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为了执行“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任务，刘伯承率领12万晋冀鲁豫野战军抢渡黄河天险，鏖战郓城，20天内旋风作战，歼敌9个半旅，成功打开了一条进军大别山的路线。

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一次完全脱离后方、以弱击强的战略冒险，孤军深入敌人心脏地带，每一步都不能出错，更没有退路。如今眼见着离最后的胜利越来越近，刘伯承的内心却罕见地出现了紧张。

当下是黄河汛期，连月暴雨，河水猛涨，奔腾咆哮，听着就像半空推过雷车。沿岸河堤经过年年战乱，早已破败不堪，能不能熬过这阵阵洪峰谁也说不准。如今十数万大军都集结于黄河沿岸，地利、人和尽在掌握，唯独担心这天时作对。

或许是害怕什么来什么，军情如火之际，刘伯承却接到了潜伏人员送出的一封绝密电文，告知蒋介石正严令作战厅研究黄河水情，目的就是想假借“黄河回归故道”的由头，毁坏河堤，放出大水。

看着手中的情报，一向稳重的刘伯承都不由得心中一震，不禁感叹：

“老蒋这是想学关云长水淹七军啊！”

人言黄河十滩九险，若到6月伏汛更是无滩不险。正因如此，在听闻刘伯承有率部打过黄河的动向时，蒋介石就曾轻蔑地告诉手下：

“一条黄河可比40万大军，任他哪路神仙都别想在汛期过河。”

这话虽然狂妄，却也不无道理。黄河水流湍急，汛期更是巨浪迭起，江水席卷万顷泥沙倾泻而下，飞腾冲荡，这般力量足以摧毁一切。再加上沿岸地形复杂，能供大军渡河的渡口都有重兵据险而守，挡住40万大军绝非空谈。

在黄河南岸，蒋介石设下防线是50米一个暗堡，15米一个单人掩体，周围遍布铁网、壕沟。刘邓大军一没飞机，二缺渡船，重武器更是寥寥无几，要硬生地闯过这样一个黄河大阵，难度可想而知。

可蒋介石又偏偏忘了，有“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美称的刘伯承，用兵最不循常规，尤其擅长用奇谋破险关。

当年长征路上，红军遭遇金沙江天险，没有渡船，甚至连架桥的材料都被敌人提前搜刮一空。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眼前的急流无路可渡，红军中一众名将也都罕见地束手无策，整整两天找不出破解之法。

危难时刻，刘伯承立了大功。身为四川人，他自然了解金沙江的险要。所以早在大部队抵达江岸之前，他就亲自率领干部团乔装成敌人败兵，一路穿插急行，把毫无防备的皎平渡守敌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缴获了2条渡船。先头部队过江后，又找到了4条渡船。

正是这仅有的6条渡船，救了整个红军。

料敌于先、兵不厌诈，刘伯承这一系列令人惊叹的作战表演，让一向目中无人的“洋顾问”李德也不得不佩服。他当年是最瞧不起刘伯承的，甚至放言这样的人甚至不如一个普通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但在过了金沙江后，李德立刻改了口：

“刘伯承率领先遣营乔装过河，与敌军指挥官交涉，使敌人又派了几条船过来，就这样骗过了所有人，没开一枪一炮就打赢了战斗，这是最巧妙的军事策略。”

比起当年的金沙江，眼下的黄河无疑更险更难。汛期的江水、日常侦察的飞机、敌军主力严防死守的数道阵地。蒋介石苦心经营黄河防线数年之久，为的就是彻底封死我军南下的道路，确保中原稳固。

蒋介石仗着能挡“40万大军”的黄河，没少向外吹嘘自己的高明用兵。却不知就在他目中无人之际，刘伯承早已隐秘行军，兵临黄河。要破黄河阵，就得用连环计，而这第一步就是“借兵”。

6月30日，总攻命令下达。东阿至濮城横亘300华里地段上，预伏在此的12万晋冀鲁豫野战军同时开始强渡黄河，一场揭开解放战争战略反攻序幕大仗就此打响。

很快，敌人的哨兵就发现有黄河之上有万千黑影晃动，连忙打开所有探照灯，发出预警，沿岸轻重机枪，迫击炮，顷刻间那打得叫个热火朝天。驻守黄河的部队，都是经验充足的河防部队，但也正因如此，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八仙难过的汛期是没人敢渡河的，当官的早就回家或者进城消遣了，当兵的也是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喝酒纵乐。

好在这些剩下的守军仗着火力充足的重武器，还真守下了刘邓大军的第一波攻势，江面上那些黑影被子弹炮火这么一扫，沉的沉的，散的散的，一片惨象，本就黄色的河水被染得红通通的一片。

就当敌人洋洋得意之时，有人望着江上三三两两飘到眼前的黑影，突然意识到了不对，放声大喊：

“这不是人！这是葫芦！”

几千个葫芦，每个葫芦上戴个军帽、钢盔，下面牵上一块小石头，在夜里让它顺风顺水向前漂流，活像一个个泅渡的水兵。这葫芦上又系上一些灌满红颜色水的猪尿泡和猪肠子。打烂猪尿泡，红水淌出来，像血一样，再加上猪肠子漂浮起来，那场面足以以假乱真。

这就是刘伯承借来的“三千葫芦兵”！

就在敌人铆足了劲对着葫芦一通开火时，我12万将士在黄河百余里江面上开始抢渡。

为战士们驾船的船夫，都是两岸8个县的百姓，靠河为生，土生土长的黄河人，在经过数个月的训练后，哪怕是应对汛期黄河也是从容不迫。他们如蛟龙一般，专迎着大风巨浪、险恶波峰而上，几乎只是片刻功夫就将渡江部队的第一梯队成功送上了南岸。

这些水手，是刘伯承借来的第二波“天兵天将”。

渡江第一船横跨黄河只用了12分钟，突击队占领河堤、攻破碉楼后吹响集结号，更是只用了7分钟。敌人还没有从葫芦兵的迷魂阵中回过神来，晋冀鲁豫野战军1、2、6纵队的先头部队就全部登陆黄河南岸，从侧面甚至是背面突击残敌，并向纵深继续进攻，黄河防线全线崩溃。

负责黄河防御任务的第4绥靖区司令员刘汝明，当天晚上正在家中喝酒，接到前线告急电话后一开始还不信，认为刘邓大军还远在豫北作战，黄河这边天下太平，哪来的部队进攻。

直到电话越来越多，电话里的炮火声震耳欲聋，刘汝明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妙，赶紧一个电话打给了上级顾祝同求援：

“顾总司令啊，刘伯承的部队一夜之间全过了黄河，我们根本守不住！”

凌晨4点接到电话，被吵醒的顾祝同本身就是一肚子气，听到刘汝明的汇报，更是直接忍不住开骂：

“我看你是让刘伯承诈糊涂了！黄河现在正值大汛，他们是飞过去的？就是有兵过河，那也决不是刘伯承的主力。声东击西是他一贯的伎俩，不要上当！”

刘伯承用兵虚虚实实，顾祝同没少在他身上吃亏，这次自然也是不愿相信。直到天亮之后，二线防御部队的告急电话打来，说刘邓大军主力突破黄河，紧接着就向南面纵深突破，根本拦不住，顾祝同这才追悔莫及。

当时正在中国考察的外国记者杰克·贝尔后来就在自己的著作《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这样写道：

“我经历了多次战争，但从未见过比刘伯承这次胜利强渡黄河更为高明出色的军事行动。它的高明并不在于这次行动本身，而是行动的构思—它的胆识、气魄，特别是创造性的想象力。”

自古以来，一条黄河天堑阻断了多少王侯将相的英雄梦。刘伯承一夜强渡重兵驻守的汛期黄河，绝对是前无古人的神来之笔，而且精彩的一笔还远远没有结束。

南京，正在宴请外使的蒋介石从作战厅长郭汝瑰口中听到战报时，如同听得一声炸雷，呆坐良久，半响没有说出一句来。

黄河失守，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成为连接陕北、华北、华东战场的一个重要枢纽，更是进一步把战场引到敌人心脏地带。原本一个陈毅、粟裕就搅得蒋介石心神不宁，这下又来了刘邓，两只猛虎伏在卧榻之侧，不怪他睡不着觉。

一刻都不敢拖延，蒋介石直接推掉一切外交活动，慌忙跑到郑州召开作战会议，除了远在西北的胡宗南外，陈诚、顾祝同、白崇禧、刘峙等高级将领悉数到场。这场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把刘邓主力赶回黄河北岸。

放在以前，蒋介石态度断不至于这么委婉，对刘邓大军只用一个“赶”字。但事到如今，他也知道仗怎么打怎么赔，要吃掉刘邓难比登天，那就务实一点先保住自己的后院。蒋介石的战术也非常简单，让王敬久率领两个集团军齐头并进，堵住刘邓，逼着他们背水一战，直至退过黄河。

要说这王敬久黄埔一期毕业，深得蒋介石信任。当年张灵甫连同他的74师在孟良崮全军覆没，拒不救援的王敬久被惩罚撤职，却又很快就奇迹般的官复原职。这次奉命决战刘邓，蒋介石也是有意让爱将戴罪立功。

但王敬久其实根本不想要这样的机会，不要说和刘伯承对阵没有把握，哪怕是连刘伯承的影子他都找不到，面对蒋介石一天一电的催促，他只能马虎应付到：

“刘伯承所部渡河以后，忽东忽西，流窜无定。”

王敬久苦于找不到刘伯承，却没想到刘伯承很快就自己主动找上门了。仅仅不到一个月，王敬久在郓城丢了55师，在羊山集又丢了嫡系66师，整个鲁西南被打掉了9个半旅。气急败坏的蒋介石这下也不护犊子了，再次撤掉了王敬久的前线总指挥，同时又紧急调来30个旅的庞大兵力，兵分5路围攻刘邓。

为了孤注一掷，蒋介石招来心腹顾祝同、周志柔、王仲廉，以及负责参谋的侯腾、郭汝瑰等人密谋。他一面嘱咐自己的“笔杆子”陈布雷安排发表一篇《黄河归故势在必行》的文章见报，一面要求顾祝同等人私下研究黄河改道的水位、气候、路线等问题。

按理说像水利这种专业问题，断然轮不到顾祝同这些门外汉来研究。蒋介石不按常理出牌，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黄河怎么流不重要，重要的是借口毁坏河堤后，奔腾而下的河水如何才能正好淹没刘伯承的大军。

为此，蒋介石还专门给前线作战的刘汝明发报，有意无意提到兵书中水攻之法，并让他尽快找到刘伯承大军集结地，然后“相机绝之”。

刘汝明也是聪明人，蒋介石的话什么意思他当然明白，随即复电坚决执行命令，并派出整编第68师和骑1旅赶往黄河大堤。只是没想到刘邓大军再次早有防备，两军短兵相接，一时也没有决出胜负。

就当刘汝明正打算“伺机锐进”的时候，刘伯承出手了。

蒋介石和刘汝明互通有无的两封绝密电文，此时全部落在了刘伯承手中。而冒着生命危险送出情报的，正是蒋介石最为信任的作战厅厅长郭汝瑰。整个解放战争中，负责潜伏敌人心脏的郭汝瑰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弄到了大量的绝密情报，这次蒋介石、刘汝明密谋水淹刘邓大军的电文就是其中两件。

此时还有一封敌人刊登的关于黄河归故的报道被送了过来，看完之后，刘伯承把报纸往桌上一扔，气愤地说：

“什么黄河归故势在必行？这就是敌人想要再次扒开黄河堤口，水淹我军。”

兵情紧急，水情紧急，为了防止敌人狗急跳墙，刘伯承一刻也不能耽误。他一面派出大量“水哨”，严密监视黄河水情，一旦有情况第一时间报告。一面命令参谋长李达研究周围地形地势，找出几个高地，一旦河堤被掘大水冲出，部队就立刻保护群众撤离到高地上去。

不过这些措施只是权宜之计，要想不被这黄河大水困死，还必须从根上解决问题。为此刘伯承紧接着又做了两件事。

首先是对外发出一封公开电，公开揭露敌人的这一阴谋。

蒋介石的这一出“水淹七军”的计谋，并不是头一次。当年抗日战争，日军大举进攻中原，蒋介石因徐州作战失败，下令掘开黄河河堤，想要以此阻挡日军兵团的进攻。但这一场大水，非但没有对日军造成有效损伤，反而把下游44个县成为一片泽国，1200万事先毫不知情的百姓无辜受到无妄之灾，家破人亡、背井离乡者不计其数。

一旦黄河泛滥，受苦的就是万千百姓。正因如此，刘伯承在得知敌人企图故技重施的第二天，就面向国内外郑重发布一封公开点，全盘揭露敌人阴谋。同时，电文中还怒斥刘汝明悍然执行蒋介石的乱命，完全无视祖宗坟墓和桑梓父老兄弟的生死，罪在千秋。

刘伯承这一骂，让正在犹豫要不要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的刘汝明倍受煎熬。和王敬久这类嫡系将领不同，刘汝明出身西北军，是冯玉祥手下“十三太保”之一，曾跟随29军参加长城抗战，后又血战台儿庄，是抗日的功勋名将。

在军中，刘汝明有“刘善人”的美誉，他出身贫寒，17岁为减轻家庭负担，含泪叩拜母亲投军。也正因为苦出身，所以刘汝明能切身体会百姓之苦，在抗战期间更是一心为国，甘愿沙场死战。

刘汝明是地地道道的军人，他忠心，所以对冯玉祥、蒋介石的命令坚决服从。但刘伯承这公开一骂，却骂醒了刘汝明。掘开黄河，水淹的不仅仅是刘邓的大军，还有万千无辜百姓，这是千古的骂名。

想到这里，刘汝明再也坐不住了，他突然冲到门外，也雨衣也顾不上穿，打马直奔黄河大堤。当他来到大堤上，看到士兵正在安放炸药时，厉声喝道：

“谁敢破堤，就地正法！”

刘汝明悬崖勒马，抛开立场，亦是英雄。当刘伯承知道了刘汝明关键时刻放弃毁堤行动后，也由衷感慨：

“刘汝明虽然是敌军司令官，但这次，要给他记一功！今后要是抓住了这个刘汝明，也可以免他一死。”

当然，骂醒一个刘汝明，不见得骂得醒蒋介石，他完全可以再给刘汝明下死命令，又或是命令其他将领来执行计划。刘伯承必须要做第二手准备，彻底打开眼前的困局。

刘伯承拿起电话，打给了负责策应的华野西进兵团司令员陈士榘，开门见山地说到：

“我们上马了！”

陈士榘心领神会，“上马”就是跃进大别山，便立刻问道：

“我们怎么打，请您指示。”

刘伯承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你打一张鹅牌。”

在牌语种，有一张鹅牌，一头是一点，一头是三点。陈士榘的西进兵团有4个纵队，打一张鹅牌意思就是让这4个纵队分为两部分，用1个纵队负责掩护刘邓大军南进，迷惑和钳制敌人，另外3个纵队则集中兵力寻机歼敌，分散敌人兵力，起到主要牵制作用。

这又是一套虚虚实实，声东击西的打法，也是刘邓大军和陈粟的华野首次联合作战。

8月8日夜晚，刘邓大军成三路队形，跨越陇海路，向南急进，直奔大别山腹地。为迷惑敌人视线，第一纵队奉命在黄河渡口佯动，造成我军渡河北上的声势。

闻听消息的蒋介石喜不自胜，认为刘邓正在正全力退过黄河，随即命令大军继续在黄河边上进行合围。等他最后反应过来的时候，刘邓大军已经千里行军，涉过黄泛区，跃进到大别山。自此，一把尖刀插进了敌人的心脏，解放战争中涿鹿中原的序幕就此拉开。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意义，正如刘邓自己所说的那样：

“中国从北到南没有多少个一千里，从长江再跃进一千里就到了广东、福建的边界，剩下不到一千里了，我们的敌人就要垮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