国平此时已悄悄拔出身上的勃朗宁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

皖南事变以后，邱一涵与胡立教的夫人顾平、李一氓的夫人王仪由组织安排，提前转移到了盐城。

当丈夫牺牲的消息传来，邱一涵简直痛不欲生，但她仍然以极大的毅力，克服北上的情绪，投入工作当中。

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每到晚上，邱一涵总是准备许多碎布，一针一线的缝口袋，这样大大小小的口袋，邱一涵一连缝了几十个，在丈夫去世，几个子女又都天各一方的情形下，邱一涵把对他们的思念，都缝在这一针一线之中。

1944年，彭雪枫将军牺牲，邱一涵特意去探望他的夫人林颖，想起了英年早逝的丈夫，两人情不自禁的抱头痛哭。

邱一涵安慰林颖：

“林颖，你还记得雪枫生前说的话吗？我们共产党人一切都是党的、人民的，连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属于党的，属于人民的。让我们坚强起来吧！我们共勉！”

为了给林颖减轻负担，邱一涵把彭雪枫的遗腹子、才刚一周岁多一点的彭小枫接到了身边，当做自己亲生孩子一样照料。

1946年夏，邱一涵因积劳成疾，不得不在党组织安排下，前往上海治疗，在上海治疗期间，为了让她的情绪上有利于病情好转，上海的地下党组织特意将她的儿子从老家接来。

离开父母的日子里，袁振威过的并不好，地下党的同志刚把他接到上海时，就告诉邱一涵：

“小浣郎（袁振威）在老家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带着双目失明的奶奶沿街乞讨度日，找到他时，小浣郎身上长了个脓包，躺在奶奶的怀里奄奄一息。”

邱一涵心里很是难受，她爱怜的把儿子抱在怀里痛哭：

“孩子，我是你妈妈，是你妈妈呀！”

也就是从此开始，袁振威就没有再离开过母亲。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邱一涵出任了南京直辖市学区党委书记，并历任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南京市人事局局长、华东地区妇联主任、上海市妇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江苏省监委书记、全国妇联执委、华东行政委员会监察委员等职。

邱一涵1956年去世，袁振威满打满算，在母亲身边也就只有10年时间，但却受母亲影响最深。

小的时候，袁振威见别人都有爸爸，自己却没有，曾缠着母亲问，但母亲告诉他：

“你父亲在前线打仗，是个炊事员。”

在大连“三八”子弟小学读书时，周围的同学的父亲，不是军长、师长，就是司令员、政委，袁振威也自豪的告诉别人，自己的父亲是“炊事员”，结果惹来同学们的嘲笑。

袁振威回到家里，委屈的扑在母亲怀里哭，母亲安慰他：

“孩子，司令员和炊事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炊事员烧饭，大家就得饿肚皮，就不能打胜仗。当炊事员一样光荣啊！”

邱一涵后来也考虑再三，决定将孩子转到普通学校去读书，与老百姓的孩子在一起。

袁振威记得很清楚，母亲从小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常常告诫他：

“不要把父母的功劳记在自己的账上，要忘记社会给予的一切优越条件，依靠自己去生活！”

只是很遗憾，因为战争年代的创伤，加上多年来积劳成疾，邱一涵不幸病故，袁振威也从此失去了母亲，但更庆幸的是，父母生前的战友对他投入了很多关爱，帮助了他成长。

1949年，袁振威岁母亲般到了南京，当时他们家隔壁就住着江渭清一家，两家人经常往来，彼此很熟悉。

江渭清与袁国平曾是老战友，早年在湘鄂赣闹革命时，两人就很熟悉，江渭清、徐敏两人与邱一涵更是老乡，两人都是湖南平江县人。因为邱一涵参加革命早，所以江渭清每次都亲切的称她为“邱大姐”

袁振威记得很清楚，母亲当年随大军南下途中，就曾将他寄放在江渭清家里。

对于这个幼年时就同父母分别的孩子，江渭清夫妇很关照。

1956年，邱一涵病逝后，留下了尚未成年的孩子，当时江苏省委就决定，把孩子交给时任省委书记的江渭清代管。

就在母亲下葬的当天，江渭清就把袁振威接到了家里，徐敏亲自给孩子安排了住处，江渭清对袁振威，就如同对待亲生儿子一般照料，袁振威记得，江叔叔曾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虽然你喊我叔叔，我承担的却是做父亲的责任。”

袁振威也坦言，自己从小就自控能力差，对于长辈们教育的话往往也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江渭清怕他多心，并不经常数落，反而时常是那自己儿子开刀。每当两人调皮玩耍，挨批评的通常都不是自己。

不仅仅是江渭清，三野不少的老同志，如粟裕夫妇、张震夫妇都对袁振威很是关照。

在邱一涵去世后，张震夫妇也把孩子接到自己家照料，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袁振威在《须鬓如霜白，长征继向前》一文中回忆道：

“妈妈下葬后没几天，张震叔叔和马龄松阿姨把我接到他们家，把一张叔叔亲自拍摄的马阿姨和小阳兄妹在我母亲墓前的合影照片送给我，并动情地说：‘你妈妈走了，还有江叔叔，还有我们，以后有什么事就跟我们说。’

也是从父母老战友这里，袁振威这才了解到父亲生平是个怎样的人。

江渭清就不止一次的对袁振威说过：

“卫士连的职责就是保证首长的安全，而你父亲为了不当俘虏、不连累大家，对自己开了枪。为部下自尽，世上少有”“人要是都像他那样，处处都能为别人着想就好了。”

袁振威曾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如何看待自己父亲的选择。他诚恳谈道：

“我父亲置身革命，是以牺牲一切为代价的，远在北伐战争时期，在整装待发时，我父亲在给奶奶的照片背后写了一封短信‘我愿拼热血头颅，战死沙场以博一快，万一凯旋生还，再睹此像，再谈此语，其快乐更当如何耶’……所以，我们全家都为父亲最后的壮举感到骄傲。”

值得一提的是，袁国平在牺牲以后，其事迹多年来不为人所知，也未得到公正的评价。

袁振威就此事曾给时任军委副主席的迟浩田写信，希望能给父亲一个公正的评价，就在把信递交上去之前，袁振威专门去请教了江渭清叔叔的意见。没想到的是，江渭清一看到他这封信，不仅连连称好，还在信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这样一来，这封信就变成了两人联名。

后来粟裕的夫人楚青告诉他：

“迟浩田同志要我转告你，他说：‘小袁的报告我已批了，这个事情早就该办，因极左思潮的影响耽搁了。告诉他，我在项英诞辰100周年的讲话是中央精神，不是我个人意见！’”

袁振威后来把这件事告诉了江渭清，江渭清也很高兴：

“浩田这样做就对了嘛!项英是有错误，对皖南事变造成的损失是有责任，但毕竟还是伟人、是革命战士，是有重大贡献的嘛!”又说“你父亲有才华、有本事，兢兢业业做事情，对新四军、对革命的贡献多大啊，哪个不佩服!只让他当一个政治部主任，却要他去陪绑负全军的责任，他的功劳全给忘了，不公平嘛！”

从后来袁振威的成就不难看出，他继承了父亲乃至于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

袁振威在海军从事科研项目很多年，在许多领域均有很大的建树，但唯独没有获得荣誉，盖因他所研究的领域具有较强的保密性，因此不便公开颁发荣誉，因此袁振威也被人称为是“没有获过奖的功臣”。

1993年，袁振威患了严重的胆囊炎，但他当时仍然担任着海军一项重大科研项目的总设计师，根本无暇手术，为此他强忍病痛，坚持在岗位上，胆囊炎发作次数越来越频繁，疼痛越来越难忍，但袁振威却仍然坚持在岗位上。

就这么一连拖了几年，袁振威才被送上手术台，据医生后来回忆称，当时他的胆囊已经被炎症折磨的像一个烂茄子。

有人曾问袁振威：

“你这一生拼命工作，到底图个啥？”

袁振威回答道：

“我无个人所图，只图振国威扬军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