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15日上午，一位看似平凡的中年妇女走进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中华路营业部，手中紧紧攥着一个小包裹。

当她颤抖着将包裹推向窗口时，谁也想不到这个不起眼的举动，竟牵出了一桩尘封19年之久的惊天大案。

随着银行工作人员打开包裹，一块近3斤重的纯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这位名叫黄淑珍的妇女身份成谜，她的丈夫关庆昌也形迹可疑。

难道这对夫妇仅仅是幸运地得到了这些金子吗？

20世纪60年代初，新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的关键时期。

1959年到1961年，中国经历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大跃进＂运动的失误，国民经济陷入困境，史称＂三年困难时期＂。

1961年，国家为了缓解粮食和物资短缺的危机，将目光投向了民间收集而来的黄金白银等硬通货。

这些贵金属可以用来从国外换取急需的粮食和物资。

为此，国家将冶炼黄金白银的重任，交给了有着悠久历史的沈阳造币厂。

沈阳造币厂始建于1896年，其前身是＂奉天机器局＂。

1986年，为纪念沈阳造币厂建厂90周年，正式更名为沈阳造币厂。

但在1961年，沈阳造币厂的名称还是＂沈阳六一五厂＂。

沈阳造币厂拥有先进的冶炼技术和设备，还有经验丰富的工人。

早在1898年，这里就已经开始制作银元。

正是凭借雄厚的实力，沈阳造币厂才担当起冶炼民间黄金白银的重任。

然而，这项任务涉及国家机密，保密级别很高。

为防止消息走漏，厂里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代号，黄金被称为＂100号＂，白银被称为＂200号＂。

所有与这项任务相关的物资，都要严格登记造册。

尽管保密工作做得很严密，但厂里在管理方面却存在诸多漏洞。

那时的沈阳造币厂，未冶炼的金银散落车间地面，冶炼好的金银也只是简单装箱封存在临时仓库里。

厂方将主要精力放在防范外部盗窃上，却忽视了内部管理。

正是这些薄弱环节，给日后的盗窃案埋下了隐患。

当年的沈阳造币厂还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印记。

厂区设有浴池、食堂等福利设施，工人的生活十分便利。

然而，就是在这个干部员工同吃同住、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大集体里，一个惊天盗窃案正在酝酿之中。

时任沈阳造币厂生产科科长的关庆昌，在组织黄金冶炼的过程中，动起了贪念。

一开始，他只是让妻子黄淑珍趁人不备时，偷些金料回家藏匿。

随着胃口越来越大，关庆昌决定铤而走险，实施一场胆大包天的盗窃计划。

关庆昌在沈阳造币厂工作多年，从一名普通工人升任生产科科长，是厂里的红人。

他在黄金冶炼任务中表现出色，工作能力得到领导的赏识。

然而，关庆昌对现状并不满足，他开始产生贪念。

最初，关庆昌只是让妻子黄淑珍利用在电解车间工作的便利，趁人不备时偷些金疙瘩、金耳子回家。

黄淑珍来去自如，将金料藏在贴身衣物里带出厂区。

就连生产工具金挂钩，她也没有放过，事后还把木柄拆下当柴火烧了。

夫妻俩看着这些来路不明的＂小金块＂，窃喜之余，野心也随之膨胀。

关庆昌不想满足于这些＂小打小闹＂，他意识到冶炼车间堆放着大量黄金，价值不菲。

于是，一个大胆的盗窃计划在他心中酝酿。

为策划这场＂金蝉脱壳＂，关庆昌做了缜密的准备。

他利用职务之便，暗中打探金库存放黄金的位置。

由于黄金冶炼属国家机密，相关信息都是绝密级别，就连厂里的普通员工都不知情。

关庆昌先是查阅了冶炼任务的进度表，但没有找到黄金存放地点的记录。

多亏他的妻子黄淑珍，经过一番刺探，终于发现黄金就藏在包装车间的一个不起眼的仓库里。

仓库不大，却存放着价值连城的巨额黄金。

由于保密要求和任务的特殊性，这批黄金没有送到金库，只是装箱后就地封存。

负责看守的，是几名资历尚浅的工人。

在一次例行检查中，关庆昌注意到其中一个箱子与众不同，里面只装了4块金锭。

其中2块是1960年的库存，一直配不成对，暂存此处，准备借这次任务的机会，凑齐后再移走。

这无疑是个绝佳的下手目标。

偌大一个厂区，哪里会有人注意这个角落里的小金库呢？更何况，沈阳造币厂的安保重点，还是放在防范外部入侵上。

对于像关庆昌这样的＂内贼＂，几乎没有提防。

4月17日，关庆昌开始着手制定盗窃计划。

他每天都趁人不备，到仓库附近踩点，寻找可乘之机。

从守卫的更替时间，到工人的作息规律，关庆昌事无巨细地记在心里。

在一番缜密部署后，关庆昌决定在4月18日星期六下手。

他选择这一天，是因为第二天厂里放假，工人们都会早退，有充足的时间供他行动。

更重要的是，仓库19日不上班，盗窃有望到周一才会被发现。

就这样，这个深藏在关庆昌心底多时的盗窃计划，终于要付诸实施了。

对妻子而言，这意味着一夜暴富的机会；但对沈阳造币厂来说，一场腥风血雨的浩劫，即将席卷而来。

1961年3月18日，这个平凡的星期六，对沈阳造币厂的大多数员工而言，只是一个普通的周末。

当晚，包装车间组长郭家惠照例在下班前巡视仓库，看到存放4块金锭的箱子完好无损，这才放心地锁门离开。

殊不知，一双贼眼正盯着这批价值连城的黄金。

当夜色降临，整个厂区渐渐安静下来。

关庆昌知道，这正是实施盗窃计划的最佳时机。

他早已准备好作案工具：一副手套、一把羊角锤和一根绳索。

关庆昌并没有直奔金库，而是先去洗浴堂洗了个澡。

当时，沈阳造币厂的员工享有洗浴的福利，不少人即便不住厂内，也会来这里洗澡。

关庆昌的举动看似怪异，实则另有企图。

在洗浴堂，关庆昌频频与熟人攀谈，故意让大家记住他。

他要制造不在场证明，为自己构筑＂完美＂的案发时间线。

洗完澡后，关庆昌没有在此多留，而是匆匆返回办公室，取出藏匿的作案工具。

夜幕笼罩下的厂区，与白天的热闹喧嚣判若两人。

借着夜色的掩护，关庆昌轻车熟路地摸进了存放黄金的仓库。

出于谨慎，关庆昌没有动那些贴有封条的箱子，而是直奔那个存放4块金锭的木箱。

他用羊角锤撬开箱盖，从中取出了2块金锭，用绳子捆好，挂在脖颈上，藏进宽大的雨衣里。

此时，关庆昌的脖子上，挂着总重约800两的黄金。

这些金子沉甸甸的，压得他直喘粗气。

可贪婪战胜了恐惧，他硬撑着快步走向厂门。

由于背着巨额黄金，关庆昌走得十分吃力。

当他途经自己的办公室时，曾一度想将金子藏在那里。

但细想之下，他还是抛弃了这个念头，生怕节外生枝。

大雨倾盆而下，雨衣成了最佳的掩护。

关庆昌就这样一路狂奔，终于回到了家中。

焦急等待的妻子黄淑珍迎了上来，夫妻俩手忙脚乱地将赃物藏进筐下。

然而，谨慎的关庆昌并未就此止步。

为了巩固不在场证明，他稍作洗漱，便独自前往附近的歌舞厅。

在那里，关庆昌一反常态地与熟人攀谈，刻意制造印象，直到深夜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关庆昌利用短短20分钟，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走了价值36万元的国家财产。

1961年3月20日，星期一，沈阳造币厂金库失窃的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在厂区内引爆。

一向平静的车间骚动不安，人心惶惶。

首先发现金库被盗的，是包装组组长郭家惠的助手高兴贵。

那天，高兴贵像往常一样来到车间准备工作，却发现存放4块金锭的箱子被人撬开，里面只剩下2块金锭。

他慌忙跑到办公室，颤抖着对郭家惠说：＂金子丢了！＂

郭家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亲眼看到，曾经完好无损的箱子如今满目疮痍，散落一地的是金块的包装纸和泡沫塑料。

这一幕，令他的心凉了半截。

消息像野火般蔓延开来，沈阳造币厂炸开了锅。

厂领导闻讯赶来，当即勒令全厂戒严，展开地毯式搜查。

郭家惠和高兴贵首当其冲地被拘禁审问，因为失窃的金库一直是由他们看管。

主管生产的关庆昌也被叫去问话。

盘问的重点，是他失窃当晚的行踪。

关庆昌神色如常，滴水不漏地复述了自己的时间线：下班后先去洗澡，然后看电影，再去跳舞，直到深夜才回家。

每个时间点，都有人为他作证。

警方的侦查并未因关庆昌的不在场证明而停止。

现场勘查发现，这起盗窃案作案时间极短，手法极为老到，显然是有预谋的＂内贼＂所为。

更令人玩味的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一枚完整的鞋印，以及被羊角锤撬开的箱盖。

这一发现，将目标直指关庆昌。

他不仅掌管金库的存放信息，还是为数不多能自由出入仓库的管理人员。

况且，他的时间线漏洞百出，洗澡时间明显短于常人，去歌舞厅的时间又刻意拖沓，分明是在制造不在场证明。

关庆昌对此并不知情。

当他得意洋洋地来上班时，突然被叫去审问。

他起初还能镇定自若，但当警方说出那枚鞋印和羊角锤的细节时，他的脸色瞬间惨白。

原来在盗窃案发生后，警方在仓库外的泥地上发现一枚完整的鞋印。

这双鞋的主人显然熟悉金库的布局，因为鞋印从窗口一直延伸到金库门口。

此外，撬开金库箱盖的工具，经痕迹鉴定，十有八九是一把羊角锤。

这两条线索，都与关庆昌对上了号。

警方怀疑，他就是那个神出鬼没的＂内贼＂。

为了查明真相，警方决定先从他的鞋子和工具入手，展开地毯式排查。

关庆昌虽然心中惴惴不安，但他早有准备。

得知消息后，他连夜销毁了作案用的羊角锤，又让妻子黄淑珍换掉了他的鞋底。

第二天，警方果然来搜查，却扑了个空。

就这样，凭借缜密的计划和清除证据，关庆昌逃过了这一劫。

警方既找不到确凿的物证，也拿不出直接的人证。

这起轰动全国的＂3.18＂特大盗窃案，最终因证据不足而暂时挂起。

至此，沈阳造币厂失窃800两黄金的真相，彻底淹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对广大职工而言，这是一段永远的伤痛；对关庆昌来说，这本该是一场完美的盗窃。

然而，他不会想到，19年后，妻子鬼迷心窍的一次行动，会让尘封的案件重见天日，彻底粉碎他苟延残喘的美梦。

关庆昌的盗窃案虽然因证据不足而暂时悬而未决，但这800两黄金，却成为他和妻子黄淑珍19年来挥之不去的梦魇。

案发后，夫妻俩一刻也不敢松懈。

他们先是将黄金藏在筐底，但又怕被人发现；转移到厨房的烟囱里，又担心邻居清理烟道时露馅。

无奈之下，关庆昌想到了一个办法——熔金换形。

关庆昌买来坩埚和各种化学药品，准备亲自动手，将偷来的金锭熔化，再倒入模具里，伪装成普通金饰。

他以为，这样就可以避人耳目，悄悄变现了。

然而，天不遂人愿。

夫妻俩鬼鬼祟祟的举动，很快引起了邻居的怀疑。

经不住流言蜚语的折磨，他们只得搬离热闹的职工宿舍，转而租住在幽僻的郊区。

即便如此，关庆昌依然寝食难安。

儿子结婚，他本该大方摆席，却为了掩人耳目，只能低调行事，引得儿子连连不满。

随着时间的流逝，积压在关庆昌心头的负罪感与日俱增。

终于有一天，他再也无法承受这份沉重，向自己的父亲和盘托出。

老人听后悲愤交加，害怕儿子重蹈亡父的覆辙。

原来，关庆昌的爷爷曾经发家致富，但因为赌博成性，最终家破人亡。

关庆昌的父亲眼见儿子走上歧途，悔不当初。

他本想让儿子吸取教训，远离犯罪，却不料成了压垮儿子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久，老人便郁郁而终。

丧父之痛，加上盗窃的负罪感，让关庆昌的脾气变得愈发暴躁。

他对妻子拳脚相加，甚至扬言要自杀。

妻子看不下去，讥讽他偷了金子还装腔作势，关庆昌羞愧难当，抽打自己泄愤。

19年来，这800两黄金如同炼狱之火，炙烤着关庆昌的肉体和灵魂。

它让关庆昌的生活失去宁静，让关庆昌的心灵失去平和。

然而，贪婪的魔鬼并不曾离他远去。

1980年，改革开放大幕徐启，市场经济的曙光初现。

关庆昌敏锐地察觉到，金价开始上涨，囤积的黄金，终于有了出手的机会。

经不住利欲的诱惑，妻子黄淑珍头脑一热，私自截留了部分黄金，准备拿到银行兑换成现金。

她以为，时隔19年，案件早已尘封，不会再有人追查。

谁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980年4月15日，当黄淑珍出现在沈阳市中心银行的柜台前，手捧沉甸甸的金块时，往事重现，惊动了银行和警方。

审讯之下，黄淑珍供出了19年前的真相。

警方顺藤摸瓜，抓获了关庆昌。

就这样，沈阳造币厂失窃800两黄金的悬案，终于在19年后大白于天下。

镣铐加身的关庆昌，再次坐在了审讯室里。

面对铁证如山的指控，他再也无法抵赖。

这位曾叱咤风云的厂里＂红人＂，终于要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