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化学系女生朱令铊中毒事件中,因为投毒嫌疑人显赫的家世,让此案扑朔迷离。
作案嫌疑人孙维显赫的家世,据传让案件调查数度重启又数度被叫停,受害人家属数次要求公开案件卷宗被拒绝。甚至是受害人律师想看卷宗都不行,这些情况不得不让人多想。要知道我国的司法系统中,受害人虽然不能查阅卷宗,但律师是可以的。《非诚勿扰》的主持人孟非对此案表示:“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香港《南华早报》更是提到此案或涉政治角力……
嫌疑人孙维的爷爷是民革中央名誉主席,深得江书记敬重;堂叔是政协副主席;父亲是民革中央委员。
朱令铊中毒事件中,投毒者固然可恶,但清华大学的明哲保身,协和医院主治医生的死要面子,让他们沦为帮凶。一方面让朱令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成为活死人。要知道,1997年北大投毒案的两名受害者,因得到及时、正确的治疗,用普鲁士蓝驱毒从肠道排除,无副作用,用药一个月后体内铊毒除尽,脱发也不经治疗很快长出新的头发。
令人扼腕叹息啊,要知道中毒者朱令原本是有机会解毒,有机会有尊严活下去的。
另一方面让凶手不断获得时间、空间和提示,修补自己作案的纰漏,致使事发两个月后才报案,嫌疑人有充足的时间盗走受害人有关的私人物品,让直接证据灭失,让凶手略带稚嫩的作案手法成功“进化”,成了一桩错综复杂的谋杀案。
更令朱令铊中毒事件沦为一起“阳谋”。
古代推恩令是阳谋,明知是挑起群众斗群众,但利益当前无法退让;清君侧是一个阳谋,属于光明正大的造反;围魏救赵是阳谋,对方明知道这是陷阱,也无法破解;朱令铊中毒是阳谋,明知凶手是谁,却只能徒叹奈何。
1995年2月20日,寒假结束,朱令返校。一周后,朱令出现比较剧烈的双腿、腰部疼痛和眩晕,朱令父母将朱令送往北医三院求治。接诊的陈震阳教授检查后,建议他们到协和医院就诊,因为这是陈震阳对朱令的第二次诊断了。
4个月前的1994年10月,朱令有过同样症状的第一次发病,持续出现肚子疼,吃不下饭,接着头发开始脱落,并在几天内掉光,最后眼睛突发两次暂时性失明以及数日的视力模糊。她先后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以及清华大学指定的北医三院接受眼科检查,没有检查出病因。
要强的朱令在这种情况下,带病坚持参加了清华民乐队年底在北京文艺厅举行的专场演出,表演了古琴独奏《广陵散》。
演出完成后她才入院治疗。住院期间,虽然没有查出病因,但经过营养支持和中医治疗,朱令的病情得到缓解,并长出头发。朱令在春节前出院。
想不到春节刚过完,刚入校朱令的病再次复发。其实面对朱令的第二次发病,陈震阳教授预感到了什么,他对朱令的父母说这些症状太像中毒了,但进行的尿砷和尿汞的检测均为正常,让陈震阳教授不得不搁置这个猜测。
朱令转到协和医院后,接诊的神经内科专家李舜伟教授针对朱令的病情检查后,告诉朱令的母亲:“这太像6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例铊盐中毒病例。”为了进一步明确诊断,李舜伟教授当即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研究所张寿林教授联系,请其为朱令诊断。张寿林诊断后,也怀疑朱令是急性铊或砷中毒。
但那个时候的协和医院不具备对铊中毒的该项化验条件。毒剂化验是有的放矢,换句话说是有限选择,不是盲选。检测方法是把针对几个或数个毒素物质的试剂放入被检测物质中,根据化学反应的颜色、酸碱度判断里面是否包含有这些物质。如果有物质超出这些试剂的范围,则不能被检测到。
因此,协和医院只能采取询问的方式,你是否有铊盐接触史。朱令否认了,她是真没接触过。清华大学更是一下子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我们学院根本就没有铊盐这个玩意儿。
实际上,清华大学化学系有试验用的铊盐,而且存货还不少,不仅如此,管理非常松散,为了维护名声,选择了否认。这让医生无法确认病因。
很快朱令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症状很快波及胸部。面肌歪斜,语音不清,饮水呛咳,出现呼吸困难。协和医院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采用广谱抗生素、抗病毒药物、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和白蛋白注射等常规方式治疗,没有效果。
实际上,协和医院的医生已经基本达成共识,这是一种重金属中毒,且有一些医生根据症状,要求采用普鲁士蓝治疗,普鲁士蓝是治疗铊中毒的特效药。这个时候朱令能被对症下药,事情不会走到后续悲惨的一步。
但朱令的主治医师因为询问过没有铊盐接触史,力排众议,非常固执地把目标放在了其他重金属上,她采用了二巯基丙醇治疗。遗憾的是这种重金属中毒的解毒剂,不仅没能解除铊中毒,反而因为有很强的副作用,给朱令的身体造成了很大伤害。
朱令的父母、朋友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眼看医治无效,眼看协和医院要一条道走到黑,无奈之下,朱令的高中同学、北京大学力学系92级学生贝志城、蔡全清等人将朱令的病史,相关各项检查,协和医院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措施翻译成英文,通过互联网向国际社会求救。
在4月10日贝志城发出求救电子邮件的当天,就有医生回复诊断为铊中毒。18天内他们一共收到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份回复,有84位医学专家提出“铊中毒”的诊断,约30%的回复认为这是典型的铊中毒,认为协和医院必须尽快做关于金属铊的筛查。
然而在这个时候,协和医院依旧一意孤行,拒绝海外医学同行的建议。救治朱令的ICU主任表示:“我们有能力查阅国际医学数据库,我们确定这不是铊中毒。朱令的家属、亲朋好友以及在场的其他医护人员不要理会这些邮件,这是西方反华势力企图利用此事搞臭中国医疗界。”
我滴个神啊!
一直拖延到4月28日当晚,朱令铊中毒事件才板上钉钉,因为北京的另外一个机构通过样本把朱令身上的金属铊检测出来了。协和医院这才赶紧从中日友好医院找到库存的二十支普鲁士蓝针剂,然而此时距离朱令病发已经两个月。
协和医院的这位ICU主任成功让朱令成了活死人,大脑、中枢神经、肺、肝遭到严重损伤,致使脑组织萎缩,双目失明,四肢、语言及记忆功能丧失,从此全靠仪器维持生命,处于重残瘫痪状态。
因此,朱令整个事件的悲剧除了铊中毒,还有很大一部分医疗责任。协和医院为了自己所谓的权威性,坚决拒绝一切对于铊中毒的怀疑,当朱令父母试图到其他机构进行检测时,协和医院拒绝为朱令家属化验铊提供样品,坚持使用自己的解毒方案。还好有其他看不下去的医生帮忙采集和提供了样本。
不仅如此,协和医院的血液管理混乱,输血没有使用合法的手续,造成朱令感染了丙肝。
最后,在2000年协和医院被判决赔偿朱令10万元。
在朱令铊中毒确诊后,朱令父母意识到朱令中毒这件事不简单,朱令否认她在实验室接触过铊,清华大学证明朱令无铊盐接触史。朱令父母意识到这也许是一起投毒事件。
朱令父母的感觉是对的,但他们错走了一步,他们在4月28日当天向清华大学提出了报案的咨询和请求,而不是直接向警方报案。
清华大学当时的化学系副系主任薛教授请示了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后,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没有进行回复,表示还要研究。朱令的舅妈要求立即迁出朱令同宿舍的同学以保护现场,查封朱令在学校的物品,进一步化验。
清华大学以迁出同学有困难婉拒,然而就在当晚,朱令宿舍发生一起蹊跷的“失窃案”,其他贵重物品都没有丢失,但朱令的私人用品丢失了,包括隐形眼镜小盒、口红、洗发液、浴液和水杯全部失窃。
投毒者为何时间踩得这么精准?因为朱令入院后,清华大学要求朱令的同班同学轮流到医院照顾朱令。
失窃案发生后,清华大学这才意识到真有大问题,在劳动节当天,清华大学保卫部向北京市公安局报案。警方判定朱令被人为投毒,且是两次。第一次微量,第二次是致死的大剂量。
此时距离朱令第二次中毒已经时隔两个月,相关物品丢失,直接证据灭失。但有几十年破案经验的老公安王补推断,嫌疑人的范围是很小的,根据清华大学女生宿舍的严格管理,凶手就在朱令身边。王补是北京市公安局科研处的处长,破案无数,被誉为“中国警坛测谎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