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马建国，出生在河南信阳的一个小山村。1975年，我从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某集团军司令部任参谋。那个年代，能当上参谋是很多人羡慕的差事。
刚到司令部报到那天，我穿着崭新的军装，胸前的领章闪闪发亮。虽然才二十出头，但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成熟的军人了。副司令员李向前同志接见了我，他是位经历过抗美援朝的老革命，说话爽快，待人和蔼。
"小马啊，你是新来的大学生参谋，要踏踏实实干，少说多做。"李副司令拍着我的肩膀说。我一个立正，响亮地答了声："是！保证完成任务！"
那时候，机关里的老同志都说李副司令有个残疾的女儿，叫李梅。听说她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左腿落下了残疾。我从未见过她，但总能听到别人谈论她：多好的姑娘啊，就是可惜了那条腿。
直到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才第一次见到李梅。那天我加完班从办公室出来，看见一个姑娘拄着拐杖，正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看书。夕阳的余晖洒在她身上，映出一道修长的影子。
我不由自主地多看了几眼，她察觉到了，抬起头来。那一瞬间，我愣住了。她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虽然拄着拐杖，但浑身上下透着一种知书达理的气质。
"你是新来的马参谋吧？"她主动打招呼，"我经常听爸爸提起你。"
我有些局促地点点头："是，我是马建国。你是李副司令的女儿吧？"
"嗯，我叫李梅。"她合上书本，"听说你写的工作总结很有水平，爸爸还特意表扬过你呢。"
从那以后，我常能在傍晚的梧桐树下遇见李梅。她是师范学院的学生，每次都带着不同的书。有时是《简•爱》，有时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聊文学，聊理想，聊人生。她说话时眼睛里总是闪着光，仿佛对生活充满热情。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开始期待每天的傍晚。即使再忙，我也要找时间去院子里转转。看见她拄着拐杖，慢慢地走着，我的心里就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有一次下大雨，我看见李梅拄着拐杖在雨中艰难地走着。我二话不说，撑着伞跑了过去。"我送你回家。"我说。她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接受了我的好意。
我小心翼翼地扶着她，生怕她滑倒。雨点打在伞上，发出密集的声响。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着，谁也没说话，但那种默契的感觉让我心跳加速。
回到家，李梅的母亲张阿姨热情地留我吃饭。她是医院的护士长，性格温和，做的红烧肉特别好吃。李副司令不在家，据说是去前线视察了。
"建国啊，你是个好孩子。"张阿姨盛了一碗汤给我，"难为你照顾梅梅了。"
我连忙说："李姐自己就很坚强，用不着我照顾。"说完，我发现李梅正含笑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情愫。
就这样，我和李梅的关系越来越近。机关里有人议论纷纷，说马参谋攀上了高枝。我假装没听见，依然做自己的事。因为我知道，我喜欢的是李梅这个人，而不是她的家庭背景。
1976年春节前，我鼓起勇气向李梅表白。那天晚上，我们又在梧桐树下。我把一封信递给她，里面写满了我的心里话。
"李梅，我喜欢你。"我的声音有些发抖，"我知道你的腿有不便，但这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觉得有你在的地方，就有光。"
李梅低着头，好久没说话。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最后，她抬起头，眼里噙着泪水："建国，你知道我的情况，你真的想好了吗？"
"想好了。"我坚定地说，"我这辈子就认定你了。"
李梅答应了我的求婚，但我们都知道最难的还在后头。
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想着该如何向李副司令开口。我知道，在他心里，女儿的终身大事是最放心不下的。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李副司令就把我叫到了办公室。他站在窗前，背对着我，沉默了许久。
"建国啊，你是个好同志。"他转过身来，"但梅梅的事，我必须说清楚。她的腿，这辈子都好不了了。你还年轻，前途无量，何必......"
我打断了他的话："报告首长，我是真心喜欢李梅同志。她的腿怎么样，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这个人。"
李副司令严肃地看着我："你知道娶个残疾人意味着什么吗？你得照顾她一辈子。而且，你现在是参谋，以后说不定能当团长、师长，到时候陪首长夫人参加活动，梅梅拄着拐杖，你想过没有？"
"首长，"我挺直了腰板，"您教导过我，一个军人最重要的是责任心。我既然认定了李梅同志，就一定会对她负责到底。至于当不当官，那都是次要的。"
李副司令的眼神突然变得柔和起来。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小子，倒是个重情重义的。行，我同意了。不过你记住，答应了就得做到，这是军令状！"
1977年春节，我和李梅举行了简单的婚礼。那时候，机关里的人还在议论：马参谋是不是想借着这门亲事往上爬。
但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白天，我依然在机关里认真工作；晚上，我背着李梅去医院做复健。渐渐地，那些流言蜚语都消失了。
婚后的日子，平淡而幸福。李梅放弃了分配到市区中学的机会，在家里安心织毛衣。她织的毛衣在机关里很受欢迎，特别是那些首长夫人，都说李梅织的毛衣既漂亮又暖和。
1980年，我被提拔为作战处处长。李副司令完全没有干预，这是靠我自己的本事。当我去他家汇报这个好消息时，他正在院子里浇花。
"建国啊，"他头也不抬地说，"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小子有两下子。这些年，你没让我失望。"
转眼到了1985年，我被任命为团长。这一年，我们的儿子上初中了。他和李梅一样爱看书，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看着儿子健康成长，李梅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
"记得咱们刚认识那会儿，你总在梧桐树下看书。"有一天晚上，我对李梅说，"那时候我就觉得，你是个有故事的姑娘。"
李梅靠在我肩上："我那时候总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想学保尔•柯察金那样，克服困难，活出个样子来。现在想想，我比他幸福多了，因为我遇到了你。"
日子就这样静静地流淌着。到了1998年，我50岁，按规定该退休了。最后一天在机关，很多老同志都来送我。李副司令早已经离休在家，特意打电话来说："建国啊，这些年你没给我这个老丈人丢脸。"
收拾办公室的时候，我发现抽屉里还保存着当年和李梅认识时的那些信件。黄色的信纸已经发脆，但字迹依然清晰。
从部队回到家，李梅已经做好了一桌菜。她的腿这些年也不太方便了，但依然坚持着为我们张罗生活。儿子从部队打来电话，说他已经是连长了，准备过年回来看我们。
看着满头白发的李梅，我突然说："咱们这辈子值了。"
李梅擦了擦眼角："是啊，咱们这辈子值了。"
后来有人问我，当年为什么要娶个残疾人。我总是说，我不觉得我妻子是残疾人，我只知道她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
人这一辈子，遇到一个懂你的人不容易，能和这个人相守一生更不容易。我很庆幸，在我年轻的时候遇到了李梅，也感谢组织和首长们的信任，让我们的生活有声有色。
现在我们都老了，但每次回忆起那个站在梧桐树下看书的姑娘，我的心里依然会涌起阵阵暖意。这大概就是别人说的：平凡的生活里藏着最动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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