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22日，开国上将钟期光去世，享年83岁。
根据钟期光将军生平遗愿，家人们把他葬在他生平奋斗过的地方——江苏溧阳西山烈士陵园，这里是当年新四军在江南建立的第一个根据地。值得一提的是，钟期光将军是与夫人凌奔合葬于此，凌奔去世于1986年9月，享年66岁。
不过，钟期光将军夫妇墓葬的碑上，最初只有将军一个人的名字，后来是源于另外一位老战友来扫墓发现了这个情况，这才改了过来。
这位老战友就是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张震。
张震晚年曾携夫人马龄松两次到溧阳为老战友扫墓，第一次去时他就很不高兴，因为钟期光将军的夫人凌奔也是一位老新四军战士，她也为新中国成立、建设立下过功劳，不应该被忘记。
张震回头对夫人马龄松说：
“凌奔同志是新四军老战士，应该把她的名字也加上。”
在张震提醒后，钟期光将军的家人在墓碑上添上了凌奔的名字。
一张震与钟期光同为新四军的战友，两人之间有很深的交情。
1949年2月，华野改称第三野战军时，张震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不久后还兼任了华东军区参谋长），钟期光将军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可后来1955年9月授衔时，张震被授予中将，钟期光则是上将。而两人在1952年行政评级时都是副兵团级。
不少人都奇怪，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缘由？
其实，这也很好解释。
张震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是后来提拔上来的，最初解放战争爆发初期，张震任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当时钟期光是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1947年1月，华中、山东两大野战军合并后，华中野战军所有正职几乎都改任副职，像张震率领的九纵与二纵合并成立新的二纵，张震任二纵副司令员，而钟期光则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
“七月分兵”后，华野在南麻临朐战役中失利，粟裕遭遇各方面批评，唯独张震有不同看法，他从战术方面详述了我军失利的原因，粟裕意识到张震头脑聪慧，后来有意提拔他作为自己的帮手。
从1948年3月起，张震陆续出任了华野一兵团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由于当时华野参谋长陈士榘不在野司，而是作为兵团司令在外，所以华野司令部的参谋工作整体是张震在负责。
包括后来豫东战役、淮海战役，也是张震辅助粟裕指挥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到1949年2月，第三野战军成立兵团后，陈士榘出任第八兵团司令员，不再兼任野司参谋长，张震则转正，正式出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的原因。
相比之下，钟期光一直很低调，他和唐亮（华野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性格上还有相似之处，两人都是我军政治工作代表的典范。
就在陈士榘率领三、八、十纵队作战期间，唐亮也不在野司，而是与陈士榘一起率领部队在前线（所以有陈唐兵团的称谓），所以当时华野野司的政治工作，是陈老总负总责，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辅助（实际上是以副职身份兼正职工作）。
也因为在战争年代，能打仗的军事干部比较容易脱颖而出，像负责政治工作的唐亮、钟期光等将军反倒有些默默无闻。
据说1947年2月莱芜战役后，时任华野副政治部主任的钟期光乘车到野司开会，结果路上被一群伤兵拦住，要求钟期光先把车派给他们送伤员。
钟期光那时也有紧急任务，于是提出先把他送到野司，然后在派车送他们，不料就是他这一句话惹怒了伤员，被一受伤的连长揪下来，连衣服上的纽扣也拽掉了。后来这个连长得知自己打了大官，一下子也慌了。
后来调查得知，打人的连长是六纵的，时任六纵政委的江渭清大怒之下就要严肃处理，司令员王必成也赞同。
可就在这时，钟期光反而亲自出面劝说，不要处分这名连长，还命警卫把他带去吃饭，还专门叮嘱他：
“你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你不必自责，以后要好好修炼。”
钟期光的宽厚让人不禁动容。
二与钟期光将军低调不同，夫人凌奔在与他结婚前，那可以称得上是大名鼎鼎。
1920年3月20日，凌奔出生于安徽芜湖一个富裕的家庭，也因为家庭开明，父母对这个女儿的出生十分疼爱，特地给她娶了一个名字——黄明英。
之所以后来改名叫凌奔，还和一段故事有关系，我们下面接着谈。
在父母的疼爱下，凌奔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不过凌奔求学期间，日本已经侵占了东三省，1937年更是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她家里的生活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芜湖当地便有热血爱国青年上街散发抗日宣传单，凌奔也逐渐感受到了国家危难，也正因为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凌奔后来结识了她一生的挚友吴友廉。
1941年，凌奔（左）和战友陈日梅合照
吴友廉比凌奔大两岁，也生于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吴友廉本身也是一个新四军老兵，传奇人物，这里不多谈），在芜湖市芜关女子中学读书时结识了凌奔，两人后来成为挚友。
不仅如此，凌奔的父亲黄敬益病故后，加上芜湖沦陷于日寇，也是吴友廉伸出援助之手帮忙。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使得凌奔、吴友廉有机会参加新四军。
1938年5月，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率领部队东进抗日途径茂林，恰好被凌奔、吴友廉看到，当时两人就注意到，新四军部队中还有女兵。
当时，新四军部队中的女兵大多数都是慕名而来参加抗日的，在战地服务团工作，凌奔与吴友廉看到后，心中不胜向往，一番商量后，两人决心也参加新四军。
1938年8月，凌奔、吴友廉正式成为新四军的一员，被分配到女八队、参加学习与训练。
凌奔本来就性格活泼，在女队学习期间，她的表现就很出色，当时她无论是文化课程还是军事训练，在整个女队都是名列前茅，入伍不到两个月，他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年新四军在抗战时期活跃的地区原来不是我们的老根据地，老百姓对新四军也并不大信任，凌奔在新四军时，主要负责宣传工作，向百姓们宣传我军的主张：
“新四军是打鬼子的队伍，和其他军队不同，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百姓一针一线。”
慢慢的时间一长，当地百姓对新四军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
1970年北京，凌奔（右）和战友吴友廉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凌奔也随部队转移到了江南，后来出任了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政治部民运队长，专门从事民运工作。
当时，江南一带是日伪军盘踞的地方，十六旅的处境很艰难，同年春，旅长罗忠毅率领十六旅转移至宜兴，途中遭遇了300余日寇偷袭，突围过程中，凌奔受重伤。
凌奔此次受伤，不仅是背部留下了一道长达30多厘米的疤痕，而且也留下了终身的隐患，咳嗽、终身哮喘，也因为这个缘故，建国后凌奔被评为“三等甲级革命伤残军人”。
不过，凌奔伤愈归队后，仍然积极工作，而且为了鼓励自己，她决定给自己改成现在的名字。
凌奔怀念自己在南陵从事民运工作时的一段日子，于是她改“陵”为“凌”，作为自己的姓，又考虑自己性格奔放热烈，取名为“奔”。后来这个名字伴随了她一生。
值得一提的是，也是因为这次负伤，凌奔结识了她的丈夫钟期光。
三凌奔伤愈后，上级考虑她不适合再从事民运工作，于是改调她到一师政治部任文化教员。
当时，时任一师政治部主任的就是钟期光。
要说起来，钟期光的个性温和，以至于在部队人称“妈妈主任”，他与凌奔的个性完全是两类人，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相处，两人竟然走到了一起，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奇事。
1942年春，钟期光与凌奔喜结连理。
结婚后凌奔也并没有完全归于家庭，而是仍然从事革命活动，而且雷厉风行的个性丝毫没改。
据说有一次，凌奔带着孩子指挥印刷厂撤退，当时撤退的不仅仅有人，还有工厂里的设备，但可供撤退的船只载重太小，凌奔只能下令丢掉一些不重要的东西，但仍然超重，凌奔心里一着急，脱口而出：
“把竹筐里的两个孩子也弄下船。”
当时凌奔疾言厉色，竟然是丝毫不留情面，还是周围的人反对说：
“两个孩子能有多重，留下吧。”
好在船虽然沉重，但还是摇摇晃晃的出发了。
一直到目的地后，凌奔才松了口气，转头回来安抚两个孩子。
建国后，钟期光夫妇在南京工作生活。
当时，钟期光参与组建南京军事学院，任学院政治部主任，为了解决所有干部的后顾之忧，决定成立学院所属的干部子弟学校，凌奔主动向组织上提出出任校长：
“我受过高等教育，孩子是最重要的。”
从学校选址到建设，凌奔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后来南京军事学院干部子弟学校也成为全南京最好的学校。
许多在学校上过学的老人回忆起来，也对凌奔这位校长印象深刻，在他们的严重，这位校长既是严厉的师长，同时也是和蔼可亲的“妈妈”。
1961年，凌奔随丈夫到北京工作，在六一儿童节这天，全校1350余名师生一起给校长写了封信：
亲爱的凌校长妈妈：
……亲爱的妈妈，您放心吧，我们在学校里，一定遵守纪律，好好学习，好好休息，讲究卫生，尊敬老师、阿姨和叔叔，听他们的话，不让他们为我们操心。我们一定要以优异的成绩，良好的品德，健壮的身体，来报答您对我们的辛勤教导和关怀。亲爱的妈妈，您一定要多多休息，把身体养好，您身体好了，我们比什么都高兴。
最后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您最喜爱的1350个孩子
1961年6月1日
凌奔直至去世时，仍然只是个十三级的干部。
凌奔还有个称号叫“鸠兹女侠”，据说鸠兹是芜湖的别称，至于女侠则是全体新四军将士后代一致给她的称呼。
在那个特殊年代，凌奔曾收养其他同事的子女多达19人，在自己家里吃饭穿衣都成难题的情况下，还尽可能的接济其他老战友，比如叶飞、江华、谭启龙等老战友，都受到过凌奔接济，以至于自己家里常常没钱。
有些老战友的孩子也很懂事，知道凌奔家里也揭不开锅，尽可能的不想去麻烦他们，凌奔就根据孩子们提供的线索，一处一处地寻找，终于把他领回了家，她还对孩子们说：
“你们不要怕，即使没收了钟伯伯的房子，也还会有我住的地方，大不了我们打地铺！”
也因为凌奔性格坚强，作风果敢，就连许多党中央领导同志也知道她的大名。
钟期光、凌奔夫妇始终对自己严格要求，特别是对待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此，据子女回忆，他们小时候口袋里基本没装过零花钱，家里三个女孩儿的衣服，都是哥哥的旧衣服改了又改。
1962年，钟期光妹妹的儿子李耿成在部队当兵，因表现良好，部队准备给他提干，李耿成给舅舅写了封信，没想到舅舅钟期光直接措辞严厉的回了一封信：
“你文化不高，不适应部队现代化发展。锄头竖得稳，作田还是本，老家田多，我赞成你回家种田。”
钟期光的部下戴润生也回忆说：
“钟期光夫妇食物都是粗茶淡饭，掉在桌子上的饭菜，随手捡起来就吃。我们说不卫生，钟期光回答，粮食是宝中宝，一粒也不能浪费。”
1986年9月，凌奔去世，老伴儿的去世对钟期光的打击也很大，至1991年，钟期光也逝世，夫妻两人合葬于江苏溧阳西山革命烈士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