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鸦片战争之前，广州与外国人通商已有三百多年，似乎广州人理应更了解外国的情况，比其他地方的中国人更能与外国人相安无事。但实际并非如此。五口通商之后，唯独广州人与外国人的关系最为恶劣，冲突也最多。其中原因颇为复杂。

其一，英国在广州遭受多年压迫，无法宣泄，待到他们打了胜仗，便觉得出气的时候到了。他们无法心平气和地谅解中国人因遭受战争之苦而对他们自然而然产生的不满，以及带着的几分仇视。

其二，广东的地方官商对《南京条约》给他们私人利益造成的打击感受最深。在鸦片战争以前，由于中外通商集中于广州，地方官吏无论大小，都有获取巨额财富的机会。《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他们的意外财源都被断绝了，难怪他们会怨恨外国人。

商人方面也是如此。在战前，江、浙的丝茶都通过陆路经江西，过梅岭，再由广州的十三行卖给外国人。据外国人估计，伍家的怡和行在战前拥有八千多万的财产，恐怕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资本家。《南京条约》签订以后，江、浙的丝茶，外国人直接到江、浙去购买，不再经过广州。在五个通商口岸之中，上海日益兴盛，而广州则逐渐衰落。不但富商受到影响，就连劳工直接或间接受影响的也为数众多，难怪民间也对外国人怀有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