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早年北岛老师接受媒体采访的一篇文章，描述了他此前在欧洲漂泊时的一种生命状态，本文也被收录进《失败之书》。

记者：你的《搬家记》描述了在欧洲的4年里，换了7个国家，搬迁15次，我从中读到的是你的苦闷和无奈。当时靠什么力量扛过来的？

北岛：我们这些作家当年被批判也好被赞扬也好，反正一夜成名，备受瞩目。突然有一天醒来，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这种巨大的反差，会特别受不了。那是我生命中的一大关。慢慢的，心变得平静了，一切从头开始——作一个普通人，学会自己生活，学会在异国他乡用自己的母语写作。那是重新修行的过程，通过写作来修行并重新认识生活，认识自己。

记者：有没有绝望的时候？

北岛：当然有。我喝酒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在北欧喝很多威斯忌，有时觉得这晚过不下去了，非把自己灌醉才行。第二天醒来，松口气——总算又熬过了一夜。

记者：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

北岛：头两三年。加上北欧气候不好，冷，天黑得早。

记者：到处游历、搬家，一直带在身边的，最珍爱的东西是什么？

北岛：中文。这是唯一不能丢的行李。

记者：你交游很广，结识了许多诗人和作家，说说这种交游的感受。

北岛：游历其实从最初写诗就开始了。

先是串门，在北京胡同串来串去，然后串到白洋淀，甚至更远的地方。从85年起变成了世界范围的游历，认识了各种各样的诗人和作家。我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再属于某个特定的民族和文化，游历久了，变得身份不明。这些人和自己及其他的语言文化都拉开了距离，游离在中间地带，这种现象实际上在改变世界文化的景观。

这次到摩洛哥开会，我顺便去看望一个住在摩洛哥的西班牙最有名的小说家胡安.高蒂萨罗(Juan Goytisolo)，今年春天，我们一起去了巴勒斯坦。他觉得住在摩洛哥，和西班牙的距离正好，足够他观察国内的一切，又不必介入国内的纠纷。他经常在西班牙的报纸上谈国际政治和社会问题。

我作为一个流浪者，因为不属于任何文化圈，就有一种说话的特权。比如巴以冲突，我明确站在巴方，公开谴责以色列当局。在参加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声援巴勒斯坦的访问活动中，我更切身体会到巴勒斯坦人所受的苦难。但欧洲和美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巴以问题上保持沉默，这和犹太人在欧洲的历史有关。那是个禁区。而葡萄牙小说家萨尔马戈(Saramago)挑战了这一禁区，他就受到很大的压力。

记者：相对而言，你觉得哪里最适合诗人生存和创作？

北岛：哪儿都不适合诗人生存。如果不谈诗人，作为移民，在美国生活要容易些，欧洲比美国排外得多。美国虽有很多问题，但好处也多。比如，像我这样的英文水平，居然能混到美国大学教英文写作，这在欧洲是想都不敢想的。

记者：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曾说，生活在美国的好处是，他不必向给他钱的人道谢，诗人和学者都是乞丐，但他们把乞讨的苦差推给了校长。

北岛：但问题是，诗歌和学者因为不用亲自乞讨，也就失去了乞丐的敬业精神，用不着流浪，有吃有喝的，转而成了施主，传教授业，居高自傲。这种阶级成份的转换，必有后患。

记者：好像你对当教授不太感兴趣，那你喜欢什么职业？

北岛：没有我喜欢的职业，但这话得看当时的历史条件。我当建筑工人时，最羡慕的活是烧锅炉看水泵的，因为有时间读书写东西，但一直没轮上我；后来当编辑，梦想找份不坐班的差事，也未能如愿。现在当老师，嘴又笨，不适合，但总比刷碗强。

记者：现在你在威斯康辛州的Beloit College当驻校诗人，都干些什么？

北岛：我每年在Beloit待两个月，教诗歌创作和中国当代诗歌。创作课分两部分，一是分析大师的作品，二是讨论学生自己的诗。当场讨论学生的作品，对我是很大的挑战，往往会因为一个词不懂而卡在那儿。后来我要求他们提前把诗交给我，我先查字典把诗看懂了再说。混久了就好了，一个词不懂也没关系，大概知道他们在写什么。

记者：这个工作可以让你摆脱生活压力吗？

北岛：像我这样的第一代移民，面临很多压力：父亲病重，孩子要上大学，加上美国经济不好，教职不稳定。我曾做过很多工作，比如在纽约和一个舞蹈团合作，在加州为法庭的中文口译出考题，给BMW汽车写颂词，等等。我没什么可抱怨的，现在这工作收入还行，虽没有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好处是自由，一年中大多数时间属于自己。

记者：这样你有大把时间参加各大学的诗歌朗诵会，我对这样的朗诵会很好奇。

北岛：一般有创作课的大学，都有朗诵系列(Reading Series )，配套成龙，组成了专业诗歌生産线。大学的诗人教授们互相请来请去。我也是受益者，常被请去朗诵。但由于非正式教职，又是外国人，我享有误入中心的局外人的特权。这种特权是：你在其中，但不必遵守他们的游戏规则；同时又不在其中，距离使你保持足够的清醒和批判意识。

记者：你是用英文还是中文朗诵？

北岛：用中文朗诵，然后请美国诗人或教授朗诵英文翻译，一首对一首，有时加字幕。我从不用英文朗诵，一是英文没那么好，二是我喜欢中文的音调，喜欢那种它孤悬于另一种语境中的感觉。说白了，我念错了，没人能听得懂。

记者：听众的反应怎样？

北岛：各地不一样。在欧洲，一般来说，不会有听不懂的问题，尤其像北欧国家，有理解晦涩诗歌的能力，他们自己就有很多这类的诗歌。而美国注重的是叙事传统，听诗费点劲儿。有时候我得搭配些容易懂的诗，朗诵前再说几句话作引导。其实朗诵就是一种表演，你总不想跟听众过不去吧。

记者：你早期写了些情诗，后期不再写爱情了，你的感情经历和诗歌真的分开了吗？

北岛：写情诗大概只能在青年时代。那时，生活经验和写作很密切，到了一定岁数两者逐渐分开，写作变得曲折隐秘了，没有年轻时那么直接。

记者：以后会再写爱情诗吗？

北岛：不知道，生活和写作都是不可预测的。

记者：现在谁在你的生活中最重要？

北岛：女儿。我对女儿有负罪感，我生活的动荡以及婚姻上的问题，对她影响很大。我离开她时她只有4岁，10岁来美和我团聚，15岁又回到北京，17岁再搬回美国，像个小流浪儿，在该得到父爱时没有父爱。记得刚和女儿分开的那段日子，我的感情变得非常脆弱，甚至不能在街上听见孩子哭，一听见就跑，实在受不了。

记者：她读你的诗吗？

北岛：很小的时候会背一两首，长大后就不读了。

记者：我喜欢你写给女儿五岁生日的那首诗，你女儿认同你的诗人身份吗？

北岛：她没这个意识，有时还嘲笑我，直到在北京读国际学校时，她的中文老师和英文老师都要教我的诗，她似乎才另眼相待。让我吃惊的是，她最近开始写诗了。那是青春期骚动、跨国迁徙和文化震荡所致，倒是很自然的，应该和我没什么关系。

北岛与女儿及美国诗人斯耐德合影

记者：你的日常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北岛：上午写作，中午午睡，下午去健身房读书学英文，给女儿做饭，晚上租个录像带看，算是休息。

记者：现在读中文多还是英文多？

北岛：当然还是读中文多。但出于生存需要，强迫自己读《纽约时报》，其英文简洁明快。另外读点英文小说什么的，出于工作需要，有时也读读英文诗。总之，平时犯懒，一到关键就得临阵磨枪。

记者：什么时候最想写诗？

北岛：很久没写的时候，有种恐慌，就像学业荒废的感觉之于读书人一样。

记者：喜欢和身边的人谈诗吗？

北岛：不喜欢，诗是不能谈的东西。

记者：你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是什么？

北岛：失去亲人。我妹妹在76年因游泳救人淹死了，那孩子得救了。我和妹妹感情非常深，她那时才23岁，我27岁。我痛不欲生。我甚至觉得，后来写诗办刊物都和这事有关。两年后我和朋友创办了《今天》。

记者：现在想起北京，还是像你书里提到的是“大白菜的味道”吗？

北岛：嗅觉比其它感官的记忆更持久。刚开始连做梦的背景都是北京。时间一长，背景慢慢消失，剩下的只有气味。在外边待久了，回去的路不复存在，也就是说，我再也找不到那个我出生长大的地方。13年后我第一次回北京，连家都找不着了。冬储大白菜不见了，但它的味道留在记忆里，那是我的北京的一部分。

记者：如果让你现在给“幸福生活”下个定义，会是什么？

北岛：记得年轻时读普希金的诗：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我一直没弄懂。直到漂泊海外，加上岁月风霜，才体会到其真正含义。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