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情况下，人们都因自己的母校而自豪，但对毛主席等革命先辈来说，却是母校以他们为荣。

毛主席终究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让湖南第一师范这所普普通通的学校，成为了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学府之一。

可尽管毛主席与母校有着这么深的渊源，后来他成为了国家主席，却还是屡屡拒绝为母校题名，这又是为什么呢？

毛主席是在1914年来到第一师范求学的，他在此就读四年之久。应该来说，正是在第一师范的四年影响了毛主席，为他一生的发展打好了基础。

我们打开第一师范的学生名单就可以发现，与他相处的分别是蔡和森、张昆弟、罗学赞、周世钊.....人与人之间是会相互影响的，而毛主席和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读书，也难怪他们在后来各自事业有成。

至于第一师范的老师，毛主席后来对埃德加·斯诺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

世人对杨昌济还是不陌生的，他不仅是毛主席的授业恩师，更是毛主席的岳父，毛主席的妻子杨开慧就是他的女儿。

但毛主席绝不是因为和杨昌济有翁婿之情才这样说，而是因为杨昌济在思想的构建以及人生的发展上，真正对毛主席产生了影响。

杨昌济曾说：“修身的前提是立志，目的在于实践，为了服务社会”，这一观点与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完全不同。

毛主席作为新知识分子，对此十分赞同，也因此对杨昌济十分敬重。后来毛主席成立新民学会，其会员就“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

杨昌济同时还主张德智体三育并举，他自己一生都在坚持洗冷水浴、静坐和长途旅行。受其影响，毛主席也养成了类似的习惯，他甚至还创新出了日光浴、风浴和雨浴。

另外，毛主席还据此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提出了强身救国的主张，毛主席的笔名二十八画生也是从这篇文章中来的。

当然，对毛主席有影响的老师不止是杨昌济一人，袁仲谦的教诲也让毛主席时时谨记。

毛主席称呼袁仲谦为“袁大胡子”，而这位袁大胡子则笑话毛主席写的文章像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还对毛主席颇为崇拜的梁启超嗤之以鼻。

袁仲谦本着“好书不厌百遍读，文章妙来无过熟”的精神指导毛主席，而得益于他的教诲，毛主席一头扎进古文堆里认真钻研韩愈的文章，最终写出了像样的古文。

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要是没有袁仲谦，就没有后来的诗人毛主席。

除了袁仲谦还有方维夏，这位老师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在一师担任博物、农业教师。方维夏告诉毛主席：“既要读有字之书，也要读无字之书。温室里长不出栋梁之材，学生必须走出学校，在实践中求真知。”

为了实践这句话，方维夏在学校的旧操场建设了一块实习农场，他还常常带着学生到各地游学，基本上每学期都要去一次。

毛主席对方维夏的主张深以为然，他后来就在自己的求学笔记里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志，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而已。”

从这里我们也就能体会到，毛主席后来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思想源头就在他的一师生涯里。

不光是求学问道，毛主席在一师的时候就已经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1917年的11月，北军湘督傅良佐带领残兵败将逃离长沙，长沙因此成了无人驻守的空城。

面对北军残部王汝贤的威胁，一师的校长孔昭绶决定带着全校师生离校出城避难，但时年二十四岁的毛主席却站出来说：“这个时候离校，溃兵就会进学校打劫，不如组织学生军截击溃军。”

敌人虽是溃军，但人数足有三千，还持有武器，凭一师这些手拿木枪的学生军怎么抵抗？此话一出，人人都觉得这个乡下来的学生不知轻重，要害死大家。

但在危难关头，校长孔昭绶却将莫大的信任付与这个年轻人，同意让他带着学生军和若干警察布置抵抗。

毛主席随后带领大家布置起一个口袋阵，诱使溃军进入伏击圈。王汝贤中计后，学生军们就用仅有的几支真枪还击，再搭配木枪和鞭炮迷惑敌人。这还真把溃军给吓住了，王汝贤胆战心惊地宣布投降，溃军于是被缴械。

这场奇迹般的胜利让毛主席一下子成为了英雄，孔昭绶就此把学生军完全交给他来领导。

也就是说，在大学的最后两年中，毛主席是一边读书学习一边管理学生军，中国百年难得一遇的军事天才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崛起的。

1918年的6月，毛主席最终从一师毕业，而他在毕业典礼上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外患内忧，荆棘丛生的祖国，急需我们去寻找拯救的药方，寻觅富国强兵之道。”

这个年轻人最终是兑现了在全校师生面前许下的豪言，三十一年过去后，正是毛主席领导了新中国的成立，神州大地从此改换新颜。

1950年的国庆过后，毛主席的住处迎来了一位故人，他就是周世钊。要说这周世钊，他和毛主席的交情不是一般的深，因为他俩曾是一时的同学，而且是志同道合、关系非常要好的那一种。

在1913年，十六岁的周世钊考入了湖南第四师范，但因为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合并，他也就和时年二十岁的毛主席成为了同学。

周世钊出身贫寒，但学习十分刻苦，这与毛主席十分相像。再加上他勤学好问、待人热忱，所以毛主席很喜欢他。

两人的关系好到了什么程度呢？几乎是形影不离，吃饭的时候在一块，晚上睡觉也在一块，所谓“出则同行，寝则同席”，颇有古仁人之风。

后来毛主席成立新民学会，周世钊当然也参与其中，他以工人夜校管理员的身份支持着毛主席的工作。

随着毕业季的到来，属于他们的校园时光终究是迎来结束，毛主席选择了北上，去北京、上海，继续为革命事业奔波。而周世钊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他留在长沙担任小学语文老师，服务于教育事业。

本以为从此天涯殊途，却没想到一年后毛主席就给周世钊写了一封信，他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必要一定在什么地方，出洋对一些人只是一种迷...我想暂时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随后，毛主席回到长沙并找到周世钊。当后者问起他的住处，毛主席回答：“无家可归。”

周世钊于是就邀请毛主席到自己家暂住，并为他介绍了小学历史老师的工作。于是在那段时间里，一切都好像回到了过去，回到了两个挚友同桌而食、同被而眠的日子。

据周世钊回忆，那时他每次半夜醒来，总能看到毛主席在伏案疾书，有时候一写就是一晚上。

毛主席写的正是救国文章，因为他在当老师的同时还创办了《湘江评论》这一刊物。周世钊当时也参与其中，担任该刊物的顾问。

毛主席并没有在长沙逗留太久，几个月后他又去了北京。大约是在1921年的时候，毛主席才再次找到周世钊，这回他想带着对方一起在湖南组织共青团，在湖南干出一番事业。

然而，周世钊当时刚刚被东南大学录取，一直有“大学梦”的他思虑再三还是决定去求学，也就拒绝了毛主席。

下一次两人见面就是1927年的事情了，彼时的周世钊已经大学毕业，且在长沙明德中学担任教师，而毛主席则要投身轰轰烈烈的红色革命中去。

这一次，周世钊还是没有跟着毛主席走，反倒是他们曾经的老师徐特立下定决心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一别，再会已是沧海桑田。1949年的7月，解放军即将打进湖南了，一师的校长熊梦飞宣布卸任，而周世钊被推荐为代理校长。

周世钊原本还想推辞，但一想到解放军就要来了，他不禁回忆起当年毛主席带领学生军护校的往事，于是毅然接下了重任，并组织学生站出来保护校产，准备迎接解放军。

一个多月后，湖南和平解放，长沙城内到处都是欢庆之声，一师的学生更是兴奋地齐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一师出了个毛泽东...”

周世钊听着学生们的歌声，心里当然也是激动莫名，但他还是建议学生们不要改原来的歌词。

随后，一师的老师以及当年新民学会的会员们聚在一起，大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贺信。信件的末尾要署名，众人也是让周世钊把自己名字放在了第一位。

半个月后，毛主席的回信就到了，他在信中还赞誉周世钊说：“骏骨未凋，尚有生气。”这让周世钊激动莫名，以至于见人就要说自己被毛主席夸了。

又是几个月后，毛主席的一位亲戚要从北京还乡，他特意嘱咐其转告周世钊，要他来北京参加新一年的国庆典礼。正因如此，才有了1950年国庆时节的故友重逢。

故友重逢之时，毛主席已然年届六十，周世钊也年过半百。遥想当年在湘江之畔，他们是何等的少年意气？如今三十年弹指一挥，他们都已华发满鬓，怎能让人不感慨。

在会面的过程中，毛主席与周世钊叙谈起旧情，两人都十分唏嘘。尤其是说到一师往事，即便是毛主席也不禁怀念起来，周世钊于是就提出：“主席要是有空，还请为一师题名。”

在这种氛围中，毛主席当然不会拒绝，但他却没有为一师题写校名，而是写了一句鼓励性质的话，内容是：“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除此之外，毛主席还应九六班学生的请求，为他们的毕业纪念章题字“湖南第一师范毕业”。

对周世钊来说，尽管没有完全如愿，但也并非毫无收获，他也就没有再提要求了。

直到1955年，毛主席回到了长沙，并在周世钊的陪同下重游岳麓山和湘江。事后，周世钊写了一首七律送给毛主席，并再次提出题写校名的事情。

而几个月过去了，毛主席才给周世钊写了一份回信，他解释说：“近日尚未能从事于此。”

毛主席的这句话是说，自己公务繁忙，还没来得及写校名。但周世钊对此感到不理解，毕竟写校名和写一首诗比起来肯定是后者更费功夫，毛主席何以舍易就难，就是不愿意题名呢？不愿作罢的周世钊紧接着就给毛主席回信，再次表达了想要题名的意愿。

然而，毛主席仍旧回信说：“嘱写的字至今未能应命，你那里还不那样急需罢，我想等一等再讲，如何？”如此回复，算是又一次给婉拒了。

第二年周世钊旧事重提，毛主席便回信说：“校牌仍未写，因提不起这个心情，但却时常在念，总有一天要交账的。”

这次，毛主席还是拒绝了他，同时再次附赠了一首诗。周世钊有些失望，但一想到主席说“会交账”，也就继续期待着。

可一连七年的时间过去了，毛主席还是没有了结周世钊的心愿。于是在1963年，趁着一师校内的毛主席纪念馆落成，周世钊再次写信请毛主席写校名，而毛主席这次却回信说：“为学校题名，时间已过，可以免了吧。”

一推两推，如今十三年过去了，面对周世钊五次请求，毛主席却始终没有动笔，反而送了他一大堆其他墨宝，毛主席何以如此？

其实，毛主席不愿意为一师题名不是真的没时间，而是他认为自己的题名并非个人行为，而是代表了政府，这就让题名行为具有了政治意义。

据此来说，要是毛主席为一师专门题名，别人会怎么理解？人们不会说毛主席重视教育，反而会觉得一师在沾毛主席的光，一心为公的毛主席肯定不愿意让自己和母校承担这样的看法，干脆就不写了。

事情到最后，周世钊自知题名一事已经无望，只好从那枚“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纪念章中择出“第一师范”四字，将其放大作为校名，好歹满足了大家的心愿。

时至今日，第一师范的门楼上还挂着这鲜红的四个大字，只是路人未必知道这背后的故事。

一师对毛主席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一定程度上说正是在一师的际遇成就了毛主席，因而他老人家肯定对母校有着深厚的感情。

但毛主席从来都是一心为公，不愿意任何人打着自己的旗号谋取特殊利益，这或许就是他不愿意为一师题名的真正原因。

纵然这样对周世钊来说是个遗憾，但作为毛主席的挚友，他又怎么会不能理解呢？所以这件事并没有伤害他们之间的情谊。

等到1976年周世钊病危，毛主席还特意派人关照，只可惜老先生没能坚持下来。五个月后，毛主席也在北京逝世，这对挚友终究是无负当年同伴之情，再次携手离开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