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没有报纸？唐代就有！1903年11月6日：《南华早报》在香港创刊及出版。该报至今仍为香港销量第一的本地英文报纸。

小说《基督山伯爵》中，巴黎上流社会中有个叫作波香的记者，是年轻一辈子的佼佼者。能够跻身于上流社会的职业，必然都是比较牛逼的，波香却仅仅是一个记者。

他的朋友阿尔贝将他介绍给基督山伯爵时这么说：这是著名的记者波香，一个法国政府恐惧的人物。他虽然在法国大名鼎鼎，您在意大利去不会听到他的名字，因为这个国家禁止他的报纸。

有趣的是，小说《红与黑》中，神学院院长劝告年轻的于连，尽量去巴黎生活。院长认为，巴黎有很多自由的报纸，敢于抨击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封建保守势力在这里相对低调，适合草根阶层立足。

现在各国普遍认为，言论自由是民主制度的基石，是非常关键的。而报纸以及新兴的各种传媒，就是言论自由的重要基础。

废话少说，我们看看中国报纸的历史。

大家都知道，造纸术相传是由东汉的蔡伦改良而成。也就是说，先秦和秦汉时代的书籍主要是竹简。竹简不可能是有效的报纸载体，这个时代还不存在报纸。

中国最早的报纸，出现在唐代。

唐代的报纸都是官办，类似于政府的一种公文和宣传品。

这种报纸分为两种，分别是：“进奏院状”和“邸报”，区别是阅读的对象不同。

进奏院状级别很高，是直接发给唐朝全国40多个割据的藩镇节度使的报纸。

这些藩镇大多是独立的，中央政府就编纂了进奏院状，发给节度使们介绍中央的一些事情，比如：皇帝的重大活动，皇帝的重要圣旨，各地官员的任免，重要的军政信息，精选各地的一些奏章。进奏院状的作用，是让地方节度使至少知道中央政府这些事情，借此拉拢他们。

大英图书馆藏有一“敦煌进奏院状”残页，1907年由斯坦因从莫高窟带走，运往伦敦，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邸报实物。它是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年），由当时归议军节度使张淮深派往朝廷的进奏官从唐僖宗的行在凤翔发回沙州（今敦煌）的。这份进奏院状长97厘米，宽28.5厘米，无报头，全文两千余字，用毛笔抄写，内容主要是反馈张淮深向朝廷申请旌节的进度，其中也涉及一小部分凤翔的时事状况。

那么，进奏院状是不是公文呢？

不是。

进奏院状的形式比较宽泛，没有严格采用公文的格式，更像是一种军政信息的报纸。

相比“进奏院状”，更像是现代报纸的就是“邸报”了。

邸报不是针对少数节度使，而是直接面对各级官吏，类似于今天的政府工作报纸。

邸报由中央政府统一制作，内容主要是天子圣旨和大臣奏折的部分摘抄，以及官员的任免消息。邸报通常贴在宫门外面，由各级官员自行抄录，私下进行传播。

老百姓对邸报不感兴趣，阅读者基本都是各种官吏。邸报的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就有了雏形，在隋唐时代发扬光大。

唐代中央政府直接雇佣印刷铺子，使用雕版印刷的方法将邸报大量印刷，分给高级官吏。

宋代中国的文官体系更为成熟，地方政府在首都设置了办事机构，其中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传递中央政府的消息。这些驻京办为了省事，直接将邸报发回各地，再次印刷后交给当地官吏。

除了节度使等高级官员以外，知县县令等低级官员甚至普通的小吏，也可以通过邸报得到一些军政消息。

一些热心于做官的富家老爷以及知识分子，也会对邸报有兴趣，以决定自己将来做官的方向。

宋代的邸报相当成熟，不属于官方文件的范畴，而是独立存在的发行物。

邸报最初为一月一期，后逐步发展到半月、十天、五天甚至每天一期。

邸报的内容逐步丰富起来，从单纯的官方文件摘录，到增加了一些时事内容，比如边境战争的进展、一些官员受到的惩罚以及原因，皇帝最近的各种活动。

晚唐的文学家孙樵在《读开元杂报》中详细描述了邸报的形态，他当时得到的数十幅邸报，包括“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安北诸蕃君长请扈从封禅……”

夸张的是，邸报刚刚诞生就受到严格的新闻检查，借此控制新闻自由。

中央政府设置检察官，专门负责邸报内容的审核，有时候皇帝本人都参加审核工作。

总体来说，邸报尽可能的报喜不报忧，尤其对于皇帝的各种活动，都是异口同声的称赞。

至于负面新闻，如地方发生了灾荒，哪怕是地震、海啸这类天灾，邸报都极少报道。

对于战争也是只说胜仗，不说败仗。尤其地方民众造反或者统兵大将兵变，被认为是皇帝施政不善的表现，通常不报道或者一笔带过。

更重要的是，涉及高层尤其是皇室政治斗争的事情，连一个字都不许写，违者就要严惩。

对于各种朝廷不光彩的其他种种事情，一般不给报道。有大臣奏折中讲述了很多社会实际问题，邸报只摘取部分内容进行报道，唯恐官员们知道太多的阴暗面。

明清时期，邸报非常成熟。当时各省布政使司等要害部门会在北京、南京设“提塘官”，他的任务就是及时抄写邸报，随后通过各种运输方式，尽快送到地方官吏手中。

以上的报纸都是官方的，那么中国民间有报纸吗？

也是有的，叫作“小报”。

严格来说，秦汉时代就有小报，只局限于极少数的知识分子小圈子内。

小报大量的出现，主要还是从宋代开始的。

一来，宋代知识分子圈子变得很大，全国文人众多，小报具有了较多的受众；二来，宋代印刷术较为发达，满街都是印刷铺子，活字印刷术也比较成熟，具备大量制作小报条件；三来，宋代的交通比较发达，全国形式的运输网络初步形成。小报印刷以后也能随着货物到处传播，不是局限于当地。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小报呢？

很简单，无论是“进奏院状”还是“邸报”都是报喜不报忧，很多重要新闻直接被过滤掉了。

说直率一些，各级官吏最关心的负面新闻，基本是看不到的。

这种情况下，小报就诞生了。

小报最初以假邸报形式出现，主要刊登国内各种负面新闻，如朝廷对外敌战败了、某地发生了大面积饥荒、某大臣得罪了皇上而受到严惩、某地少数民族大面积造反等等。

这些消息半真半假，但大部分是真实可靠的。

通常是印刷铺子为了赚钱，用各种手段得到这些消息，然后偷偷编纂印刷小报来卖钱。

这些小报不会公开售卖，而是放在印刷铺中偷偷卖，非常的隐蔽，不容易查获。

因此，各级官员通常偷偷购买邸报，甚至连社会上的知识分子、阔佬也买来看。

中央政府对邸报极为恼怒，认为它泄露了朝廷机密，必须严惩。

《宋会要辑稿》记载“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实录、会要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告者赏络钱十万”。

宋徽宗时代，道君皇帝倒行逆施，民间小报更是猖獗，其中很多都是曝光中央政府的丑行。

宋徽宗非常恼怒，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专门颁发诏令：“近撰造事端，妄作朝报，累有约束，当定罪赏，仰开封府检举，严切差人缉捉。”

然而，想要查到小报的来源非常困难，况且既然社会上有看报纸的巨大需求，查禁了这家也会有那家。

到了南宋时代，小报已经渗透到地方小城小县中，逐步成为官不究民不管的灰色产物。

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有大臣上奏：“国朝置进奏院于京师，而诸路州郡亦各有进奏吏，凡朝廷已行之命令，已定之差除，皆以达于四方，谓之邸报，所以久矣。而比来有司防禁不严，遂有命令未行，差除未定，即时誊播，谓之小报。始自都下，传之四方。甚者凿空撰造，以无为有，流布近远，疑误群听。”

大臣说小报妖言惑众，其实他心里清楚小报的内容大部分为真实的。

如果小报一味编造假新闻，读者很快就不会购买这种小报，冒险售卖者也就断了财路。

尤其到了南宋后期，随着政府逐步衰败，失去对地方控制力，小报成为燎原之势。

金国女真和蒙古先后入侵，外敌大兵压境，国家情况堪忧；南宋国内朝政腐败，民间矛盾激化。

人人都想知道各种新闻，于是小报出现井喷时期：很多小报都做到了“日出一纸”，信息传递速度非常快。如此一来，私自编印的小报在“资讯大战”中反而胜出了，不仅京城很流行，而且“遍达于州郡”，宋人赵与时在《宾退录》中记载小报“京城印行，绕街叫卖”，《宋会要辑稿》中也有“乞下开封府严行根捉造意雕卖之人行遣”等有关捉拿印卖小报者的记载，说明当时的人们轻易就能得到小报。

聪明人会将民间小报和官方邸报对照着看，从而推测某个新闻的真相。

邸报主要记载新闻的正面，也就是正能量，小报恰好相反，对照着一看就能知道事情大概的样子。

从这个角度来说，小报是有功劳的。

好玩的是，从古至今也有所谓的“八卦娱乐报”，主要记载各地怪事。

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的人类，都喜欢在茶余饭后讨论各种离奇的事情，古代的八卦报由此诞生。

同小报不同，八卦报同军政没有关系，只是刊登各种怪事，基本都是民间流传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虚妄和杜撰的。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中则写道：“收集奇闻轶事的爱好早在唐代就十分风行，而到了宋代就更加明显。印刷术使得这类著作流传甚广，它们是由一系列的简短故事组成，这些故事均极尽荒唐怪诞之能事，却个个都有其亲眼目击的证人。人名、地名、日期等等，均被准确地提供。”

八卦报有一定销量，可惜发行者同样不安全。

在古代，八卦报被认为是妖言惑众，发行者是可以被判处死刑的。

说来说去，以上三种报纸也不算什么。

“进奏院状”和“邸报”算是政府机关报，却报喜不报忧，根本看不到什么重要的内容，还只是针对官吏。

“小报”相对好一些，却被历代中国政府禁止，导致无法正常发行。

中国真正的报纸是19世纪后期诞生的，距今只有200多年。

早在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在东南亚马六甲创办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东南亚华侨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有一部分传入广州。这是第一份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报刊。

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的1842年，洋人在香港、澳门、广州等地先后创建了多份中文报纸，不过以宗教宣传为主，也刊登一些社会新闻。比如1833年传教士郭士立(郭实腊)在广州创办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185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香港创办《遐迩贯珍》, 1857年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在上海创办中文报刊《六合丛谈》, 1868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国教会新报》，后于1874年9月更名为《万国公报》,等等。

这些报纸主要用于传道，也介绍一些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及世界各国的人文、史地、时政知识，至少极少内容是时政新闻。

严格来说，它们不属于商业报纸。

中国最早的商业报纸，主要通过刊登时政新闻卖钱，比如1857年由孖剌报馆创办的《香港船头货价纸》, 1861 年由字林洋行在上海创办的《上海新报》等。

这些报纸很幼稚，比如《香港船头货价纸》只登行情物价、航运消息等内容。《上海新报》也将商业信息放在首要地位,广告、船期、行情等商业信息占据了绝大多数版面。

中国第一份大名鼎鼎的商业报纸，恐怕就是《申报》了，创办于上海租界。

《申报》本来叫做《申江新报》，是1872年英商美查同伍华特、普莱亚、麦洛基合资创办。

上海租界很发达，新闻行业同样可以赚钱，出现了很多报社。

随后1882年由字林洋行在上海创办的《沪报》(出至73 号改名《字林沪报》),1893年由英国商人与中国商人张叔和等在上海合资创办的中文日报《新闻报》。《申报》、《新闻报》、《字林沪报》是中国商业报纸的典型。这几家报纸在创办时都有不同程度的外资背景,但办报业务特别是编辑大权都归国人之手,由国人主持笔政。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申报》、《新闻报》都归国人所有,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国人主办的报纸。

《申报》这些报纸则同今天没有多大区别：《申报》在内容上形成了崭新的特点:首先是重视新闻报道。一方面是重视猎奇性、趣味性强的社会新闻。如公开征集志怪述异的社会新闻,曾就杨乃武与小白菜和杨月楼案进行连续报道。另一方面是重视对重大事件的报道,如日本侵台、中法战争等都派人赴现场采访,抢发独家新闻,还利用电报传送新闻。

其次是重视报纸言论。《申报》认为要达到赢利目的,必要时也须仗义执言,并且强调言论要有益于国计民生,因而每天均有一论说置于头版,曾发表过谈吸鸦片、聚赌、缠足之害的论说,主张禁娼的论说,宣传修铁路、开矿藏等“富国之策”的论说。

再次是注重文学副刊。在《申报》之前,报纸偶尔刊登一些旧体诗词和寓言之类的作品。《申报》则公开征求和逐日刊登“骚人韵士”的“短什长篇”与“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且日渐综合,开中国报纸副刊之先声。这样,从《申报》开始,由新闻、言论、副刊和广告四方面内容为组成要素的中国报纸模式就基本形成了。

在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的新闻业很发达。

除了军阀混战难以有效管理新闻界以外，更重要的是中国普遍存在租界，很多报纸都是在租界中发行。

而租界等同于外国领土，中国政府无权干涉。由此，当时中国新闻界掌握了一些言论自由，即便是封建清王朝也是如此。

对此，满清王朝也是极度不满的，对于进步报纸和记者百般打击。

1903年，有革命倾向的记者沈荩，设法得到了慈禧太后要和俄国签订卖国密约的消息，还搞到了密约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割让东北大量领土给沙俄。

沈荩写了揭露密约的文章，通过天津租界内的《新闻西报》全文刊登。文章被国内外众多报纸转载，引起了国内知识分子甚至官员的普遍不满。清政府处境窘迫，不得不宣布放弃签订该密约。

慈禧太后极端恼怒，在北京将沈荩逮捕，随便栽赃了试图行刺太后的罪名，判处最狠毒的杖毙死刑，不让他迅速死去。

行刑当天，八名狱卒对沈荩的四肢和腿部轮流捶打，长达四个小时，沈荩始终未出一声。其后行刑官以为沈荩已经毙命，下令停止，结果沈荩说“速用绳绞我”，气息微弱。行刑官乃将其绞死。

慈禧太后残杀记者的行为，震惊了世界。列强的知识界普遍认为，满清王朝是非常野蛮的封建政权，迟早会被民众推翻，对其非常鄙夷。

此时，满清正在同英国政府交涉苏报案。

《苏报》本来是上海租界的一份小报纸，从1900年开始成为保皇立宪派的舆论阵地。到了1903年，聘请了章士钊担任主笔，章炳麟、蔡元培等撰稿人，抛弃了保皇派转而变为革命报纸。

《苏报》长期抨击满清的各种政策，成为慈禧太后的眼中钉肉中刺。

然而《苏报》是租界的报纸，等同于是在英国办报，满清王朝不敢随便抓人。

在1903年5月，满清政府命令上海的官员秘密抓捕《苏报》主要人员，失败后通过外交手段迫使租界抓捕引渡这些人。

租界政府最终抓捕了六人，本来准备引渡给满清政府。

因记者沈荩刚被残忍处死，列强的新闻界和知识界强烈反对，最终只能在租界审判。

其中4人直接释放，只有邹容和章炳麟象征性的判了2到3年徒刑。邹容病死在监狱中，章炳麟刑满释放后，租界政府顶住满清的压力，将其直接送到去日本的轮船。

抗战时期，为了全力对抗日寇，瓦解敌人的新闻舆论攻势，国民政府颁布了《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战时新闻检查办法》等，规定成立战时新闻检查局，各省、市设立战时新闻检查所，重要县市设立战时新闻检查室。就这样，国民政府建立起了一个从中央到县、市一级，从报刊社、出版社到印刷所、书店的新闻出版检查的网络，使其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得到进一步强化，不允许出现危害抗战的报纸。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党将新闻界作为攻击阵地之一，策划了声势浩大的“拒检运动”，作为舆论攻击的手段之一。

1945年，民主派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回到重庆后，写作了《延安归来》一书，详细介绍了他本人到延安访问的所见所闻。明知道该书会被中华民国书籍检查官删改，为了保持作者的自由表述，决定不送中华民国检查。紧接着重庆的各大杂志报刊和书店都发表声明，从此不再将印刷品送交中华民国检查。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新闻界“拒检运动”。

这个所谓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1945年10月1日起，国民政府被迫撤销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检查制度，该运动取得胜利。

从此，报纸就成为我党搞垮国民政府的重要工具之一，控制的各种官媒和地下报纸各种口诛笔伐，形成燎原之势。

讽刺的是，到了这种地步，老蒋竟然还不知死活。直到国军连续惨败的在1948年 6月，国民政府才知道放纵敌人操纵舆论的可怕后果，匆匆拟定了《军事新闻发布实施暂行办法》(后经行政院改为《动员戡乱期间军事新闻采访发布办法》)，开始管制舆论。

这还有什么屁用，短短2个多月后，三大战役的辽沈战役爆发，国军一败涂地，败局已定。

言论自由是非常重要，但战时各国通常都会进行一定的控制，防止成为敌人的舆论武器。

可以这么说，蒋介石在内战中犯下了很多根本性错误，失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