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份红军三大主力，中央带领的红一方面军、贺龙带领的红二方面军和徐向前带领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这也标志着红军两万五千里的长征结束了。

不过，来到陕北他们才发现，这里比他们想象的更贫困。以往在别的地方还可以“打土豪，分田地”，日子还可以过下去。但是，这里就没有土豪，都是贫民。

当时陕北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自然环境的恶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比江西苏区还要差。

李德曾撰文回忆道：“放眼望去，除了几处肥沃的河谷，其余都是贫穷的黄土地，四处见不到树林，只有深谷纵横。这里常常受到干旱和洪水的侵袭，坚硬如石的土地，即使被开垦出来，收成也少得可怜......只有城市人和大地主才能住上房子，农民毫无例外地和牲口一起都住在窑洞里，这种窑洞就像是在土坡上挖的坑道......农民和部队战士每天地伙食，通常是三碗小米饭和一点酸菜。”

陕北普通民众自己种地，收获的粮食，都不够自己吃的。就更不可能有余粮了，吃的穿的，连取暖用的火柴都没有。

生活的艰难程度可以用饥寒交迫来形容。

更何况当时陕北还有刘志丹、徐海东带领的少量的红军，他们的生活都异常的艰难了，就不用说中央大部队到了这里了。

很显然这种情况下，红军是不可能在陕北立足的。

如何才能生存下去，是红军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最后，毛泽东给出了一个方案，算是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方案就是去山西，到山西有很多好处，山西比较富裕，可以打土豪，分田地。这里是阎锡山的地盘，没有蒋介石的部队。

但是，到山西也不是长久之计，阎锡山也不傻，若是红军一次两次出没山西，他是不会在意的。但是，时日长了，他就会加强防备了。

红军不得不想另一个出路，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也知道陕北红军面临的窘况，他们答应给红军一批物资，但是，他们只答应把物资放在边境让红军自己去取。

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组成了两万人的“西路军”，他们在徐向前的带领下，就去取这一批苏联援助的物资了。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在路途中遇到了马家军，在武器装备不如马家军的情况下，红军几乎是全军覆没，遭到了重大的打击。

当时，连国民党也认为，红军在陕北根本无法生存，不是饿死就是穷死。

从1935年12月红军发布的经费使用标准，我们就可以看出红军缺钱到了什么地步：

办公费：方面军司令部和军团部每月各20元。师部10元，团部5元，营部2元，连部3元。

特别费（主要供部队冬天烤火及杂费）：方面军所属每月300元，师部每月200元，团100元。

优待费（医务、通讯、机务工作人员及军事专家，按其工作能力划分等级）：一等技术人员每月12元，二等技术人员每月8元，三等每月4元。

休养费：重伤员每月4元，轻伤员每月2元，重伤员须入院治疗者，发休养费1元。伤病员住院期间每天发伙食费5分。死亡者一次发抚恤金20元。

由于经费缺口太大，四方面军的4军和31军到陕北一个月了，眼见天气越来越冷，大多数战士还是穿着长征时的破烂衣服。11月28日，红31军军长肖克、政委周纯全向彭德怀汇报：“我军给养除后方直属队外，生粮二天、干粮三天，是就地筹粮。棉衣除前日造外，领了1110套，缺2084套。草鞋每人平均一双，帽子五分之一，鞋子四分之一，大衣七分之一。”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一个人没吃没穿会饿死冻死，一支军队没吃没喝没衣物也会陷入绝境，所以，当时对红军来说，不仅要面临国民党军事围剿，更重要的是，要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不然，不等敌人围剿过来，自己就饿死冻死了。

好在，面对当时主力红军的困境，当时不少人伸出了援助之手。这些援助让红军度过了难关。后来毛主席也说，这时候的红军能度过难关、绝境逢生，要感谢三个人。

第一个要感谢的人是谁呢？

第一个人是徐海东。为什么要感谢他呢？

徐海东，湖北大悟人，1925年入党，后来在鄂豫皖根据地闹革命，任红25军副军长兼74师师长。长征开始后，任红25军军长，1935年9月18日，到达陕北苏区，与刘志丹同志率领的红26、27军胜利会师，改编为红15军团，任军团长和陕北省委委员。

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并没有想到来陕北，后来从一张报纸上得知徐海东刘志丹在陕北干得不错，于是决定来陕北。

1935年11月2日，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后，毛主席主动前往红15军团（徐海东的红25军、刘志丹的红26军合编为红15军团）司令部，表示了中央对陕北同志们的感谢。

中央红军与15军团的会师，标志着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结束。

会师是会师了，但中央红军很快就面临没吃没喝的生存问题。

没办法，毛主席只能向徐海东求助。他特意给徐海东写了一封信，相当于借条，派供给部长杨至诚送到徐海东处，找徐借2500元钱（即2500个大洋）。

当时徐海东的队伍也非常困难，手里仅有7000大洋，但是一接到信，考虑到中央长征之后的困顿，他决定翻倍送5000元给中央。他说，“借就不用了，都是红军队伍，就送吧。”

这5000大洋虽然不多，但解了当时中央红军的燃眉之急，可以说是雪中送炭。

徐海东

这个恩情，毛主席一直记着在。直到后来解放后，他还记得这件事。有时碰到徐海东大将，他还开玩笑地说，“我们的大功臣来了。”

那么，中央有了这5000元钱之后，是不是经济状况就大为好转，在陕北就站稳脚跟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

钱，依然远远不够。

后来，毛主席又给远在上海的宋庆龄写信，寻求帮助，也是两个字：借钱。

宋庆龄女士接到信后，毫不含糊，典押了自己在上海的寓所，凑够了5万美元寄给中共中央。

那时的5万美元可是一笔大数目。庆龄女士算是倾尽所有了。

除此之后，宋庆龄还发起多番号召，发起了社会捐款，所有捐款都通过各种渠道寄给中共中央。为此，蒋介石还萌生出要暗杀宋庆龄的念头，被宋美龄制止了。

在后来的抗战期间，宋庆龄在上海和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为中国抗战进行募捐，总共募捐到500多万美元，大部分资金都送到了中共领导的队伍里。

庆龄女士这种雪中送炭，党和毛主席一直记在心里，永远没有忘记。所以，1949年开国大典，主席亲自给她写信，让她来北平参加大典，并派邓颖超亲自去上海接。

庆龄女士的专列从上海抵达北京后，主席亲自去车站去迎接。这种待遇，除了他的教师程潜，就是庆龄女士了。

在红军生死存亡的时刻，还有一个人帮了大忙。

他就是张学良。

作为军阀的张学良，并不天然同情革命认同我们的主张。他实际上是在作战的过程中，先后被红军歼灭了3个师的部队后，老蒋非但不予补充，反而趁机取消东北军被歼部队番号的情况下，才终于明白，蒋氏驱使背井离乡的东北军打内战，实是“一石二鸟”的毒计。因此，在1935年11月，东北军又在直罗镇被歼灭1个师又1个团的兵力后，张学良就在积极寻求与红军和解。

而此时的红军同样有此迫切需求。

1936年1月，红军释放了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第107师第619团团长高福源，让他向张学良转达红军方面希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意愿。

在高福源的穿针引线下，张学良于当年1月20日亲赴洛川，与李克农面谈。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互相通商的协议。张学良还当场送给我军1万元大洋，以示诚意。这是有据可查的，张学良给予我军的第一笔经济援助。

考虑到此时红一方面军尚未东征，因此这笔钱对于在陕北寒冬中苦熬的红一方面军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到了3月份，在东北军的配合下，我军便衣采购员在西安买到了根据地急缺的无线电器材、石印机，西药，由20余匹骡马驮到了陕北。

张学良大批援助红军是在与周恩来见面后。

4月9日夜，周恩来在洛川与张学良会晤，双方达成了继续深入合作的协议。张学良从自己的私蓄中，拿出5万块大洋送给红军。此后，张学良又让人将20万元法币送给我军，并于5月份下令，将存在洛川第三兵站的大批子弹转送给红军。

在张学良的默许下，经常与红军接触的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也有样学样，将清点部队库存后发现的账外物资转交给红军。这些物资包括2000余支步枪，近70万发子弹及10万元法币。

8月份，张学良在借给我军5万元法币的同时，还答应送1万套棉衣给红军。11月5日，张学良又借给红军10万块大洋应急，由叶剑英带回陕北。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应张、杨之请，徐海东的红15军团南下，准备支援东北军、陕军，共同应对蒋军可能发起的对西安的进攻。张学良为表示谢意，将一些药品和粮食送给红15军团，并下令军需处赶制3万套棉衣送给红军。

12月25日，张学良陪同蒋氏乘飞机去洛阳，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但在此时，相关被服厂已紧赶慢赶，突击完成了3万套棉衣的制作任务，并如数送到了红军手中。

以上总计，张学良交给红军的现款，至少有16万块大洋，25万元法币。其中的10万大洋和5万元法币，虽说是我军向他借的，但考虑到当年着实无力偿还，而且张学良被软禁后也无从归还，因此实际上算是赠予了我军。

法币于1935年11月3日才发行，在1936年时币值还非常坚挺。1元法币与1块大洋等值。而军队是军阀的私产，王以哲若不得到张学良的默许，恐怕很难将10万元法币这样一笔巨款送与我军。所以，王以哲送给红军10万元法币这个人情若算在张学良名下，也没有错。

除了现款，张学良还先后将4万套棉衣及总数不详的子弹、枪支和药品送给了红军。对于刚结束长征不久，几乎是一贫如洗的红军来说，这也是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

对于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我们从来都不会忘记。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将张学良视为党的朋友，尤其是周恩来，在西安事迹后，曾多次为不能挽留住张学良而愧疚和懊悔。

建国后，我们也给予了张学良极高的历史评价，他真金白银地支援红军也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