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佑之子写道：

遵义刀靶水受袭

1934年1月15日，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会议期间，三军团五师在遵义市南面、距离乌江渡口巧里的刀靶水镇一带担任警戒任务。父亲是被担架抬进刀靶水镇上的。

三年来，父亲常患疟疾，俗话叫打摆子。湘江战役后，部队进入贵州，他患的疟疾越来越重，没有药吃，营养又不好，骨瘦如柴。一会儿发高烧，一会儿冷得牙齿打颤。

半夜过后，父亲开始退烧，头脑清醒了一些。天快亮时，突然镇子里几处传来枪声，打破了黑夜的沉静。父亲马上翻身起床，下意识地抓起电话，想与各团联系。电话线断了。父亲立即判断敌人摸进镇子里了。敌情不明，时间紧迫，为保存实力，先撤到安全地方再说。他抓起衣服，大叫警卫员冲出去，通知到后山集合。师政委钟赤兵、师政治部主任江华、师部副特派员周斌和师参谋长等人，在警卫员的掩护下，和师直属分队先后冲出镇子，跑到了后山。

1970年夏，时任福州军区闽北指挥部政委的尹明亮到301医院看望住院的父亲，回忆道，他当时是五师卫生部部长兼政委，本来他带着师卫生队在镇子外边住，幸亏是父亲后来叫他们搬进镇子里住，要不然，敌人那天夜里来袭击，他们可能会先被敌人摸了。

本来五师是担任着那么重要的遵义会议的警戒任务，怎么自己的师部反而被敌人袭击给打散了呢?

正在参加遵义会议的彭德怀听到五师师部在刀靶水被偷袭的报告，大吃一惊!他立即请假，中途退出会场，挥鞭策马，赶到五师师部。火冒三丈的彭德怀把父亲痛骂了一顿。古人云:大意失荆州。我红军一个师的首脑机关，竟被国民党最没有战斗力的黔军偷袭了，彭老总不仅担心他所剩不多的部队会再受损失，而且更担心五师的警戒任务出纰漏。毕竟，只有彭德怀这一级领导明白，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多么重要!绝不比过湘江轻松呀!

遵义会议后，三军团在懒板凳地区集结整编，调整了部分师团干部，父亲由五师师长调任军团作战科科长。20天后，在云南省扎西(威信)，三军团随全军进行整编，取消了师一级编制。

遵义会议后，红军二渡赤水，挥师再占遵义，在刀靶水打了一个漂亮仗。萧华将军在《长征组歌》里留下‘，雄师刀坝告大捷，工农踊跃当红军”的豪迈诗句。

刀靶(水)，以前也叫刀坝(水)。刀靶水镇现在已改名叫刀靶村，行政区域属于遵义市遵义县三合镇。笔者曾在2011年10月和2013年7月先后两次访间过刀靶村。无独有偶，2011年10月，我们一行人第一次自驾车找到雄狮刀靶告大捷陈列馆时，负责陈列馆的遵义县文物管理所的袁顺模不巧外出不在本县。他电话里询问我:“你爸爸当时是不是正患打摆子病?”“你怎么知道的?”我很好奇地反问。电话里面接着听到对方很兴奋的声音:“给你爸爸治病的就是我奶奶!”

我在给中红网投稿的《千里寻迹皆因缘》一文中记述了这一段奇遇。这篇游记略作改动后也收入在本书中。

孙毅将军讲的故事

孙毅，河北大城县人，宁都暴动参加革命的，开国中将，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顾问。离休后因在公益活动方面的突出贡献，曾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先进工作者、全军先进离休干部等荣誉称号。

在我母亲住房客厅的墙壁上挂着孙毅将军书写的八个大字:“艰苦岁月，我友情深。”

1935年5月底，正是三军团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行军赶路急欲过沪定桥前，担任军团教育科科长的孙毅因工作过于疲劳，又喝了泉水吃了野杏，拉肚子，掉了队。他担心晚上一个人夜宿被人摸走了米袋会饿死，又怕被当地的坏人搞死，地方不熟，说话不通，一路提心吊胆，晚上枕着米袋也睡不着，更是走不动路了。

第二天下午一点钟左右，孙毅好不容易走到一个有几间房子的路口，正寻思着休息一下，突然看到担任军团作战科科长的父亲站在路边张望着。孙毅高兴地喊:“老李，你怎么在这里?”父亲说:“我在这里等你呀!你老掉队怎么行?我把马给你骑。”孙毅说:“那怎么行?你是作战科长，你不骑马赶不上军团长呀!你还是骑上马赶到前边去吧!”父亲又说:“不要多讲了，我走得快，马留给你，你骑到宿营地再交给我。”说完，带着通信员就飞快地跑走了。

就这样，孙毅骑着父亲的马走了三四十里山路，到了宿营地。因为骑马省力，拉肚子的次数少了，体力得到一定的恢复，所以第三天就赶上部队了。

1987年7月2日，八十几岁的孙老将军对采访人员很动情地说:“在困难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天佑同志让给我马骑，赶了三四十里路，我是越拉肚子越没劲，真有掉队被(坏人)搞死的可能。所以我非常感谢天佑同志。·这件事，我是铭刻在心，永世不忘呀!这是一般情况下体会不到的事。”

黄克诚接受我母亲采访

时间:1983年12月24日

地点:黄克诚住所(玉泉山)我母亲杜启远领我二哥李亚滨和樊树深(《李天佑将军传》作者之一)采访黄克诚。

黄大将回顾了他和我父亲在红军的共事经历:“在长征路上，到了贵州，天佑调到军团司令部工作。伍修权是副参谋长兼作战科长，他当副科长。当时我也在军团司令部工作，当侦察科长。到达陕北后，为了轮换使用两个军团(一军团和三军团)的干部，把天佑调到一军团二师当副师长。在这以前他当10团团长我不知道，因我已调总政，只知道吴起镇战斗时，10团团长是黄珍。黄牺牲后，是否派天佑去当10团团长，我就不清楚了。以后因为两个军团团结不好，毛主席把他和我调回三军团(的老部队)，因我们两个原来是三军团的。他当四师师长，我当政治委员，后来把这个部队的团结搞好了。”

黄大将谈到对我父亲当时的印象时说:“天佑同志是个好同志。我与他在四师一块工作有半年时间。我资格比他老些，但他在军队开始提拔很快。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个是作战非常勇敢、坚决、果断，指挥能力很强。特别是在中央苏区，他当五师师长、13团团长的时候，指挥作战打了很多胜仗;一个是团结同志好，与政治委员和下级关系相处比较好，没有见到有闹不团结的事，缺点是文化程度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