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张祚福，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

1973年12月，我应征入伍。我们这批兵，虽然在1973年12月20日就到达了部队，但按照惯例，还是算1974年兵。

1973年12月17日早上，我们县的一百多名新兵，都身穿新军装，背着大背包，披红戴花地在接兵干部的带领下，雄赳赳的踏上了前往部队的路程。我们从县武装部出发，先经水路（坐了大概100公里轮船），再转坐绿皮火车（七十年代的很多战友入伍时，坐的都是闷罐火车。看来，我们这批兵的运气比较好），最后到达车站后，再分批乘坐老解放卡车前往目的地，新兵连营地。

说起坐绿皮火车，也让我想起了入伍路上发生的一件事。记得当时，乘坐着绿皮火车，在前往部队的路上时（接兵首长们给我们每位新兵都发了三个面包和三根香肠），我新发的、完好的、崭新的绿瓷缸，在不知不觉中，竟被别人换成了一个被碰掉一大块漆的瓷缸。当时的我，看着手里拿着的掉漆瓷缸时，心里真是委屈的不行。但没办法，木已成舟（找肯定是找不回来了），我只能无奈地接受了这个掉了漆的瓷缸。

在七十年代，部队发的这种绿瓷缸，十分耐用。随后的几十年里，虽然我几经辗转、几经搬迁，但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那个掉了一大块漆的绿瓷缸。时至今日，我也早已没了当时刚被调换时的委屈，反而每每看到这个旧瓷缸，我心里就不自觉地升起了一股暖意，好像那让我魂牵梦绕了几十年的部队、战友，都还在我身边。

到了新兵连，在等待其他新兵全部到达后（我们新兵连的最后一批新兵，是1973年12月25日到达的），我们随即就开始了紧张的、充实的、为期八十天的新兵训练。当时，我们新兵连有三个排，每个排有三个班（我被分到了二排四班），每个班十二人，一共一百零八名新兵。同时，因为我们新兵连是第一年组建的新连队，底子不好，所以伙食就比较差。

记得当时，在新兵连训练的八十天里，我们每天早上和晚上的主食，就是玉米面糊糊和窝头（窝头不限量），菜就是咸菜（一般有两样）；中午的主食则是“二米饭”（大米掺小米），菜就是萝卜炒肉，或者土豆炒肉，亦或是白菜炒肉（说是炒肉，其实肉很少，所以菜就显得清汤寡水）。偶尔（大概三五天），我们也会吃上一顿包子，来改善伙食。

记得当时，我们排里有位新兵，在第一次改善伙食吃包子时，竟一口气连续吃了十六个包子（部队的包子都很大），看得我们是目瞪口呆（我当时撑得坐都坐不下来，也就吃了六个包子）。而这个记录，直到我们为期八十天的新兵训练结束，也再无人打破。

虽然伙食不好，是清汤寡水、缺油少肉，但一日三餐，无一例外，每顿都是管饱。只要你说没吃饱，到了炊事班，肯定会给你加饭，就算饭吃完了，炊事班也会再做，不会让任何一名战士饿肚子。而且当时，无论是带我们的老兵班长，还是其他一、二、三排的老兵们，亦或是连首长们（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都对我们这些新兵非常好，让当时还是十八九岁懵懂青年的我们，久违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等到后来，分专业、下到连队后，那伙食，就要好得多了。都知道，在六七十年代，连队不仅是战斗连，还是生产连，每个连队都会养猪、种菜，来改善伙食（如果仅依靠那每人每天0.45元的伙食标准，肯定不行）。再加上，还有以团为单位的部队农场（主要种植小麦、玉米等作物），所以，刚下到连队一年，我的体重就增加了十二斤。

七十年代在部队，每年最重要的节日有三个：春节、八一和十一。 每年一到这几个节日，无论是机关，还是各个连队，都会进行一次大聚餐。当时，我们全连干部、战士加起来，有一百二十人。到了聚餐时间，当这一百二十人分坐十桌后（十二人坐一桌），炊事班长大手一挥，炊事班的战友们就开始上菜了，烧鸡、烧鱼、红烧肉、牛肉、猪肉是应有尽有，再加上几个炒青菜，大家吃的真是酣畅淋漓、热火朝天。那种温馨的场面、真挚的感情，此后我离开部队的几十年里，再难遇到。

除此之外，在七十年代，部队也真的是官兵一致。记得1976年6月初的一天，入伍两年多，也当了一年文书的我（我因为字写的比较好，再加上是从大队小学民办老师岗位入伍的，所以下到连队刚满一年，就被任命为了连队文书），早上起床出操洗漱后，在整理内务时，连长忽然走到宿舍的窗户前，笑着对我说，“小张，你吃完早饭后，就收拾收拾，准备跟我一起去师医院（六十公里外），看看咱连里住院的小吴和小泉（他们两个，一个因为吸血虫病，一个因为急性阑尾炎，都在师医院住院）。”

等我跟连长，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到县城，然后坐客车到达火车站时，正值中午饭点。见状，连长就说咱俩先吃饭，等下午再去医院。听了连长的话，我便去买票吃饭（要粮票），因为考虑到出差，我跟连长还是两个人，所以我就点了一份红烧肉、一份麻婆豆腐、一份素菜汤和四大碗米饭（一人要吃两碗，一碗根本吃不饱）。那顿饭，我跟连长两人，吃的是酣畅淋漓。

吃完饭结账时，服务员说一共1.8元。听了服务员的话，我就立马开始掏钱，心里想着怎么也不能让连长付钱。但就在我掏钱时，连长摆了摆手，示意我停下，然后他付了钱。等连长付完钱，我俩走出饭店后，连长笑着对我说，“小张，在部队里，战士和干部一起外出吃饭时，有这样一个说法——当兵的跑腿，当官的付钱。”并且，自那以后，无论是我跟连长，还是指导员，亦或是跟副连长、副指导员一起出差，他们都从没让我这位小战士，付过一次钱。

我自1975年4月起，到1978年3月提干排长，一共当了三年文书。在我三年的文书生涯中，一次坐参谋长吉普车去团部的经历，让我至今难忘。

1976年12月底的一天，是寒冬腊月、北风呼啸，天还下着小雪，时任文书的我，准备前往团后勤处，领取擦枪油和子弹。考虑到路途不近（大概有三十公里），再加上要领取装备，所以步行从连部出发时，我就担着一根扁担。就这样，冒着风雪的我，一脚深、一脚浅地踏上了前往团部的路程。不知道我担着扁担，沿着公路走了多久时（大概一个小时），忽然一辆吉普车停在了我的身边。

就在我疑惑间，吉普车的后门打开了，然后一位中年军人走了下来。因为当文书这两年，我去过团部办事不少次，所以我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中年军人，是我们的参谋长（我们参谋长姓李，是五十年代入伍的老军人）。见状，我连忙放下担在肩上的扁担，给李参谋长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大声地说，“首长好。”

随后，李参谋长在点了点头后，就问我担着扁担，是不是要去团部。听了参谋长的话，我就继续说，“首长，我是一营二连的文书，现在是要去团后勤处。”我话音刚落，参谋长摆了摆手，示意我上车，然后就去拿我刚放下的那根扁担，准备放到吉普车的后备箱。一边放着，参谋长还一边略带严厉地说，“这后勤处，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大冷天，还下着雪，让你们来领，都不知道选一个好天气。”

放好我的扁担后，我就跟着参谋长，坐上了吉普车的后排（前排副驾驶，还坐着一位参谋）。到了这时，我还是紧张的心砰砰直跳，连双腿都在发抖（我一个文书，能跟参谋长坐在一起，说不紧张，那根本不可能）。吉普车刚启动没多久，可能是看出了我的紧张，李参谋长就笑着对我说别紧张，然后又问了我的姓名，以及是从哪里当兵的。听了参谋长的询问，我一一做了回答。在得知我是1973年12月从湖南衡阳入伍后，参谋长先是点了点头，然后说衡阳是个好地方，他以前去那里接过兵。

就这样，大概半个小时后（路有些滑，车开的并不快），我们就到了团部。到团部后，参谋长并没有让我去后勤处，而是先把我送到了食堂，然后就开始安排炊事员给我做饭。记得当时，在等待炊事员做饭时，李参谋长还慈祥地说，“哎，小张，你这来一次团部可不容易，先吃饭，吃饱再说。等下你回去，可就没有吉普车坐了。”

除此之外，参谋长还表扬了我不畏严寒，不怕艰苦，就算是徒步、担着扁担，也要来团部办事的精神。之后，参谋长更是一直等着，直到他看到炊事员给我端来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鸡蛋葱花面后，才悄然离去。当时看着参谋长离开背影的我，心里忽然一酸，双眼也变得朦胧了起来，多么平易近人，多么好的首长。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时至今日，虽然已经过去了四五十年，早已时过境迁，但当时参谋长让我坐车去团部，安排炊事员给我做饭，并慈祥地跟我交谈的一幕幕，还是镌刻在我的心底，让我难以忘怀。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