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某天，毛主席赴北戴河休养，一次游泳走出后，迎面撞上了一个年轻人。

“毛主席好！”

这个年轻人五官端正，举止彬彬有礼，一下子就获得了毛主席的好感，不过，毛主席并不认识这个年轻人，所以也只是礼貌的回了一句：

“你好啊！”

就在毛主席纳闷之际，一边站着的王稼祥主动提醒：

“主席，他是古柏和曾碧漪同志的儿子，名叫古亿民，从瑞金找回来的。”

毛主席一听，顿时来了精神：

“你妈妈来了吗？她现在在哪里？”

古亿民赶紧跑回休息室，找到了母亲：

“妈，主席找您呢？”

曾碧漪一听儿子如此说，立马动身，毛主席一看到她，也很激动，两人都不约而同的伸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你和古柏同志的孩子找到了，我很高兴啊。”

曾碧漪对毛主席很感激，尽管时隔多年不见，但毛主席仍然惦记着他们，而且也是多亏了毛主席，她才能把失散在革命老区的孩子找回来。

也许是年龄大了的缘故，毛主席始终很怀念过去革命的岁月，怀念过去逝去的人，古柏曾是毛主席的秘书，曾碧漪也曾担任毛主席的机要文书、秘书，还担任过红军总前委的文书。

“你怎么不听我的话，不常来看看我？”

毛主席语气中似乎是有些埋怨。

曾碧漪摇摇头：

“您工作忙，不好总是打扰您。”

“就算是工作忙，你也得来看看我啊。”

毛主席神情无限惆怅：

“有些话，只能同你们这些老同志说说了……”

可能很多人想不到，在毛主席的身边，曾有过37任秘书，其中最早的秘书是谭政，新中国成立后授予了大将军衔，最后一任秘书是张玉凤。

古柏与曾碧漪两夫妻都曾担任过毛主席秘书，在党的干部中是绝无仅有的。

古柏不仅仅是毛主席的秘书，更是红军高级将领。

1930年5月4日，时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主席率领二纵队来到寻乌，准备对当地进行一番考察，而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就是古柏。

从井冈山会师以后，红四军虽然遭遇了几次挫折，但是仍然迎来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从1930年3月开始，红四军利用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抓紧有利时机壮大和发展自身，根据地的规模也扩大了不少。可随着红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问题也凸显出来。

中国共产党虽然意识到自己应该成为革命的主人，但在那个时候，党领导革命的经验还很缺乏，以至于出现了一些怪象。

红军占领县城以后，因分不清城市商业与地主财产的区别，一度将城市的商业店铺查封、没收，给当地的民众生活带来的很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时，毛主席发现，在党的领导层与红四军的党组织中，出现了漠视调查，忽略客观规律的情况。

为了纠正这一现象，毛主席才趁着队伍在安远、寻乌等地展开发动群众的时机，对社会进行一次深彻的调查。

在这份长篇调查报告《寻乌调查》中，毛主席曾专门提了一句：

“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邬党的书记古柏同志。”

之所以能在毛主席调查中起关键作用，是因为古柏本身就是寻乌人，从参加革命开始，他就致力于在家乡领导农民运动，对当地有着很深入的了解。

对于为什么是在寻乌这个地方？毛主席也在调查报告中指出：

“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

对于调查对象，毛主席也选择了一部分很具有代表性的人，古柏后来按照毛主席的嘱咐，找来了郭友梅(59岁，杂货店主，曾两任县商会会长)、范大明(51岁，贫农，当过小学老师，时任县苏维埃委员）等10位颇具代表的当地人。

有时候毛主席遇到听不懂的方言，就由古柏在一旁充当翻译。

毛主席、古柏和这10个人聚在一起，一连开了十几天的会，后来根据调查会的总结，古柏又在当地动员了60人一起作为访谈对象参会。

在整个调查的过程中，古柏起到了突出的作用。

毛主席在寻乌一连住了一个多月，得益于此，他同古柏、曾碧漪之间越来越熟悉。

在一次调查中，古柏与妻子曾碧漪一起陪同，当时曾碧漪已经身怀六甲，毛主席看到了挺着大肚子的曾碧漪，联系到这一次寻乌调查，曾深有感触的说：

“调查研究就像是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就是在这次调查中，毛主席写了一篇“调查工作”的文稿，并在文章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口号，1964年，这篇文章被收录到《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并被起名叫《反对本本主义》。

毛主席在寻乌调查，离不开古柏的帮助。

古柏从参加革命开始，寻乌地方的党组织工作就是由他一手操持建立起来的，在毛主席整个调查过程中，他不仅要充当翻译，还充当秘书，负责记录整理工作，有时忙不过来，古柏还会叫妻子曾碧漪帮忙。

从这次调查以后，古柏调到了毛主席身边工作，先后担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全力协助毛主席工作。

毛主席在进行寻乌调查时，曾碧漪已经身怀六甲，她同古柏已经结婚一年多了，而且还是在毛主席撮合下结合的。

曾碧漪是广东南雄人，因父母开明，幼年时便接受过很好的教育，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后入党，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哥哥曾昭秀也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哥哥的带领下，兄妹两人一起踏上了革命之路。

大革命失败以后，广东南雄的革命党组织遭到了破坏，曾昭秀、曾碧漪兄妹被反动派追捕的几无安身立命之地。

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还很薄弱，曾昭秀兄妹只好离开南雄，偶然的一次机会，他们在报纸上看到了古柏在寻乌的消息，立马去寻找。

古柏与曾昭秀兄妹本就是旧识，三人曾一起参加过五卅运动，当时曾碧漪就对古柏有着别样的好感，只是那时大家都立志投身革命，不久之后，三人都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前往家乡，只能遗憾中断了联系。

1928年5月，曾昭秀历经千辛万苦赶往寻乌，与古柏见面。

一听说曾碧漪还躲在乡下，古柏立即派人去接，不料路上还发生了一件趣事。

当时，寻乌周边深山中盘踞这土匪，曾碧漪等几人赶赴寻乌途中，不幸被土匪劫上山，土匪头子看曾碧漪国色天香，就有些动心，想把她留在山寨里，眼看双方僵持，一名被派去接人的战士在门口高声喊：

“你知道她是谁吗？她可是古柏未过门的妻子，你抢了她，不怕古柏跟你拼命啊？”

土匪头子一听，顿时有些忌惮。古柏在寻乌当地领导农民运动，声势浩大，周边的土匪都很顾忌，尽管双方从未有过约定，但彼此一直遵循着“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则。土匪头子自思：

“我要是劫了他的夫人，那后果……”

土匪头子不敢想象，干脆就把人给放了，还拿了30块大洋作为贺礼。

“原来是古柏的妻子，不好意思，得罪了。”

几人来到寻乌以后，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讲了一遍，几人顿时哈哈大笑起来，曾碧漪毕竟是女同志，有些羞涩，她抬起头想偷偷看一眼古柏，却不了古柏也正红着脸偷偷望着他。

一眼定终身，大约就是如此。

不久之后，广州一家报纸刊载消息：

“仁居山古柏，得一貌美妻子，原是省城工业学校‘校花’，被古柏派人抢去，占为妻子……”

事情越闹越大，两个当事人却热火朝天的谈起了恋爱，应该说两人走到一起是顺理成章，就连曾碧漪的哥哥曾昭秀也没反对，甚至还几次催促：“你俩什么时候办婚礼？”

不久之后，古柏收到了毛主席的来信：

“闻得你们结婚大喜，于此遥示祝贺……我看喜事要大肆操办，让苏区的民众都知晓。要发表一个结婚宣言，大张旗鼓地张贴到城里，向民众宣传我们并不是‘共产夫妻’，而是实行自由恋爱，一夫一妻的婚姻政策，别无他赠，谨以此信权作结婚礼物。”

曾碧漪看了心，也吃了一惊：

“毛委员是怎么知道我们的事儿的。”

古柏笑了笑，颇有些不好意思：

“我之前去瑞金开会的时候，毛委员问我有没有对象，我就如实告诉他了。”

在各方撮合之下，古柏与曾碧漪顺理成章的走到了一起，婚礼办的很隆重，也让许多谣言不攻自破。

那时社会上对中国共产党并不了解，加上国民党当局恶意造谣，使得老百姓对此讳莫如深，古柏与曾碧漪的婚礼戳破了很多谎言，也让世人意识到，作为革命者的共产党人，可以自由的追求爱情、婚姻。

1931年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占据了领导地位，后来也直接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当时、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曾因发表过和抵制“左”倾冒险主义一些做法。后来遭到了批判。

古柏被撤职后，安排到中央苏区政府负责粮食收集的工作，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央红军被迫踏上长征之路，古柏、曾碧漪夫妇则是被留在根据地，继续坚持游击作战。

中央红军撤离苏区以后，国民党军大举进军，古柏在赣南领导游击队作战，生存一度艰难，为了保证安全，古柏只能把小儿子古亿民寄养在一个乡苏维埃主席家里，为了日后能找到儿子，古柏当时留下了一份自己相片的底片和一枚印章。

这枚印章是当年红军打张辉瓒时缴获的一枚印，古柏后来得到以后，就磨掉了上面的“张辉瓒印”四个字，刻上了“古柏之印”。

可惜很遗憾，1935年古柏牺牲与广东龙川县鸳鸯坑，没能和妻子、儿子再重逢。

曾碧漪被留在中央苏区后，也是几经磨难，因为行动不便，她在一次掉队后被国民党俘虏，在狱中受尽酷刑，却始终没有透露事情，国民党当局见从她身上得不到什么有用的线索，也就干脆放弃。曾碧漪被国民党当局赶到了“九江感化院”，因双腿风湿浮肿，被驱赶出院，后来辗转流落在吉安一家妇产医院当助理。

同丈夫分别后，曾碧漪始终不知道对方的消息。一直到1937年，曾碧漪接到了毛主席从延安写来的一封信，她这才知道，丈夫已经于三年前为掩护战友而牺牲了。

曾碧漪后来曾写信要求到延安工作，毛主席也表示同意，还嘱咐贺子珍写回信，可没想到的是，这封信因为战乱的关系延误了，曾碧漪自始至终没接到这封信，后来也没能到延安工作。国民党当局截获这封信后，曾四处搜捕曾碧漪，幸运的是当时曾碧漪在南雄老家探亲，躲过了一劫。

1945年8月，毛主席还又给曾碧漪写了封信：

“国共又要分裂了，路上有风险，应暂不来延安，先与地方党组织联系，坚持地下工作，待到条件成熟再来延安。”

曾碧漪接到毛主席的信后，才与韶关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后来被安排在韶关一家医院从事护士工作。

毛主席并没有忘记曾碧漪。

1949年年底，曾碧漪接到了中央组织部的调令回到了北京，先后在先后在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央组织部工作。

除了工作之外，曾碧漪的余生只剩下了两件事。

第一、查清丈夫遇难的经过；

第二、找到失散的子女。

1956年，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中偶遇了曾碧漪，关切的问了一句：

“当年杀害古柏的凶手抓到了没有？”

见曾碧漪摇了摇头，毛主席事后马上下令给公安部：

“迅速查清古柏牺牲经过，严惩凶手。”

古柏牺牲经过其实调查起来并不容易，而且年代久远，更为关键的是，古柏作为红军高级将领，当年他在苏区打游击时，是以化名活动的，敌人何以得知他的身份呢？

随着调查的深入，古柏牺牲的经过才真相大白。

原来就在1935年，古柏前往龙川县联系当地的游击队，在鸳鸯坑一处纸厂暂歇，当时纸厂有一个工人王应湖，在了解了古柏是红军以后，动了歪心思，下山后他将古柏在鸳鸯坑的情况出卖给了国民党当局，随后国民党龙川县当局以及乡公所等派遣大部队上山围剿。古柏为了掩护战友脱险，被敌人扫射过来的子弹击中壮烈牺牲。

专案组将当年情形一一调查清楚后，由龙川县检察院提起公诉，当年参与杀害古柏的凶手都得到了法律的惩处，而告密者王应湖则被判处无期徒刑。

古柏与曾碧漪夫妇共育有五个子女，分别是长子古新民、次子古一民、三子古万民、四子古亿（忆）民、五子古兆民，可惜的是在战争年代，这五个孩子有的夭折、有的一出生就寄养在老百姓家里，下落不明。

古柏次子古一民寄养给苏区一个乡苏维埃主席家里，在中央红军长征离开后，这位乡苏维埃主席也遭到杀害，这位烈士的妻子背着古柏的孩子，历经千辛万苦，辗转找到了曾碧漪，并把古柏留下来的两件遗物：一枚印章、一张照片底片交给她，曾碧漪后来一直留着这两件遗物，以示对丈夫的怀念。

1937年，曾碧漪带着儿子古一民流落在吉安街头，为了儿子，曾碧漪只能又将他寄养在吉安一户人家，古一民后来一度流落街头，还被国民党教养所收容，一直到后来，才被地下党组织辗转查访得知，被送到母亲老家广东，寄养在一个亲戚家里。

1949年，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担任吉安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后，赴赣南去寻找毛主席与贺子珍的儿子毛岸红。

贺怡那时刚刚从广东接回儿子贺麓成，同时还载着从广东回来的曾碧漪母子，一车六人行驶在崎岖不平的泰吉公路上，结果走在一处下坡路时，司机注意到前方一个小坡上星星点点的火把，还以为是遭遇了土匪，于是紧踩油门，结果车辆失控，翻进了山沟。

车祸造成了贺怡与曾碧漪的儿子古一民不幸罹难。

本来已经找到了一个儿子，还因为一个意外逝去，曾碧漪后来对找回儿子也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

没想到的是，到了1954年，情况出现了转机。

当时已经在中纪委工作的曾碧漪意外听说吉安地方办了一个工农速成学校，专门抚养教育烈士子女，经过多方打探，终于确认，四子古亿民就在这所学校里，当时孩子已经满20岁。

古亿民当年离开父母时，出生仅18天，对于父母亲他根本就没有太多的印象，后来他被寄养在瑞金一户姓钟的家里，解放以后，他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红军干部，但至于是活着还是已经牺牲，他无从知晓。

整整20年，古亿民才第一次同母亲见面，让人不由的唏嘘不已。

想来古柏烈士在天之灵，得知儿子仍在人世，必然也会感到无限欣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