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我们将迎来更加艰难的十年，尤其是在美国的资产市场，因为超越的门槛是如此之高。

下一阶段的投资，除了‘铲子’的提供者，更重要的是，有哪些公司能够通过使用大型语言模型并将其专门用于自己的公司，从而实现差异化？以及，利用专有数据来真正增强他们的竞争优势。

与预期相比，中国的市场定价极其低迷。按照我们的衡量标准，这是一个极高的风险溢价。在这一点上，这是一个得之不易的溢价。”

9月上旬，桥水公司与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几位核心投资管理人一起进行的对话交流中，谈到了目前环境下，如何确定和评估投资最重要的几件事。

今天凌晨，美联储决定将利率降低50个基点，选择以更大胆的开局进行 2020 年以来的首次降息。

而接下来如何在降息大幕拉开的市场中进行全球投资，更值得持续关注。

桥水与GIC的这场投资高层交流，已经在提早回应这些问题。

交流主要集中在四个主要领域，其中三个属于桥水和GIC的联合研究项目，包括：

第一，如何看待投资中的“美国例外论”，未来可能会走向何方；

第二，人工智能，及其对市场和经济的影响；

第三，如果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及资产定价；

第四，可持续发展投资的现状和未来走向。

​

桥水对客户发送的报告《每日观察》（Daily Observations）系列的编辑吉姆·哈斯凯尔主持了这场会议，三位嘉宾则是GIC 集团首席投资官杰弗里·詹苏巴基伊（Jeffrey Jaensubhakij），固定收益和多元资产部首席投资官刘紫薇（Liew Tzu Mi），以及桥水联席首席投资官格雷格·詹森先生（Greg Jensen）。

聪明投资者（ID:Capital-nature）精译分享给大家。

吉姆·哈斯凯尔（桥水）：我想先谈谈美国的例外论这一话题。两家机构都认为这是未来几年投资者面临的关键问题，也是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杰弗里，我想先请你谈谈，美国的例外论背后是哪些驱动因素？我们今天的处境如何？你认为这种情况还会继续吗？

考虑到全球投资者组合中很大一部分都在美国，如果增长无法继续，对市场、经济等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杰弗里·詹苏巴基伊（GIC）：我认为我们应该将经济表现与市场表现区分开来。

美国的经济表现确实不错，但真正出类拔萃的是美国的资产表现，特别是与其他所有以美元计价的资产相比。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这两者分开，因为我认为经济因素可能是结构性的，不会改变。

从资源、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来看，美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在美国发展的公司和企业实际上可以在国内市场发展到巨大的规模，实现巨大的规模经济，而无需在国际市场上开展任何业务。

从传统上讲，美国也是一个移民国家，这为美国带来了多元化的人口，他们有能力创造各种新想法和创新。

这无疑是美国特殊性的一部分，它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化为美国的经济表现。

除此之外，政府的制度、政策的制定、良好的制衡机制、对民主要求政策变革的呼声——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增长、发展和结构调整，对不断变化的需求做出的政策回应也是非常灵敏的。

我认为所有这些因素依然存在，它们无疑是美国经济表现如此出色的一些关键原因。

在过去几年中，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确实对美国的资产有所帮助。其中一些部分也是其他国家所共有的。

首先，长期以来利率一直在下降，这是一个很大的顺风因素。

这并不一定使美国与众不同。

税率下降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其他一些国家也有，但不一定所有国家都有。但这对公司和资产的盈利增长也是一个很好的推动。

此外，美国的创新，尤其是在过去10年里，是在具有规模经济和网络外部性的领域，美国公司因为率先开发了其中的一些领域，所以能够抢占市场份额，不仅在技术领域，而且还从零售业和广告业抢占了市场份额，否则这些市场份额就会落入国内外竞争对手之手。

而作为投资者，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这些事情还能继续下去吗？

我会从两个角度谈为什么我认为这种特殊性是周期性的。

我们两家机构的联合研究表明，美国的估值增长确实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也远远超过了包括盈利增长在内的基本面因素。

如今，美国公司的盈利增长预期不仅远远超过了历史水平，也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的盈利增长水平。

除此之外，美国还有额外的估值溢价，可以说是在所有增长定价之外的风险溢价。

从历史上看，这些事情都具有相当强的周期性。

因此，我们在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看到一些资产价格层面的优异表现受到侵蚀也不足为奇。

我们总是被告知，如果某些东西达到了市场集中度——就像美国市场在MSCI全球指数中达到的70%——竞争或其他周期性因素就会出现并扭转这种局面。

我认为我们必须注意这一点。

另外围绕美元，美元走强在某种意义上与资产价格共同作用，对流入美国的资金起到了自我强化。

由于资产价格表现良好，更多的外国资金流入，国内投资者返回国内市场，美元升值。

外国人和本国人都会发现以美元衡量的业绩变得更好了。

如果你在美国投资，以日元衡量的业绩甚至会更好。这就增加了资金流动，提高了估值和业绩。

然而当美元这种情况发生逆转时，所有的情况也会同时发生逆转。

因此，我认为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基本特殊性，即市场特殊性，但也有一些周期性因素，我认为这些因素可能会逆转。

格雷格·詹森（桥水）：杰弗里分享了很多，我们的看法大致相同，但我想补充一点。

我认为谈论过去 15 年很有意思，因为在 2009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市场并没有预期美国会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如果你看一下欧洲与美国的预期盈利增长等，它们是差不多的。

而中国，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被定价为将非常出色。自2009年以来，这段时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特殊时期，既包括增长，也包括杰弗里所说的市场。这就是背景。

现在，市场对美国公司未来十年的定价要高于过去 15 年。

过去 15 年的卓越表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而期望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是一个极高的门槛。

因此，我们在 2009 年开始时没有任何障碍。

美国公司的超额收益给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这在某种意义上体现在定价上。

现在，要想在定价上获得同样的效果，你必须比市场表现好上一倍，因为市场已经对这种超额收益进行了定价。这很难做到。

正如你所说，当你考虑全球 70% 的股票市场都是美国股票意味着什么时，这意味着进入股票市场的 70% 的资金必须进入美国股票。

现在，这些资金可以来自回购，也可以来自利润。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并非不可能。

但这确实意味着，要保持这一水平，70% 的资金必须持续流入。

美元也同样受益。这些事情是交织在一起的。

美元受益于股票市场，因为全球股票流动，主要是如果按照指数基准进行配置，70% 的美元会进入美国——这有助于维持相对较大的经常账户赤字。

从本质上讲，全世界都希望用美元借贷，持有美元，因为从本质上讲，你需要用美元来储蓄，以便能够偿还你在世界上的债务。

美国的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荷兰病”（注：Dutch Disease是指一个国家由于资源开发或者出口导致汇率升值,大宗商品出口盈余引起的宏观经济问题），由于技术如此集中，实力雄厚，资金循环利用，美国的其他行业无法在全球舞台上真正竞争。

因此，就全球企业而言，美国也是非常集中的，我们在这方面确实有优势。由于美元居高不下，其他领域很难与之竞争。

这些都是未来的挑战。在美国，协调定价问题需要生产力的复合增长。这是可能的。

美国公司的收入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约占优异表现归因的三分之一。

利润率的表现优于其他国家，这是另外的三分之一。最后三分之一是估值。

从根本上说，如果你把美国股市的表现归纳起来，那就是：

收入增加了，因为它们在竞争中胜出；利润率提高了，这与公司的性质、这些公司的生产力有关，也与公司和劳动力之间的权力转移以及税收转移有关；

最后一点就是杰弗里所说的周期性因素，即估值差异--只要它是正确的，它就会拉动回报率。

你已经得到了未来十年的回报。如果美国继续超过，那么未来十年的回报率就会很高。

总之我们将迎来更加艰难的十年，尤其是在美国的资产市场，因为超越的门槛是如此之高。

吉姆·哈斯凯尔（桥水）：我们已经听到杰弗里和格雷格谈论美国的特殊性，归根到底是有基本面在支撑，但定价将使未来十年很难复制。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与财政可持续性相关的潜在 "左尾 "结果问题日益突出（注：left tail左尾风险是指发生几率非常小，但一旦发生将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的风险）。

如果我们回溯历史，就会发现美国在21世纪初曾债台高筑——主要是在私营部门。

我们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从那时起，经过一系列的政策，风险已经从私营部门向公共部门进行了巨大的转移，以至于今天，私营部门看起来相对健康。

而如果你看看政府债务，尤其是美国的政府债务，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因此，我想知道你是如何看待这一点的，就其可持续性而言，以及作为一名投资者，你是否担心这一因素会改变美国当前的趋势。

刘紫薇（GIC）：当然。我的意思是，财政可持续性是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所关注的关键问题。

如果你看看我们今天的赤字水平，再看看支出中的项目，就会发现其中很多都环环相扣，任何政府都没有足够的灵活性来改变它。

因此，你所看到的赤字水平几乎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问题是，政治家们将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对财政可持续性的长期担忧？

我认为其中一个问题是时间跨度。

今天，美国的实际利率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因此，这并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但在某些时候，他们会达到一个临界点。这是其一。

第二点也是相对的，如果你看一下美国的财政可持续性状况，并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就问题的紧迫性而言，它可能看起来并没有其他一些国家那么糟糕。

第三，如果你看到一个即将到来的宽松周期，你确实有能力让美国以更低的成本发行债券，也许还能延长期限。

因此，这些都是政治家和政府需要考虑的一些工具和杠杆，以便进行长期管理。

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认为美国长期债券的期限溢价需要上升，以反映财政可持续性的不确定性以及长期债券的发行和供应问题。

吉姆·哈斯凯尔（桥水）：我们要关注的第二个话题是人工智能革命。

在这方面，我们的能力突飞猛进，人们对这项技术的潜力充满期待。同时，也有一些对制约因素和诸如此类的担忧。

在美国股市，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股票表现优异，相对于世界其他股市，它们在美国股市也处于领先地位。

那么，人工智能是否已经影响到实体经济，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期待它很快就会影响到实体经济？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它的发展弧线？

格雷格，我想从你开始。你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问题上，并以多种方式直接参与其中。你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对市场和经济的影响？

格雷格·詹森（桥水）：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甚至在我来到桥水之前，我很兴奋能来到桥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喜欢构建系统，期待把人类直觉编入代码。

大约在 2012 年，我开始对 “机器学习何时才能真正在创作过程中发挥作用”这个话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大约在 2022 年年底，我认为各种要素已经足够齐全，机器学习可以在世界上实现下一个飞跃。

就在那时，我们在桥水成立了人工投资联合实验室（Artificial Investment Associate Labs，简称AIA），将我们在机器学习方面的工作小规模地进行下去，有25个人完全专注于此。

作为首席投资官，我除了关注人工智能对投资流程生产力的影响是什么，也会亲力亲为，尝试通过机器学习来判断经济和市场的下一步走势。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我们还处于追赶泡沫的阶段。

我知道人工智能已经被定价很高，很多事情都让人欣喜若狂，但在我看来，各种因素正在以这样一种方式结合在一起，你实际上可以做出更高质量的决策，而且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

与之关系最密切的人正在进行大规模投资，并认识到如果不保持领先，他们将面临的风险。以谷歌或其他公司为例，如果你不能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领先，对他们来讲游戏就结束了。

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许多行业的许多公司都会感到，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会落后，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投资思维。

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还只是处于初期阶段。

因为每个人都在看语言模型，每个人都知道ChatGPT做了一些蠢事，也许忽略了——有些人并没有忽略——它对物理科学的影响，它对医疗保健和疫苗的影响。

这些事情的发展速度令人难以置信。

你看看我们在过去三年里的影响，增长率是巨大的。

这些就是我对这件事的整体看法。

现在，我们在这条路上磕磕绊绊 走过18 个月。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破坏比生产更容易，而且有很多人工智能的东西可以用于破坏。

还有就是巨大的监管风险：司法部，还有这些调查，这将是非常困难的。

刚才我们谈到了美国例外论，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国公司通过人工智能再分一杯羹的容忍度有多大。

因此，其他国家很可能会有反应。

在哪些地方可以使用人工智能，哪些地方不能使用人工智能，各国的规定会有所不同。

回到美国的定价问题上，我认为，美国定价的唯一合理途径是，生产力出现奇迹，其规模大约是过去十年的两倍。

这是有可能的，有基础的燃料在那。

大规模做出更高质量决策的能力，将在世界上释放出来的力量可能会给生产力带来很多好处，同时也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担心，因为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意外发生。

这就是我对未来发展的看法。

吉姆·哈斯凯尔（桥水）：杰弗里，格雷格的话有很多值得消化的地方。作为 GIC 的集团首席投资官，你是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的？它对 GIC 的决策有何影响？

杰弗里·詹苏巴基伊（GIC）：我认为，在很多方面我都同意格雷格的观点，即对未来的巨大影响和广泛采用，因为改善流程、超越今天的工作以及竞争的潜力都将是巨大的，每个人最终都需要采用它。

但我认为，格雷格以桥水公司的做法为例，也说明了作为投资者在这一趋势中必须思考的许多问题。

如今，在大型语言模型中，有三到七个相关模型，正在构建的工具需要大量投资——投资学习、训练模型等等。

无论是购买英伟达（Nvidia）芯片来让模型学习，还是建立数据中心来容纳这些模型，亦或是为模型提供电力所需的能源，都需要大量的资本支出。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通用模型本身真的可以用来提高生产率吗？它们能被采用和调整吗？

事实上不能。

与搜索模型或社交媒体应用不同，这些场合消费者或公司只需将其移植到公司，就能立即知道如何使用。

而要想将大型语言模型用于你想要的商业应用——不是让它们写份提纲之类——就需要公司有能力调整这些模型，使之适合公司的使用。

如果是定量使用，这些模型本身并不擅长处理数字、数学和数学概念。因此，你需要一些技术和能力，然后将其转换为你自己公司想要满足的需求。

我认为，下一阶段的投资——除了“铲子”的提供者——将是，有哪些公司能够通过使用大型语言模型并将其专门用于自己的公司，从而实现差异化？

更重要的是，利用专有数据来真正增强他们的竞争优势。

我认为，我们将看到的是，那些拥有这种基因、已经在使用这种基因并将积极实现差异化的公司，将与其他没有这种基因的公司形成鲜明对比，而其他公司则将在这方面苦苦挣扎，因为高端人才非常稀缺，也许要挣扎数年才能做到这一点。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寻找这种差异化。

每家律师事务所都有可能用人工智能取代大量律师。

能够很好地利用人工智能的公司最初会相对较少，除非我们看到大量公司将大型语言模型用于真正能够利用这一优势的行业用途。

吉姆·哈斯凯尔（桥水）：这是我们两个组织研究的第三个大课题。

中国在很多很多年里都是全球经济的成功典范。增长率非常高，城市化进程非常快，所有这些都是一个积极的故事。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看到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过度投资和高杠杆率之后的停滞。

事实上，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经济正在出现通货紧缩。我们将何去何从？展望未来，这是否会成为投资者的担忧？

刘紫薇（GIC）：让我们退一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

从 2000 年到 2010 年，中国经历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增长时期，平均增长率约为 10.4%，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出口市场份额的快速、强劲增长，尤其是在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同时也得益于非常有利的人口结构以及快速的城市化进程。

但在那之后的十年，也许就在 COVID 之前，你会发现增长也有所放缓，但 2011 年至 2019 年间平均 7.3% 的增长率仍然非常可观。

这要归功于三大传统增长引擎，即出口、投资和消费。

但也正如你所说的，杠杆率不断上升。

因此，杠杆率的快速上升确实增加了中国经济的脆弱性。

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率在 2020 年至 2023 年间出现了相当显著的调整，目前为 4.7%。

现在，这里显然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有些是周期性的，有些是结构性的，但这两组驱动因素确实在同时向同一个方向作用于中国经济。

让我们从周期性因素入手。

其一，COVID 之后的经济复苏相当低迷。

因此，这不仅对信心、商业信心产生了连锁影响，而且还对工作岗位的供应以及工资增长产生了影响。

截至今年7月，我们看到个人所得税下降了5.5%，而这是在2023年同比下降-1%之后。

根据我们看到的最新统计数据，中国 38 个主要城市的平均工资增长率已从今年第一季度的 2.2% 下降到第二季度的 0.5%。

总需求的疲软也导致了竞争的加剧，尤其是在某些行业。

例如，我们看到一些公司不得不承受非常薄的利润率，以挤掉其他竞争者。

实际上，在中文里有一个词叫“内卷化”，我想它的英文翻译是“involution”。

举例来说，截至今年 5 月，亏损制造企业的数量已激增至 180,000 家左右，约占中国企业总数的 30%。这个数字是 2021 年的两倍。

还有其他一些周期性因素，如猪肉、大宗商品等价格下降，对中国经济造成周期性通缩压力。

但也许更重要的是结构性驱动因素。

其中包括人口结构等因素；中国有利的人口结构高峰期已经过去。

此外，中国经济模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政策制定者试图以质量增长而非数量增长为目标，政策主导的结构调整和系统去杠杆化也随之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

因此，以房地产为例。房地产去杠杆化对经济的影响非常大。

2020 年，房地产在 GDP 中的占比约为 26%；而如今，截至 2023 年，这一比例仅为 17%。

房地产市场还对信贷链产生了巨大的连锁影响，例如，地方政府融资、大宗商品的消费和需求，以及占中国家庭财富的 60% 左右。

这种结构性调整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像房地产贡献那样的东西来替代它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引擎。

房地产的结构性去杠杆也恰逢人口高峰、系统内和全国结婚人数下降，也恰逢城市化率与过去相比偏低、房地产价格与收入比升高以及家庭拥有率偏高。

因此，我们需要时间来找到新的增长模式。

最后，在外部压力方面，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贸易摩擦谈判不断加剧，这将继续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寻找其他方式来考虑国家安全和系统的自给自足，因此在下一阶段的增长中，他们将不得不关注其他一些事情。

格雷格·詹森（桥水）：我认为这很好地描绘了一幅图景。在我们的框架下，中国的私营部门、国家和地方政府都面临着长期债务周期的问题。去杠杆化是困难的，你必须做出选择。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还有一些根本性的、真正强有力的东西。中央政府可以承受比现在更多的债务，但他们选择不这么做。

一方面你要看到中国经济的基本实力——科技的基本实力，一方面是中央政府选择不这么做的事实，不是他们不能这么做，而是他们选择不这么做。

最后，关于定价，我们谈到了美国，而中国恰恰相反，与预期相比，市场定价极其低迷。

按照我们的衡量标准，这是一个极高的风险溢价。

在这一点上，这是一个得之不易的溢价——但与美国等定价为超常收益增长的国家相比，中国的风险溢价极高，定价为未来的负收益增长。这些都是有趣的差异。

刘紫薇（GIC）：我想补充一点，政府有不同的考虑。

你必须（1）政权和社会稳定；（2）金融市场稳定；（3）国家安全；然后（4）经济增长。

因此，我认为首先这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平衡之举，因为你有这么多不同的考虑因素，而且它们都在同时作用于其中的一些压力。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模式正在发生重大转变，这要求我们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经济状况和市场投资方式。

吉姆·哈斯凯尔（桥水）：我想请杰弗里回答一个问题。

我们共同完成了一项 21 个去杠杆化的案例研究。你可以看到，结果的分布非常鲜明。

如果你及早积极地将债务货币化，你可能会受到货币的一些影响，但你会有一个更好的经济结果。

反之，如果你等待的时间过长，那么通货紧缩预期的现实就会开始显现，并可能造成极大的破坏，如果没有真正激进的政策，就很难摆脱这种状况。

作为投资者，我们说过，债券、股票和其他东西的平衡投资组合是最好的方式，即使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这种投资组合实际上也表现得很好。现在作为投资中国的投资者，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杰弗里·詹苏巴基伊（GIC）：我认为，对于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来说，问题几乎是一样的，那就是试图理解这是否是一个稳定的平衡。

较低的经济增长和所有的去杠杆化，还能在这里维持下去吗？

或者说，在半市场经济或完全市场经济中，你无法控制一切，你肯定无法控制情绪，因此也无法控制消费者做出的经济消费决定。这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吗？

一旦不及早采取措施，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实际上已经陷入了这个恶性循环，导致了更糟糕的结果。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投资者在中国不能做很多事情。你可以建立一个非常平衡的投资组合。

对于长期资产所有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

你会说，“好吧，我可以持有中国债券，从低债券收益率开始，我会获得一些资本利得，但如果我继续在那里投资，我就只能获得低债券收益率”。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你想要的吗？

从股票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投资综合指数与寻找在这样的环境中仍能表现出色的公司是不同的，前者让你了解整个经济，因此也会让你了解管理经济和去杠杆化带来的所有问题。

无论是私募股权投资、进入并控制一家公司，还是寻找那些自我管理良好的公司，都存在着机会。

投资这些市场份额增长的公司，可以分享其将仍然不错的收入增长转化为每股收益的增长。

吉姆·哈斯凯尔（桥水）：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重点谈谈可持续发展。

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风险/收益，而是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投资范式的一部分。其中就包括 GIC 和桥水公司。

作为 GIC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现任主席，我想请你谈谈 GIC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做法。

刘紫薇（GIC）：我认为，在讨论具体做法之前，我们不妨退一步，看看我们的三个核心理念，它们是我们思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础。

首先，我们认为，从长远来看，具有可持续发展实践或良好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公司将获得更好的风险回报比。

原因不难理解，在政策、法规、消费者偏好、商业运作等方面，社会运行的规则和规范变化非常快。

企业要想在未来盈利，就必须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是我们的主要信念。

其次，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对可持续发展采取长期和全面的方法。

现在，我们在全球许多国家和许多行业开展业务，我们发现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有时可能会有一些权衡。

对于像我们这样的长期投资者来说，重要的是，我们在整合可持续发展因素时，要认识到我们所处市场和行业的特殊性和多样性，认识到实现这一转变所需的权衡和时间。

因此，我们认为，对可持续发展采取更加自下而上、更加细致入微的方法，比自上而下或一刀切的方法更能有效地帮助企业实现转型。

最后，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希望能够为现实世界的脱碳做出贡献。重点在于我们所做的工作对现实世界的去碳化产生的影响，而不是关注投资组合的去碳化。

坦率地说，后者可以通过金融工程或撤资等方式实现，但我们认为，这样做不一定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建设性影响。

就方法而言，让我们再次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审视世界。

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资产都放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光谱上，

一端是可持续发展的资产或绿色资产；

另一端是搁浅的资产或由于碳强度很高而有很高搁浅风险的资产（注：是指那些因市场条件、法律法规变化、政策变化、技术进步等外部条件变化，而失去价值或由于这些变化而无法在预期的经济寿命内获得投资回报的资产）；然后中间的所有资产就是我们所说的过渡型。

如果用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全球指数（MSCI All Country World Index）来代表全球投资领域，那么你会发现绿色资产目前约占 7%。

而搁浅资产或高碳密集型资产约占 10%，但顺便说一下，它们占了整个加权平均碳强度指数（WACI）的 40%。然后是中间的大部分过渡型资产占 83%。

我们的方法是认识到这三类资产中的每一类都有不同的资本需求、不同的转型计划和轨迹，因此对我们来说，方法是非常不同的。

从概念上讲，我们要做的是，对于绿色的部分，我们希望投入资金，帮助扩大一些脱碳解决方案的规模。

比如一些绿色燃料、绿色氢气、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绿色钢铁、碳捕获等。

所有这些脱碳解决方案和技术都需要大量资金来扩大规模和实现商业化。

另一端是说：好吧，我们是否有可行的替代方案，或者我们是否有过渡的途径？如果这些公司不想转型或没有能力转型，我们就会选择撤资，这也是我们管理投资组合中搁浅风险的一种方式。

最后，在最多资产的部分，这项工作相当复杂，因为它非常细微。

世界上不同地区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公司和行业，去碳化和转型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所处的地理位置、你来自的行业、可用于转型的技术类型、经济性，当然还有政策和法规。

因此，从概念上讲，我们要做的就是审视不同的情况，然后问自己，我们是否有必要在转型途径和转型资本方面帮助这些公司？在风险/回报方面是否合理？

积极参与并了解有哪些不同的杠杆可以用来实现运营的去碳化，看我们是否有能力审视我们的代理投票程序，并负责任地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