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中央红军由湘西进入贵州，一路连克黎平、龙场、娄山关等战略要地，随后进入遵义休息、整训。此时红军各部队因为长期作战已然疲惫不堪，加之博古、李德肆意妄为，胡乱指挥，差点葬送了革命队伍，所以官兵们怨声载道，纷纷要求博古、李德“下台”，让毛主席重回中央主持大局。

博古是王明的“小学弟”，曾在苏联留过学，理论功底非常深厚，他于1930年回国参加革命工作，1933年成为党中央的负责人，统管一切军政要务。而李德是一位德国人，早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1932年受共产国际委派，到中国支援红色革命，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工作，并很快掌握中革军委的领导权，成为红军实际上的指挥者。

博古和李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便是过于死板、呆滞，在不了解革命形势的情况下，盲目的制定了一系列战略、战术，结果导致红军在与国民党军斗争时屡屡吃亏，先后损失了上万人，中央苏区的实控面积也急剧萎缩。至1934年下旬，中央苏区已经完全丧失战略意义，人民武装的处境也愈发危急，最终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全军向湘西挺进，打算与贺老总的红二方面军会师。谁料国民党军竟提前在湘江设下埋伏，打了红军一个措手不及，给我方造成了极为重大的伤亡，湘江江水甚至一度被鲜血染成了赤红色，可谓悲壮又悲凉！

红军遭此大难，只得被迫的放弃原定计划，转而绕开湘西进入贵州，打算在黔川交界地带开辟苏区。遵义战役结束后，红军官兵们怨声载道，不断抨击博古和李德，林伯渠、谢觉哉等党内元老也不愿再服从这两人的领导。

周总理敏锐的意识到，革命队伍内部已经产生了严重的不满情绪，如果对此视而不见，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于是周总理和王稼祥便组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党内民主决议罢免了博古和李德的军政大权，同时推举毛主席重新担任中革军委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

但博古秉性固执、倔强，他竟拒绝执行政治局会议的决议，拒不交出中央机密文件和印章，同时数次尝试和共产国际联系，希望能争取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周总理见状，便在某天晚上主动登门拜访博古，和他促膝长谈。总理表示，既然博古是共产党人，就应该服从党组织的命令，不能搞阳奉阴违这一套。总理还表示，他与自己一样，明显不适合担任领袖，如果他继续一意孤行的话，一定会惹出更大麻烦！

经过总理的开导和安慰，博古慢慢调整好了心态，他不再计较个人的得与失，坦然交出文件和印章，并主动申请退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而毛主席在重掌大权后，立即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妙的利用国民党各军阀之间的矛盾，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挺进乌蒙山区。

1935年中旬，中央红军继续北上进入四川，随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按理来说，两大红军主力合兵一处，应该是皆大欢喜的好事，可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却野心膨胀，妄想争权夺利、“另立中央”，毛主席为此很是气愤，索性便指挥中央红军离开四川进入甘陕，最终在延安落脚。

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张国焘的倒行逆施之举最终招致多方批评，他后来实在承受不了如此巨大的压力，只得低头服软，率军星夜兼程赶往陕北，并主动向党中央致歉、检讨。毛主席出于维护党内团结的需要，并没有严肃处分张国焘，只是罢免了他的军权，将他安排到刚刚成立的陕甘宁民主政府任职。1936年，张、杨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卫立煌等一众国府要员，毛主席得知此事后，立即派遣周总理赶往西安，从中调停、斡旋，最终促使蒋介石放下意识形态矛盾，与共产党握手言和，双方再度合作，携手抵抗日本侵略者。

1937年初，根据国共双方的决议，陕北的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陆续开赴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进行敌后作战；而滞留在华南的红军则统一被整编为新四军，开赴华东抗日守土。此后经过八年艰苦战斗，中国成功战胜了日本，光复了所有国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