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蓝白。

这两年，身边的老人，肉眼可见的变多。

前几天去吃饭，一个老太太系个围裙颤颤巍巍的上菜，我连忙接住盘子说，阿姨我来我来。

去超市里，满眼尽是头发花白的老人排队结账。

清明节出去玩，景区里人头攒动，也多是白发苍苍。

潜移默化的改变背后，是一些冷冰冰的数字。

去年我国首次披露了十四五退休人员的预期数量，5年里，每年将有超过800万的退休人员，以往，这个数字每年只有400万~500万。

要知道，这只是城镇职工退休的数字。

在这个群体之外，还有茫茫多的农村老人，外出高龄农民工，城镇个体户和无业人员，他们更需要被看见。

现在，我国占全球老龄人口总量近四分之一，接近欧洲和北美地区之和。

这里先理清一个概念，不是说60岁就叫老年人了。

国际上对劳动人口的定义，是15-64岁。对老年人口的定义，是65岁以上。

招商宏观的测算，10年之后，我国老龄人口将增加到3.33亿。

蓝白今天想跟大家聊聊，老龄化将会对我们的经济生活产生多大影响？城乡之间的鸿沟差距、未来养老金的缺口有多大？哪些方法可以缓解老龄化的压力？对普通人来说，又该掌握哪些知识和技能，来抵御这一波冲击？

以前说过，退休潮不可怕，可怕的是很多人生命里根本就没退休二字。

三农专家陈锡文说，现在农民实际发放的养老金，每个月平均只有188块钱，只有城镇职工养老金平均每个月3577元的5.26%。

188块，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连顿小龙虾也不够。

但放眼全国，基础养老金的补贴能达到200块就不错了。

《中国新闻周刊》的统计，基础养老金在100～200元之间的省份高达25个。

最低的是云南，只有103块，湖南和四川也差不多，只有105元。黑龙江，辽宁是108元，安徽省是110元。

为什么说我们的老龄化最特殊？问题就出在“城乡二元差异”上。

比较一下各国老龄化进程会发现，我们老的太快了。

各国发展到深度老龄化社会的时长，法国用了126年，美国用了70年，我们只有20年。

有人说这样比不对，日本韩国也老的快啊。

这话没毛病，日本用了25年，跟我们差不多，韩国更离谱，18年时间就发展到了深度老龄化。

孩子变少，老人变多，东亚三国可太像了。

但是等等，我们和韩国日本还有点不一样。

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外卖网约车灵活就业者，快递服务员劳务派遣和外包，户籍在农村，城里没有家，岁数大了只能返乡，收入还没跟上，人就老了。

2021年，我国正式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当时人均国民收入是11,950美元，相当于日韩同等老龄化率下的三分之一。

东亚老龄化的共同特征是“开始晚、加速快”。

但是，我们因为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又出现独特的“未富先老”型社会。

更大的冲击，来自15-64岁劳动力人口的减少。

遥想2012年，那个时候是出口和基建增速的巅峰，也是中国劳动力的巅峰，达到了惊人的10.06亿。

2022年，这个数字变成了9.49亿人，年均减少712.5万人，相当于每年减少一个福州或南昌。

“年轻人不够用”的后果是：养老金也不够用了。

在没有延迟退休的情况下，3年后，养老金收入会达到峰值6.99万亿，4年后开始收不抵支，11年后，也就是2035年，会耗尽基金。

这个数字不是我在危言耸听，是社科院发的一个报告，名字叫《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

之所以社科院做出这么激进的预测，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的社保是“现收现付制”：由当代在职人员缴纳养老金，用于上一代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支付。

但是，1997年之前，已经退休或者已经工作的人，过去是没有个人账户积累的，而这些人退休后领的钱又最多。

这个窟窿，会随着视频开头我们提到的退休潮加速，变得越来越大。

咱们的老办法是什么？

转移支付，说白了就是“抽肥补瘦”，有钱的地方，多给穷兄弟们做贡献。

大家可以了解一个指标，叫“参保赡养率”，算法很简单，退休人数/职工人数，数字越大，负担越重。

年轻人多的广东，参保赡养率是17.4%，确实不高。

但是，厂里退休大爷大妈云集的东北，参保赡养率高达78.2%！

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老方法，只适合年轻人多的时代。

再过十年二十年，广东有没有这么多打工人还是两说呢，哪还有余力顾及老乡和老铁们？

能不能领到退休工资先按下不表，老龄化对社会最大的创伤，其实是抑制创新。

《政治经济学期刊》有个研究，全球83个国家130万15-60岁间的个体创业活动里，企业的高级岗位，往往被资历高的老龄员工占据。

老龄化降低了所有年龄段的创业倾向与比例，产生了所谓的“阻挡效应”。

也就是说，社会越老，机会越少。

年轻人的晋升机会被老年人挡住了，这和如今00后对7080一代吃到红利的不满是一样的。

能缓解老龄化压力的办法还有什么？

一个很重要的办法是国资划转社保。

把央企和地方国企10%国有股权转给社保基金，2017年开始这项工作，今年3月份已经完成，每年分红收益能有几百亿。

简单说，就是用国企的真金白银，往养老金的储蓄罐里存钱。

还有就是大家议论最多的延迟退休，这一招很好理解，既然池子里的水不够，那就让喝水的人多排排队嘛。

今年两会已经有媒体吹风，大概率会延迟到65岁。

另外，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个人养老金”，每年存一万二到个人资金账户里，这笔钱不光能买金融产品，还可以用来做税前扣除，投资产生的收益也不征税，退休之后可以领取。

但是，以上这些办法，也只能略微缓解老龄化压力。

国资股权的分红规模终归有限，退休年龄延迟5岁，那5年之后呢？好比研究生扩招延缓就业压力一样，早晚都要面对的事。

对个人来说，养老金账户完全封闭，几十年后才能取。

对收入低的来说，有没有个税优惠都无所谓。收入高的，每年只能存一万二，省不了多少税，存了跟没存一样，就算能多存，买了机构发的产品，能不能增值还不知道呢。

说到底，社会财富的蛋糕就这么大，分蛋糕的切法花样再多，都不如把蛋糕做大。

怎么做大蛋糕？

这里要说到一个名词，叫“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总产量和全部生产要素投入量之比。

我们的增长模式，依赖的生产要素有三个：资本、劳动力和土地。

1978-2010年，户籍制度放松，高考恢复，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叠加80年代婴儿潮，人口自由流动。

内需拉动城镇化，外需拉动工业化。

从钢铁水泥到工程机械，从白色黑电到消费电子，从汽车风电和太阳能设备。

依托巨大的规模优势，在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双重驱动下，在极短的时间内，生产率迅速提高，改写全球产业格局。

这个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拉动超过3个百分点。

但是，到了2015-2019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拉动年均只有0.2个百分点，增速大幅下降。

为啥降这么多？

原因很简单，在老龄化的威胁下，没有年轻人，土地卖给谁？谁来生产？谁来投资？花钱搞基建谁来用？

换句话说，老龄化如同三体里的“智子”一般，把资本、劳动力、土地这三个生产要素的天花板，给锁死了。

资本与劳动力要素被锁住，怎么办？

答案有且只有一个：技术进步。

美国有个经济学家叫索洛，他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理论：长期的经济增长，只能依靠技术进步，而不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

因为这个理论，他还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过去三次技术革命，是机械化（蒸汽机发明为标志）、电气化（内燃机和电力使用为标志）、信息化（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应用为标志）。

现在，是以AI为标志的第四次技术革命。

上面我们聊到，老龄化的威胁，是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效用下降，社保入不敷出，抑制年轻人晋升和创新，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给大家举个经济增长停滞的例子，生活中你有没有发现：

冰箱、空调、手机等电器的价格越来越便宜，但是，一顿饭、一场表演、一次理发的价格却越来越高？

原因在于：冰箱、空调、洗衣机是制造业，是“进步部门”，厨师、理发、表演是服务业，是“停滞部门”。

前三次的技术革命，使制造业劳动力生产率飙升，工厂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劳动力只能涌入服务业。

服务业的劳工越多，年龄越老，劳动生产率就越低下，阻碍年轻人创新，创造的财富就越少，钱越来越难赚，最终引发停滞。

这就是经济学里的“鲍莫尔病”。

人工智能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1，AI能自我学习，可以高效完成像银行柜员、酒店前台、商场销售服务人员、教师、医生、金融分析师、会计师、律师们重复性的工作。

2，从出行、社交到办公、搜索，从娱乐、居住到教育、 金融和医疗，从早上刷脸支付买早餐，到晚上用智能助手关灯睡觉，从远程医疗挂号诊断，学校远程个性化教学，再到自动驾驶上下班，AI几乎可以覆盖所有服务业场景。

国君宏观报告说，如果把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三产业工作交给AI，能大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根本上解决“鲍莫尔病”。

IDC的统计，2022年中国人工智能行业应用渗透度排名前五的行业，依次是互联网、金融、政府、电信和制造。

很明显，排名靠前的大多是服务性行业。

这就是AI技术革命和前三次技术革命最大的不同：

不是提高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而是瞄准了老龄化加剧、效率低下、经济占比最高的服务业。

也就是说，在AI与人融合的过程中，改变传统依赖资本和劳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提高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做大社会财富规模。

关注政策风向的朋友都知道，2024年有个关键词，叫“新质生产力”。

怎么理解这个词呢？

过去的生产效率提升，是依靠庞大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我们看到了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强大的基建网络和工业体系，源源不断的生产商品，催生了兴旺的贸易和繁忙的港口。

但这个世界变老之后呢？

国与国之间竞争上限，是新生产力如何在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第三产业”爆发。

一边是劳动力加速衰老，另一边是百年难遇的生产力革命。

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10多亿的网民，4.3亿汽车保有量，拥有庞大的消费、出行、医疗、旅游、物流数据资源。

而城乡的二元差异，数百个城市，2000个县城，城乡基础设施、医疗、教育、养老、民生服务，又天然适合人工智能场景落地。

“二维码之父”原昌宏，在见识到中国移动支付浪潮后发出过感叹：能在一般用户中普遍使用，是他始料未及的。

同样的道理，现在AI是提升效率的大模型，是对话和搜索，是绘画和数据分析，在中国超大市场规模、完整工业门类和庞大用户基数的支持下，发展潜力难以估量。

从2000到2020年，中国产生了六千万工程师，程序员在2023年达到600万，这是中国在老龄化+AI时代，从“人口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的基石。

我们不缺人才，不缺场景，不缺用户。

父辈们经历了饥荒与动荡，换来了过去30年的繁荣，如今，对衰老的恐惧又笼罩在头顶。

社保不够用，劳动力不够用，消费预期变了，问题是一个接一个。

但中国人讲究“穷则思变”，这一场时代洪流下，普通人的命运沉浮与社会变迁才刚刚开始。

“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去尝试，去改变，希望我们都老有所依。

我是蓝白，今天先聊到这，咱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