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经济形势出现了惊人变化，在GDP连年上涨的情况下，各地的地方财政吃紧却似乎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

要知道，经济生产总值的上涨，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会水涨船高，他们手上的可支配资金明明应该越来越充裕，如今却在推动利民政策时频频哭穷。

那么，地方政府的钱都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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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的反常下降

长期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除了税收收入这个较为稳定的资金来源外，还高度依赖于土地出让金，这一部分不必向中央政府上缴的收益，让地方政府能够更加自由地发展地方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

可在最近几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给地方的财政收入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迅速衰退的地产行业，让很多缺乏高新科技的地方政府面临十分严重的税收减产。

据统计，我国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占到了全国税收收入的59%，这对于将地产行业视为支柱产业的部分地区而言，地产行业的衰退等同于自己的税收额度的大幅缩水。

此外，在疫情爆发前，居高不下的房价水平就已经挤压了很多居民在其他消费领域的支出，日常消费能力的不断下降，让消费税的收入也出现了持续衰减，但当时土地财政的如火如荼，让很多人暂时忽略了这一点。

疫情爆发后，严格的防控措施导致了长达三年的经济萎靡，许多人在面对不确定的经济前景时，都改变了自己的消费意愿，转而选择增加储蓄，进一步恶化了当地的税收情况。

不过，真正给地方政府致命一击的，还是房地产市场在疫情期间的“崩盘”，很多地方政府不但失去了土地出让金这个“提款机”，还面临严重的相关产业税收减少。

面对收入来源的锐减，地方政府不得不寻求新的财政增长点，但想要发展数字经济、高新技术产业，甚至是进行旅游业、文化产业的结构调整对于很多普通城市而言，显然没有那么容易。

想要完成转型，地方政府不但需要对自己进行大力整改，优化营商环境来吸引更多的企业投资，还需要想办法解决自己沉重的债务问题，重新获得金融市场的信任。

恐怖的地方债

在地产行业繁荣时期，许多地方政府都依靠土地出让金获得大量财政收入，为了保持财政上的收支平衡，避免中央政府减少财政预算的分配，地方政府进行了很多不必要的劣质投资。

一些地方官员则为了自己的政绩和腰包，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中，修建了很多不必要的豪华办公楼、大型广场等项目，虽然看似提升了城市形象，但根本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反而给地方财政带来持续亏损。

随着项目投入的增加，地方政府的债务迅速攀升，很多继任者为了维持高水平的投资建设，居然借着国家信用背书，在金融业大肆发行地方债，进一步恶化了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

可是，错误的投资方向，决定了很多地方政府的大型项目别说收回成本，就连定期支付的债务利息都变成了一个沉重负担，自然也就没有了偿还债务的能力。

疫情爆发后，地方政府对于核酸检测费用、防疫物资采购、方舱医院建设等方面的新增开支，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财政恶化。

据报道，我国目前的全国地方债规模已经超过了40万亿元，远远高于国债规模，而这仅仅是地方政府公开发行的债券和向银行借入的贷款等正式记录在案的债务。

事实上，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很可能比地方债本身更为严重，多地政府被爆通过设立地方企业、合资公司等方式，间接获得银行贷款进行城市的投资建设。

地方企业的贷款虽然不直接记入政府债务，但他们的借贷行为依然需要政府背书，而且更加容易被人上下其手，很难彻底清算这些隐性债务的具体规模。

隐性债务给地方财政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不但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监管和控制，还可能会导致后续到任的决策者无法评估地方政府的真实财政状况，进而低估当地的财政风险，继续增大当地的债务规模。

一旦这些企业或项目无法产生足够的收益来偿还贷款时，银行和金融机构就会将还款责任递推到地方政府身上，地方上难以估计的隐形债务甚至可能需要中央政府通过国家层面的转移支付才能彻底解决。

地方债规模超标究竟有多大危害？

近年来，沉重的债务负担已经成为许多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最大挑战，他们曾经为了解决当地经济基础薄弱的情况，大肆举债推动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可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取得预期的经济回报。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区不但要面临产业结构单一，自身造血能力有限的低收入困境，还因为沉重的债务负担导致自己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

他们要从本就微薄的财政收入中拿出大笔资金偿还债务利息，能够用来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资金却越来越少，最终导致了当地的经济发展陷入了恶性循环。

地方政府的财政状态陷入恶性循环后，其政府信誉也迅速恶化，导致其在金融市场上的借贷能力迅速衰落，很难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手上拿到更多的发展资金。

据报道，部分地方政府甚至已经因为沉重的债务危机而被完全关闭了融资渠道，除了国家下发的建设项目外，当地政府根本没有能力独立进行新的投资建设。

为了解决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境，许多地方政府都在通过各种方式尝试开源节流，但无论是产业升级还是吸引投资，都受制于当地的资源禀赋和人才储备，难以在短期内取得效。

开源不成，节流也不容易，虽然很多地方政府都在不断压缩行政开支，企图通过减少公务员编制、降低公务员待遇，甚至是拖欠公务员工资来维持政府名义上的收支平衡，可这种牺牲政府正常运转和公共服务质量的做法，显然有些饮鸩止渴。

当然，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地方政府难以解决的地方债，这不仅需要中央政府加强监管，并通过各种手段帮助当地政府摆脱债务危机，获得独立还款的造血能力。

还有专家表示，为了保障欠发达地区维持基本的公共服务水平，中央政府应当加快调整财政体制，通过转移支付或者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建立经济合作等方式，帮助他们提升自己的经济实力。

地方政府也要及时转变发展理念，从过去的依赖土地财政和大规模投资的经济模式转向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发展模式，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产业发展规划。

银行等金融机构也要改变过去严重依赖政府信用的贷款模式，加强对项目本身经济效益的评估，找到那些有发展前景的地方债务进行债务重组，帮助当地政府渡过难关。

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只有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市场、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力量的协同努力，才能建立起健康、可持续的地方财政体系，为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北京日报——《国务院：截至2023年末，全国政府法定债务余额70.77万亿元》

《国家治理》2023年12月下——《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的破解之道探讨》

http://www.rmlt.com.cn/2024/0102/69190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