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画像 141.8cm×77.5cm 清 湖南省博物馆藏
在晚清民国时期的日记、报刊及书画题跋等史料中，经常可以见到何绍基的书法作为“礼物”的记录。在这些记录中，“礼物”既用于求人办事、撰写墓志寿序等文字，也用于师徒、朋友间答谢、祝寿、节日祝贺等场景中。不无巧合的是，各种类别、价值的作品又往往对应着不同的送礼情境。观察晚清民国时期作为“礼物”的何绍基书法，既能窥见当时社会某一阶层人情往来的各种情境中“礼物”的分量，又可以了解何绍基书法在其殁后数十年间的流通状况及价格表现。
何绍基（1799-1873） 行书《山谷题跋》六屏
纸本立轴
130×30cm×6
备注：广州市文物店旧藏。
一 册页与长卷
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翁同龢日记中有一次他人送礼的记录：“吴公以蝯叟临《衡方》及旧玉烟壶赠，无受理。马赠四百金，挥而去。（马玉昆，太原镇总兵）”“吴公”和马玉昆二人在同一天向翁同龢送礼，马氏所赠为“现金”四百金，即四百两银子。吴氏所赠的两种礼物——“蝯叟临《衡方》”和“旧玉烟壶”，虽不知其具体价值，但二者叠加当与“四百金”相差不会太大。“蝯叟临《衡方》”，即何绍基临写的汉隶经典名碑《衡方碑》。
何绍基（1799-1873） 行书杜诗六屏
纸本镜心
169×42cm×6
何绍基临《衡方碑》的墨迹，一般是他的“日课”，即每日临写于数页大小一致的纸上，完整地临完一遍，即为“一通”。何绍基六十岁在济南时开始以汉隶名碑为日课，东汉经典的隶书名碑，如《礼器》《史晨》《衡方》等，各临写数十通，多者如《张迁碑》至百通。最初，他对于这些以练习为目的而产生的“作品”并不在意，甚至在搬家时作为车中保护家什的铺垫。后来被裱为册页，日益为学书之人所重视。
何绍基（1799-1873） 行书七言联
纸本立轴
122×28cm×2
这件“蝯叟临《衡方》”册页在当时是具有较高流通价值的艺术品。清末民初的一本何绍基书法册页，价值大约为百两银子。一九一〇年，有人在北京买到一册何绍基临的《张迁碑》墨迹，花费“百金”，大约是一百两银子。约莫同时，谭延闿的好友张子武亦花费“百金”买到了一册何绍基书《七发》小楷墨迹。一九三六年，《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题为《何绍基亲笔墨迹出售》的广告。其中云：“鄙人在湘收到清代写家何氏子贞亲书《座位稿》及墨迹两大本共计三十多篇，每篇百余字。此墨迹真所罕见，乃何氏家藏之秘宝也。两共售实洋三百元。”两本册页的价格是三百元，平均一册一百五十元，约平百两银子。可知，当时文物市场上何绍基书法册页的一般流通价格约为百两银子。
何绍基临《上尊号奏》（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一册何绍基临写的汉碑不仅为颇具流通价值的物品，亦投送礼对象——翁同龢之所好。翁同龢推崇何绍基书法，尤其是何绍基的隶书。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十二月某日，翁同龢逛厂肆，“见柯丹邱画竹石甚好，陈老莲（陈洪绶）人物、南园（钱沣）信札、何子贞（何绍基）诗稿，皆余所喜者也”。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一友人向翁氏展示了一卷何绍基隶书《易林》的石本，翁氏评曰“甚可喜”；两年后，翁氏以七十一页的篇幅临摹了何绍基的这卷隶书。翁、何二人约为同时代人，且有交集。翁氏如此细致、完整地临摹其同代人何绍基的作品，尤可见他对何氏书法之认可。他还曾经以一册乾隆时期的大书法家刘墉的一卷墨迹，与人交换了一册二十六页的何绍基书“杂字帖”册页，后来将此册命名为《蝯公残墨》。
何绍基（1799-1873）行书山谷书跋
纸本立轴
130×62cm
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二），翁同龢的日记中又云：“赵补笙以蝯叟篆册赠，意欲催余墓志文兼欲余书也，题诗还之。”翁氏心知肚明，赵补笙以何绍基篆书册页相赠，意欲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催促墓志文的撰写，可知此前翁氏已经承接了这一“生意”；二是此篇墓志文再由翁氏书丹。撰写与书丹当各有润笔。可见，此次作为礼物的何绍基的篆书册充当的是墓志文书丹的润笔，以及撰文的“加急费”。
清末民国时期，书写寿序、墓志一类文字较多、篇幅较大作品的润笔往往不菲。咸丰八年（一八五八），何绍基为人撰写了一篇寿序，收了二百两银子的润金。一九一五年，张子武将一卷何绍基临《淳化阁帖》第九卷的长卷赠予好友谭泽闿。二人约定，将来谭氏为张氏先人书写墓志铭，张氏再将所藏何绍基书《七发》小楷册页赠予谭氏。谭氏当时为人书写一篇墓志的润笔约为二十至三十元每百字，一篇五百字左右的墓志文需一百至一百五十元，大约也是百两银子。
何绍基临欧阳通《道因法师碑》第五通（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除了求人办事、请人撰写墓志文等事情中作为回报之礼外，何绍基的书法册页也可见于朋友间郑重的答谢场景中。一九一一年，徐崇立将自己所藏的何绍基书《中兴颂》册郑重地赠予谭泽闿。谭泽闿是热衷于收藏何绍基书法的收藏家，徐氏将此视为“宝剑烈士之赠”。徐氏有此礼物之赠，主要还因为他在此前回长沙避乱，常借住在谭泽闿家中。一九一六年，谭泽闿发愿购藏何绍基临《张迁碑》百通，为壮其志，曾熙将所藏的一通赠予谭氏。这不仅是作为朋友的支持，事实上也是一种郑重的答谢。曾熙于一九一五年到上海鬻书，曾多日借住于谭泽闿家中，这与徐崇立的情况相似。
二 屏条
民国时期，何绍基的书法屏条也多见于送礼的场合中。一九一九年，谭延闿在其日记中记载：“刘以敬者七十余人以画龙见诒，媵以何屏，将为其子刘谷介绍。刘谷者，武冈厘卡稽查也。何屏尚真，急取寄大武，交彤陔明日去。吾为此受馈第一次也。”刘氏等向谭延闿赠送了两件礼物，其一是“画龙”，当为古画；其二是“何屏”，即何绍基的书法屏条。谭延闿认为，所收何绍基屏条为真迹，并赶紧将其寄给大武，也就是谭延闿的弟弟谭泽闿。一九三〇年，谭氏日记中又记：“罗余以何屏六幅为赠。”罗氏所赠，为何绍基书法六屏条，也即由六幅立轴组成的一件作品，可能也是为求其办事而赠。
谭延闿与其弟谭泽闿书学颜真卿，推崇清代颜体风格的四大家：刘墉、钱沣、何绍基、翁同龢，推为“清四家”，家中藏四家书法逾千卷。谭延闿身居高位，求他办事者络绎不绝。时人知其所好，故屡屡以何绍基书法屏条为赠礼，以获得谭氏之“报”。一九二〇年，谭延闿日记中有载：“雨人以钱幅、何屏见赠，此大惠也，将与淑作奁具。”“钱幅”即是指钱沣的立轴，“何屏”指何绍基书法屏条。谭延闿称这两件礼物是“大惠”，可知礼品甚为郑重，深得其心。所谓“将与淑作奁具”，是指计划以此为其长女谭淑的嫁妆。礼物在此“转场”，成为另一重要场合中颇具分量的礼物。
何绍基临金文四条屏
何绍基的书法屏条在民国时期一般能卖多少钱呢？一九三四年的《新闻报》上刊登的一则书画售卖广告可以提供一个参考。广告中，何绍基的四屏条三尺行书售价为八十元。书法作品中，三尺一般是较小的尺幅。据此估算，常规的四尺四屏条至少应百元以上，六屏条约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元左右。如果尺幅大于四尺，或者书体为篆书、隶书，价格还应更高一些。可以推测，何绍基一件书法六屏条可能与一本册页、一个长卷的价值相当。
三 对联、立轴
何绍基的书法对联、立轴，常可见于朋友、师生、家人间的日常性、礼节性的送礼情境中。一九一八年，谭泽闿三十岁生日，李瑞清将所藏何绍基篆书七言联赠与谭泽闿作为寿礼。一九一九年，曾熙在一封致其门生张大千的信札中提到“前承赠何联”，可知此前张大千曾以何绍基对联为礼物赠予其师。据谭延闿的家书，谭氏曾将一幅何绍基的隶书对联作为年礼赠予其长女谭淑、女婿袁思彦。一九三二年，有滕县人“李子善”者带所藏何绍基行书《论书句立轴》到济南示于其学弟辛铸九（一八八〇——一九六五），因辛氏对此作极为称赞，且收藏何氏作品较多，李子善“遂毅然相赠，且以宝剑烈士为喻”。
何绍基篆书《金钟翠竹》七言联
何绍基的对联、立轴在民国文物市场上流通的价格也可略作推测。一九二一年，书法家曾熙在一封信札中谈及购买何绍基对联之事：“何联极佳，究惜纸碎，既有人争，亦甘让之。如五十元内，亦可为髯留之。”一幅艺术品质极佳但品相不太理想的何绍基对联，曾熙能够接受的价格上限为五十元。在一九三四年《新闻报》刊登的一则字画售卖广告中，何绍基五尺行书联、四尺行书联售价皆为六十元。同一则广告中，何绍基的二尺行书立轴则标价三十元，若尺幅为四尺、五尺，可能价格亦需五六十元。可知，民国时期，一幅常规尺幅（四尺上下）的何绍基对联、立轴的流通价格为五十至六十元。
结语
在晚清民国时期的礼物流通情境中，何绍基临习篆隶书留下的墨迹册页，他用心书写的小楷册页、草书长卷，以及多幅立轴组成的屏条，常可见于较为郑重的场景中，如请人办事、求人撰文，或者作为报答朋友的郑重谢礼等。册页、长卷、屏条一类的作品，往往尺幅大、内容多，且一般是书法家极为用心之作。在当时，何绍基的一件册页、长卷或屏条作品，市场上流通的价格大多为百两银子，或者银元一百五十元上下。
借此可以窥见上述送礼情境中礼物的一般分量。向当时的较高级别官员如翁同龢、谭延闿赠礼，以求其“办事”之“报”，一件何绍基册页、长卷或屏条作品往往是不够的，一般还要搭配其他高价值的礼品，如“吴公”向翁同龢送礼时搭配的鼻烟壶、刘氏向谭延闿送礼时搭配的“画龙”；请知名度较高的文人官员、书法家书写墓志，分量似乎也不太够。而作为朋友之间的答谢，或作为女儿、孙女的嫁妆，册页、长卷或屏条当是较为郑重的礼品了。
对联、立轴一类的作品一般尺幅小，字数少，创作费时亦不多。何绍基的对联、立轴一类作品，民国时期的交易价格一般在五六十元左右，常见于师生、朋友、家人之间的日常性、礼节性赠礼场合中。据研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上海，一个五口的工人家庭，每月生活费用仅为二十一点三四元。何绍基一件对联、立轴的价值，大约相当于此类家庭两三个月的生活费。当时或许只有富有的商人，或月收入数百元以上的高层官员、大学教授、公务员或生意较好的职业书画家才有能力消费或赠送此类“礼物”。
何绍基是晚清著名的书法家，其书法在他在世时就已享有盛名，得曾国藩、翁同龢、吴云等名臣、鉴藏家之推崇。由晚清民国时期作为“礼物”的使用情境来看，何绍基书法不仅受少数人的追捧，且已获得了市场的检验，有着不俗的流通表现，且保持着较为稳定的交易价格。这说明，何绍基的书法在其殁后的数十年间就已迅速地拥有了较为广泛的知名度和较高的价值认可。个中原因，值得从鉴藏史的角度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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