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倾城迷下蔡，容好结中肠。感激生忧思，萱草树兰房。膏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如何金石，一旦更离伤。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咏怀八十二首·其一》（片段）

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一首清雅、凄迷的古诗，写出自己内心悲苦的境遇。阮籍祖上是曹操的秘书，出身名门，但其年幼丧父，更兼生逢在乱世之中，颇有时运不济的感叹。

魏晋多风流名士，个个纵横文坛。阮籍是其一。阮籍一生狂放不羁，许多行为令当时的人很不理解，甚至给他扣上过离经叛道的名声，但其才华过人，以疯癫行径来求避世，后世许多诗人曾效仿其辞官归隐之举，如陶渊明、李白等人。

面对时事局势，阮籍数次选择急流勇退，是真清醒，还是真糊涂，要从阮籍的身份和行事的动机来看。《晋书·阮籍传》说：“阮籍，字子嗣宗，陈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知名于世。”

（竹林七贤）

阮籍的父亲是“建安七子”之一，曾是曹魏丞相，曹操的秘书，可以说与当局者曾有着密切的联系。东汉末年，司马夺位，逼迫曹帝让位。西晋曾经历过短暂的太康繁盛，在司马炎时期，贫富差距大，社会上，奢侈之风盛行，浮躁不已。曹魏倒台以后，司马家族想竭力拉拢才华过人的阮籍，缔结成亲。阮籍深知，司马篡权，并非自立门户，排除异己，多行不义，不会有太好的结局。阮籍心怀大志，又想明哲保身，于是在做官之后，拒绝与司马家族要和自己女儿联姻，避免与司马家族有更深的联系。相比嵇康宁死不从，阮籍这种不得罪人的做法，可以避免日后的杀身之祸。

看看曹魏时期的社会状况，仅存在四十多年左右，就被司马篡权，被西晋替代。这种政权更迭速度之快，朝代存在之短，快赶上五代十国了。晋朝社会动荡不安，司马睿被拥戴后，因为叛乱和匈奴侵扰，被迫南迁。更别提曹魏时期，曹操诗里说的白骨露於野的社会惨像。当时的社会礼乐崩坏，上行下效，很多人不注重礼仪，魏晋名士多有出愤世嫉俗的狂傲之态，阮籍除了不随意交友之外，常以“青白眼”去面对认可和不认可的人。这个环境之下，阮籍如果为了追逐个人名利而出任仕途，一不留神就会辱没了自己的声名。

譬如南宋末期，王安石力求改革，做实事，但奸臣当道，差点葬送完自己的名声。王安石变法改革与春秋管仲的政策区别是，《宋史》说王安石的变法完全无视治世经学的传统经验，一意孤行，促使国富民贫，消减了许多大地主等人的收入，违背了市场流通的规律。管仲则走群众路线，替人民办事。加上王安石不能知人善用，将政敌驱逐朝堂，多与曲意逢迎的小人来往。变法的结局是加剧了南宋的灭亡。司马光与王安石等人的党派斗争，大肆裁军，将南宋逐渐推入靖康之耻的祸乱之中，颇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世态。但是王安石不应当负全部责任。当局者宋徽宗，不分忠奸，玩物丧志。在许多人眼里，王安石的效力与愚忠，几乎成了大奸似忠。

在那种环境下，阮籍不愿做官，情有可原。阮籍曾说：“时无英雄，而使竖子成名。”他认为魏晋不如楚汉之争，豪杰辈出，实际上他是看不起司马家族的，因为司马懿曾是曹魏臣下，而不是像刘邦、项羽一样自创基业，招兵买马，征战天下。阮籍到底是有些文人的清高之气。

阮籍有济世之志，但很清楚自己生不逢时，这就是为什么他整日饮酒作乐，装疯卖颠，行为放诞还会被后人称为“竹林七贤”。《晋书》记载阮籍迫于不被司马家族猜忌，曾出山做官，做过尚书郎、事中郎、步兵校尉等职位，做过帝王的秘书与将军。但他期间多次以病相辞，究其原因，是因为曹、晋之际，多篡权夺位，觉得名士们无法保全自己的声名。当他为司马昭写下《劝进表》，阮籍已搅进了时局之中。

当时，阮籍的行为有些放荡，但有没有过分的越轨之举，经常喝醉了，靠着别人就倒下睡着，但又没有任何作为，很多人也认为阮籍是故意为之。

从阮籍乘势为司马家族效力来看，阮籍其实是个十分聪明的人，是懂得顺势而为的，更懂得与他人保持适当的距离。曹操与司马懿都是乱世枭雄之辈，谋略、胆识不用多说。野心家司马昭如此欣赏阮籍，恰恰说明了阮籍之才，并不仅仅只是文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