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何克全）之子何明，在贵州省习水县县委书记余泠、副书记王继松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位于习水县土城镇的四渡赤水纪念馆参观。

何明先后参观了青杠坡战斗遗址、四渡赤水纪念馆、泽东住居等遗址，不停地用相机记录遗址的每一个角落，并对习水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

参观结束后，何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935年1月，父亲在遵义会议上不赞成毛泽东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提出了一些错误的意见，这是事实。但父亲事前绝对没有与博古等人串通，更没有搞过阴谋。在随后的扎西会议上，父亲改正了认识，中央也恢复了他9军团党代表的职务。此后，父亲一直都站在毛泽东一边。现在很多人看到我，都只知道我父亲在遵义会议上反对过毛主席，忽略了父亲对革命的贡献，这也令我很尴尬。”

一、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意义重大。遵义会议使我们党和红军在极端危难的关头获得了新的生机，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之前，王明“左”倾错误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许多干部对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了怀疑和不满。湘江战役后，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红军广大干部战士认识到，红军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

1935年1月，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博古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继续为“左”倾冒险主义进行辩解，遭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批评，认为他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只有凯丰一个人支持博古的报告，不同意毛泽东等对博古的批评，甚至指责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凯丰为什么要支持博古的错误路线，反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呢？因为凯丰之所以能当选为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完全是靠王明等人的提拔。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凯丰就认识了王明、博古等人，是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成员之一。

凯丰原名何克全，1906年出生于江西萍乡，19岁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底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回国，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共青团、少共中央以及宣传方面的工作。

从凯丰的履历上不难看出，他是一个理论家，或者说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并没有多少战争的实际经验，对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了解有限，因此在遵义会议上，才会站出来错误地为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辩护。

据聂荣臻回忆：“遵义会议召开期间，凯丰曾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凯丰随后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虽然没有人支持自己，但在遵义会议上，凯丰仍顽固地支持博古。并在会议中挖苦毛泽东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

凯丰的话，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以致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1962 年 1 月，毛泽东对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谈话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去打的。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二、

出乎凯丰意料的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听到遵义会议的《决议》后，一个个都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一位老红军曾回忆说：“遵义会议的《决议》像一声春雷，在我们的耳边震响着。亲身体会到错误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多大损害的人，当时那种欣喜欲狂的心情，是很难形容的。我们激动地掉下眼泪来了。”

遵义会议后，凯丰的错误立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同志们的批评。凯丰的思想也受到极大震动，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在党组织和同志们的耐心帮助下，在实践的过程中，凯丰终于认识到了自己对遵义会议采取的错误态度。他在自传中写道：“在威信的干部会时，就实行了自己错误之初步批评。”

从那之后，凯丰的态度来了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他主动站出来说：“现在，我要收回我在遵义会议上的观点，坚决拥护毛泽东来领导我们的红军。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党，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红军。”

客观地说，凯丰在遵义会议上的错误思想，是受到了当时“左”倾路线的影响。可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他马上能够主动改正，从此积极捍卫和执行党的正确路线，这也表明他是一个真诚的革命战士。在这一点上，他同时党内另一个反对遵义会议决议者——张国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曾将《遵义会议决议》的内容电告张国焘，张国焘却千方百计地阻挠《决议》在红四方面军中的传达和贯彻。即便是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仍对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持对立态度，抹杀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的一系列重大胜利，反对党中央确定的北上川陕甘的正确战略方针。

针对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党中央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批评和帮助，但是张国焘坚持错误，甚至公开成立“第二中央”，最后叛党而去。从这一点说，凯丰与张国焘高下立判。

三、

中央到达陕北后，凯丰受命筹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同时兼任粮食部部长，在红军过黄河东征时，积极筹措军粮，保证了东征的胜利。

1937年，凯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撰写了《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岐在哪里》等文章，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批判，在党内引起了巨大反响。

或许是出于对张国焘的痛恨，凯丰在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时，也犯了矫枉过正的错误。他把四方面军的很多干部贬成“土匪”、“军阀”，给四方面军官兵带来很大压力，也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这也导致了1937年4月3日，延安红军大学发生了原四方面军的许世友等 30 多人密谋“拖枪逃跑”的事件。

得知这一事件后，毛泽东十分吃惊，立即严厉地批评凯丰：“你搞的啥子名堂？中央的精神是批张国焘，你却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弄得这么多红四军高级干部反对我们，凯丰同志，我看你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嘛！”

批评完凯丰，毛泽东亲自去看望了被关押的许世友等人，化解了这场“危机”。凯丰也意识到自己又犯了”左“的错误，向中央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1942 年 2 月 ，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在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报告后，凯丰代表中宣部，出台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又称“四三决定”），对整风运动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

在整风运动中，凯丰丝毫不隐瞒自己在遵义会议时的错误，并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深刻剖析和自我批评。

为了解决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脱离实际、脱离工农兵、思想混乱等与革命不协调的问题，凯丰陪着毛泽东，找了几十位文艺家谈话，并与毛泽东联名发出请柬，邀请一百多位作家、艺术家及思想文化战线的负责人，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毛泽东一生中惟一的一次与人联名召开的会议。会后，凯丰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文艺座谈会精神，又以中央宣部的名义，召开了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并在会议上作了《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的报告。这次会议后，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掀起了深入农村，深入工农兵的热潮。

1945 年，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代表们因凯丰在江西苏区积极参与推行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不愿意选举凯丰进入中央委员会。尽管毛泽东亲自做了很多代表的工作，凯丰还是落选了。但凯丰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是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派出两万名干部开赴东北，凯丰也在此时来到东北，担任东北局委员和宣传部部长。

一到东北，凯丰便领导创办了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并致信毛泽东，请毛泽东给这份报纸题写报名。毛泽东也欣然答应，亲自题写了好几幅报名，最终选择了一幅字迹从左至右、字形呈欹侧势，“东”“报”二字将“北”和“日”字夹裹包容之中的报名，托人送到了东北。

1948 年 4 月，凯丰仿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方式，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以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推进东北文艺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凯丰出任东北最大最重要的城市——沈阳市委书记。有一次，他对中央编拟的《关于三反运动大型纪录片摄制提纲》一些内容有看法，于是直接将意见反映给了毛泽东。东北局书记高岗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恼火。认为凯丰直接向毛泽东反映意见是瞧不起他，两人发生了一些磨擦。

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专门给高岗打去电话，认为凯丰有意见向我反映是好的，他以后有意见还向我反映，把意见闷在肚子里才不好！”

1953年，凯丰调任中宣部副部长，再一次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不久后，凯丰被查出患上了肝癌，毛主席立马就派人去找好的医院让凯丰去治疗，并给凯丰带话：“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放下过去，现在你要好好治疗，祝你早日康复”。

见主席对自己如此关心，凯丰感动不已，更加为当年自己在遵义会议上反对主席的行为而惭愧。他多么想治好病，在主席手下多工作几年啊！可惜病魔来得太猛，1955年3月23日，49岁的凯丰还是在北京逝世了。

五、

凯丰是一位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共产党人，从不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和家人牟取私利。

他的女儿何淑英生于战争年代，从小被寄养在乡下，后来嫁给了一个农民。1951年4月，何淑英找到时任沈阳市委书记的凯丰，想请父亲为她在沈阳安排一个工作，但凯丰坚决不同意，给女儿回信说，你“带着两个孩子，无法学习，也无法工作，还是回家去种田吧！我这里也无法养活你及小孩！”

见父亲不肯给自己安排工作，何淑英只得和丈夫返回农村。临走前，凯丰送给女儿女婿两个礼物：一件自己穿了多年的中山装，以及一件毛线衣。何淑英认为凯丰这个父亲太抠了，不太想要，后来还是弟弟何明告诉她：这是父亲能够拿得出手的两件好一点的衣服：“爸爸没有钱，很穷很穷，他和妈妈穿的衣服都是补丁压着补丁。”

凯丰共有四个子女，其中小儿子何明是最像他的一个。

也许是遗传了凯丰的才华，何明在十几岁时，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作品。成年后，何明在哈尔滨市文学艺术创作评论室担任编辑，还担任过《哈尔滨文艺》的诗歌主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85年10月，贵州方面邀请何明参加遵义会议纪念馆开放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在参观纪念馆时，讲解员由于不认识何明，于是在何明面前大讲凯丰在遵义会议上反对毛主席的事，弄得何明十分尴尬。陪同的馆领导想制止讲解员，但何明却拦住馆长，让讲解员继续讲解。

何明认为：父亲确实在遵义会议上提出不同的看法，说过一些过头话，但是这并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关键是遵义会议结束后，父亲及时认识到了错误，改正了认识，并在后来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也得到了同志们的谅解。对于这件事，也没有必要隐瞒，相信父亲如果在天有灵，也同意自己的做法。

参观结束后，何明在留言簿上留下了这样一段话：“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我们应正视历史，还原历史的真实，不应再用脸谱化的方式演绎历史，而是把有血有肉的人展现出来。”

参考资料：

凤凰网：《遵义会议时凯丰批评毛泽东什么 让其耿耿于怀30多年？》

四渡赤水纪念馆官网：《革命家凯丰（何克全）之子何明重走长征路》

《中国纪检监察报》：《凯丰的四封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