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个月的“冷静期”，我觉得自己兄弟间弄到这个地步太不可思议了。但毕竟是自家兄弟，怎么可能就没有沟通的余地呢？因为这时候我已经耳聋十年有余，接听电话非常困难。于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初步拟好了几段话，想跟吉利哥进行一次心交心的信息沟通。

早晨先拟好几条信息

首先解释：冯兰嫂子那个闺女连续一个星期不去上班那件事。冯兰嫂子居然听信她女儿的话：搁她叔那儿了！试想，如果他真在我这儿，一个星期不去上班，我会不知道吗？一个星期不去上班，我会不说她吗？一个星期不去上班，我会特意打电话让你过来找她吗？一个星期不去上班，我会允许她如此糟践这份工作吗？不管怎么说，八叉乡尽人皆知她是我的侄女，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半夜翻墙去找一位男性所长，我能丢得起这个人吗？

其次解释：她闺女随军去部队以后八叉乡补发工资那件事。

这里有必要向读者介绍一下事件的经过。我是1999年5月底从乡下回城的，之后，经刺猬哥介绍，冯兰嫂子那个闺女找了个副营级的军官，婚后办理随军去了大连，乡计生所这份工作自然不会被她放在心上，跟任何人都没有打招呼就走了。

2004年开始，实施了新一轮的乡镇机构改革。乡镇机构改革对于计生所来说，主要是精简人员。当时冯兰嫂子那个闺女已经办过随军，早已不在八叉乡计生所上班了，自然属于清退对象。由于党史研究室的工作性质与乡镇机构改革无关，所以乡镇机构改革的整个过程我一无所知。

就在乡镇机构改革已经结束半年的时候，我在大街上突然遇上了一位八叉乡计生所的夏春霞同志，她告诉我：“计生所清退了好多人，闫梦（冯兰嫂子那个闺女）因为几年没上班了，也按清退人员处理的。”

我问：“清退的人员咋安置的？”

夏春霞说：“自谋职业，单位补助三年的工资。闫梦的工资手续还没有办，现在这项工作都结束很长时间了，不知道还能不能补办。”

听夏春霞这样一说，我想，即使告诉吉利哥，也不知道还能不能补办这些手续。我干脆先去乡里问一下情况再说。第二天我就搭乘县乡大巴去了八叉乡，刚好一位老熟人在八叉乡任党委书记，我把情况向他汇报以后，他说：“这具体的事是政府秘书办的，我叫政府秘书过来问问还管不管办。”

“艳峰，你到我屋来一下。”一听他电话里叫出这位政府秘书的名字，嗨，很熟，还是原来的政府秘书。就这样，秘书过来以后说：“这项工作几个月前都结束了，既然你过来了，田书记跟你又是老伙计，我就说原来漏掉了，再跑几趟跟县‘乡改办’的人说说，应该差不多。”

三天后，这位政府秘书打电话，说：“已经跟县里说好了，现在可以办手续了。不过你得通知闫梦叫她回来，手续需要本人办理，要现场照相，还得本人办银行卡，任何人都没法代替。”于是，我就赶紧给吉利哥打个电话，叫他通知冯兰嫂子那个闺女回来去八叉乡办理银行卡和工资发放手续。

后来见过一次那个闺女，我问：“乡里那个工资手续办了没有？”

她说：“办了，现在一直发着哩！”

跟吉利哥解释这件事的时候，我不但解释了办银行卡和工资手续都必须本人亲自办理，办完手续以后，银行卡就在闺女自己手里，我怎么可能去领他的工资呢？而且我又把后来见过闺女，并向她核实过的情况也跟吉利哥发信息解释了。

其三解释：让小敏上学那件事，所说的一万五千块钱，吉利哥你很清楚，我们说的是学费每年三千块钱，生活费一年按两千块钱，这样三年下来，大约需要一万五千块钱。这“学费”是要交到学校去的，这“生活费”是孩子平时要吃饭花销的。怎么能说成是我问你们要一万五千块钱呢？

其四解释：第一次来我们家，本打算留你们住一夜，当时的打算也跟你和嫂子说了。岳母说“没有车了”，本意就是说不能走了，也走不了啦！目的就是为了留你们住一夜。怎么到了冯兰嫂子的脑子里，就成了是“赶你们走”呢？！

吃过早饭，我就把这几段话一段一段分次发给了吉利哥。并同时发给了跟我们两个关系都不错的村委主任留全、汝南的一个表妹景梅，还有二姐的二儿子金昌，以便见证一下我们沟通的全过程。

发完第一段，吉利哥回复一句：“你神经病吧！”没有第二句话。

发完第二段，吉利哥又回复一句：“你赶紧去神经病医院吧！”同样仅此一句。

发完第三段，吉利哥继续回复：“你这神经病病得还不轻了！”

发完第四段，吉利哥回复：“我跟你早已恩断义绝了！”

汝南的表妹看完后给我回了一句话：咋有这么不知道好歹的人呀！

金昌知道他娘跟我们都断亲了，只跟他“二舅”有来往。看完整个过程没有跟我回复一个字，始终保持着沉默。

村委主任留全回复两句话：“人有几世的兄弟也，得空我跟老吉利说说。自己弟兄没有解不开的疙瘩。”当然，我知道，谁说也不会有结果。正像《圣经》里的那句名言：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取坚固的城堡还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