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个盛会，会议是关于翻译教学方面的主题。那么我参加这个会呢，我自己觉得其实是一个客串，因为我本人不是外语学院的，也不是学外语出身的，我是做哲学的。当然在做哲学的过程中，因为研究西方哲学嘛，所以在翻译方面呢，也做过一点工作。在教学方面，在专业外语的教学方面，比如说德语的哲学翻译教学这方面也做过一些工作。所以我今天只能谈一点我个人的体会，供大家参考。

对于专业外语的翻译，因为我做的是哲学翻译，我的体会就是，我觉得哲学翻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在各个专业的、也就是说各种理论的翻译方面，哲学的翻译应该说是比较纯粹的。从语言的哲学层次来理解，特别是现代哲学“语言学转向”以来，通常讲这个所谓哲学就是语言哲学，语言问题归根到底是个哲学问题。在这方面我觉得在哲学翻译上可能有些我的体会或者经验，是具有一种普遍意义的。我觉得，能够做哲学翻译的人，如果你在哲学的文献翻译方面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平的话，那么做其他的专业翻译或理论翻译应该就是驾轻就熟了。因为它是个基本训练。所以我的看法就是，哲学翻译做得好，其他的理论翻译，不管是文学理论啦，美学理论啦，经济呀，政治呀，法律呀、法哲学呀，经济哲学呀，这些方面呢，除了一些专业术语还要熟悉以外，应该都不成问题了。当然文学翻译在这方面，我觉得好像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另当别论。你要做好文学作品的翻译，你光是有哲学功底那还不够，还有些别的，我在下面还要谈到。

由于研究西方哲学，多年来我也接触到一些外文文献的翻译以及教学的问题。比如说我带博士生，外国哲学博士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你首先要能够进行外文翻译。课程里面就有专业外语这门课，你拿篇翻译的稿子来，我给你看一看，修改修改，指点指点，达到了水平没有。我做的这些外语翻译当然主要是笔头翻译，文本的翻译。口语我是不行的。学了这么多年德语，在这方面呢，没有什么长进。要我谈体会呢，我只有下面这几点体会，想跟大家讲一讲。

第一点体会，我认为专业的翻译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素质或者一种文化。这个刚才杜老师（武汉大学外语学院院长杜青钢教授）讲话里面也讲到了，就是翻译主要体现了一种文化素质。在多年的翻译和翻译教学中，本人深感一个人的文化素养对翻译来说有相当的重要性。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有的人虽然外语很好，口语也很流利，哪怕是外语专业毕业，甚至于是海归派，从国外回来，多年在国外，外语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一涉及专业文献的翻译，却拿不下来。有的虽然勉强译出来了，但是你一看它就不像理论文章。一个是术语不统一，随意得很；再一个呢，它口语化的倾向非常严重，好像就是平常的日常交谈，说说闲话，有那么个感觉。就是说，首先一些基本的名词术语，在翻译领域里各个专业都有它的一套，这个方面译者不知道。其次一些典故、惯用语也不熟悉。当然在外语方面他可能很熟悉，但是如何翻成汉语，如何能够译成中文，这方面很不熟悉。我遇到过好几个从国外回来的朋友，他们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跟我说，就是我在外国呆了十来年，回来后人家说你在外国是教哲学的，教西方哲学的，那么回来当然也可以教西方哲学了；但是回来之后要用汉语教，用汉语怎么教？不知道。所以回来还得重新学。虽然在国外，在美国，已经讲得非常熟了，但是回来以后这些术语，用汉语怎么表达？要从头开始，重新从最基本的西方哲学史的汉语教材开始，自己先备课，从头学起。这个当然是特例了，从海外回来的。但是在国内呢，也有很多这种情况，虽然外文很好，但是不知道怎么用中文表达。

我想这个原因呢，恐怕跟我们长期以来的这样一种倾向有一定的关系。我们长期以来的外语教学，包括外语翻译方面的教学，比较重视的就是日常交往的技术，最注重的就是口语。临时碰见一个人，来了一个外国客人，怎么跟他交谈，怎么寒暄，怎么谈一些日常的话。但是呢，忽视了或者说相对来说比较忽视外语人才的全面素质培养。从我们的高考报考外语系，老百姓的心目中就有一个观念：到那里去学一门“技术”，然后在任何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场合之下，你都会应付。学好外语、学好英语，可以走遍天下。所以我们把这个外语学院的教学呢，当做学一门技术。你读了外语系那就是学了一门本事，一件工具。我们通常讲，外语只是一件工具。当然有很多人不满足于只学一件工具，有想法的学生，学了外语以后，还去学一点别的。外语学院本科毕业好像是“没有专业”的，只是外语好而已。造成这个印象呢，我觉得是很不应该的。这个倾向从改革开放初期就有了。比如说我们记得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时候流行的就是《英语900句》嘛。所谓《英语900句》就是把英语里最常用的那900句话挑出来，然后你把这些话反反复复地背得滚瓜烂熟，那就够用了。这完全是一种工具主义的、实用主义的思路。后来当然不是那样了，后来越来越超越了。但是它的负面影响仍然还在，一直影响到今天，我们今天仍然认为外语仅仅是一种工具。反过来讲，当年那样做也有它一定的时代条件，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必要性。当时刚刚改革开放嘛，我们大量缺乏这样一种日常交往的人才。所以那个时候采取那种方式呢，也是没有办法的，必须是那样，才能应付我们当下的需要。但是经过了二十多年，应该说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我们的外语教学必须要从口头的交往深入到更深层次的思想的交往，乃至于文化的交往。

所以我认为在今天来说，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外语翻译教学的问题，外语专业翻译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注重的，就是要加强学生各方面的修养。比如说外国的文学，外国的历史，外国的哲学，外国的社会知识、社会状况，各个方面，必须要加强这些方面的修养。从中国文化来说，历来是文史哲不分家的，语言、文章跟思想这些东西也是不分家的。我们中国文化非常重视的文章、文章学，再就是从先秦时代以来我们重视诗，重视诗学。孔夫子讲，“不学诗，无以言”。他非常重视诗化的语言，认为这跟其他的比如说政治啊，历史啊，哲学思想啊，伦理啊，相互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我们称中国文化呢，叫做“郁郁乎文哉”，就是重视文章学。文章学不仅仅是文章，它涉及思想层面，涉及很深的文化教养的层面。那么文史哲不分家这种现象，西方文化呢，好像不太强调这一方面。西方文化，它的文史哲是分科的，这一科，那一科，是分系的，它是按科学划分的。但是在背后呢，其实也有这种关系。虽然他们不太强调这种互相的融合，互相的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其实也是这样，文史哲最终是分不了的，跟语言最终也是分不开的。后现代提出所谓“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语音中心主义”，认为这种“主义”就是把语音单独拿出来加以研究，形成了一种逻辑理性，但是后现代的很多哲学家已经看到了它的片面性。就是说，把语音单独割裂开来，那是不对的，它实际上是跟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

那么，在西方有两个时期，这种不分家的情况是比较典型的。在西方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一个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一个是文艺复兴。古希腊罗马时代和文艺复兴，他们的语言都不是单独的，都是跟哲学，跟伦理道德，跟科学，跟其他等等方面的思想融化在一起的。所以就西文来说，一个好的翻译人才，我认为，首先应对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有所熟悉。你要搞好西文翻译的话，你如果不懂古希腊，那是不成的。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言必称希腊”，这个当然在以前是个贬义词。“言必称希腊”，好像什么都是讲希腊，开口闭口就是希腊。但是，反过来看，如果你讲西方的事情，你不讲希腊，那你就是一个半文盲，或者你没有什么文化。你连希腊都不懂，就像我们中国人连孔子、老子你都不知道，没听说过，那这个人是没有文化的。在西方人那里，如果你不知道希腊罗马的文化，那你就是个乡巴佬。所以我们中国人要加强这方面的修养，首先我想强调的就是要加强这个希腊罗马文化的知识训练。再一个就是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是讲回到古希腊罗马，也有这个特点。这两个时期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非常重视语言。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就是从语言里面引出来的，从语言，从说话的方式，从逻辑引出来的。那么文艺复兴时期，那些人非常重视语言，当时的人以学了多少门外语为自豪，非常热衷于学各种各样的外语，纯粹出于好奇，不是当做什么工具。学了外语之后，他可以丰富他们的文化，包括学希腊和拉丁文，还有其他等等各种外语。所以，如果文艺复兴那些人你学不过来，那些人数量太庞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太广，人也太多，那么至少呢，对古希腊罗马文化，你应该比较熟悉，这是起码的教养。当然这些东西，你在国外日常语言中也许用不着，日常跟人家交谈，你怎么会涉及那些问题呢？可能你只要知道日常寒暄的一些句子，能表达基本意思就够了。但是一深入到学术对话，或者是专业翻译方面，就显出在这方面的缺陷。

所以我们很多在国外的同事、学生，深感困难的就是，你虽然在语言这方面呢，可以达到一般交往的层次，甚至可以鱼目混珠，人家听不出你是外国人；但是你要进入学术界，难上加难。为什么进入学术界很难？你不懂希腊文，你不懂拉丁文，你不懂希腊罗马文化，人家一开口就是那些东西，你就被排斥在外了，你进不去。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包括学术语言跟日常语言当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呢，加强这方面的素质，对于专业翻译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应该特别关注的方面。专业翻译不是一种技巧，如果是技巧，那就很好办了，我们现在已经有翻译机器了，你把它输入到翻译机器，电脑就给你译出来了。译出来再调整一下，也就差不多了。但是现在我们真正搞专业翻译的人，搞得好的，一般都不用那个东西，顶多用作一个辅助手段。那种东西，因为它没有文化嘛，电脑没有文化，它只有基本的数字关系。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当然这个体会，我相信很多老师都有。刚才杜老师也谈到这一方面，就是文化方面，积累，它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不是你突击几个月就可以突击上去的，而是要在我们的外语教学里面，从一开始进校，就注意这方面的积累和培养。

第二个体会呢，就是说，现代汉语在专业翻译中，我认为它起着一个核心的作用。我们外语学院当然主要学外语了，但是既然是文科，我想，首先汉语水平是少不了的。而对于翻译来说，对两种语言的对译来说，作为中国人，我认为现代汉语应该处于一个主导地位。当然口语方面不一样，我刚才讲的是限于专业的翻译，文献的翻译，笔头的翻译。有的人会觉得你的这些强调似乎有些过分了，因为翻译主要应该看外语水平。我们通常讲某某翻译得好，就是讲他的外语水平高，汉语水平当然也必要，但那毕竟是次要的。我们通常的眼光都是这样，认为汉语好是次要的。但是我认为呢，这种看法是相对的。在初期，你刚刚接触外语，或者说，我们的视野刚刚开始开放，我们的对外翻译刚刚开始的阶段，那么，这种说法是没错的。你首先就是“翻译人才”嘛，外语要呱呱叫，特别是在口语交往方面，这个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我们今天已经不是处于那个阶段了，我们今天不是初级阶段，我们的翻译也不是像改革开放刚开始的那个时候对口语需要那样的紧迫。当然还应该强调，不是说今天就能够放松了；但是呢，应该有更深层次的要求。那么，这种要求呢，我认为应该把这个关系颠倒过来，时至今日应该颠倒过来了。就是说外语翻译，外语水平固然是基础，一进来就要强调；但是你应该预先有一个准备，就是学到一定阶段，应该进行到第二层次。第二层次就应该把关系颠倒过来，这个时候呢，外语口语就是处于第二等地位，而汉语的理解和表达应该处于首要的地位。华中师范大学的《外国文学研究》以及以前的外国文学教研室都是放在中文系，现在是文学院了，我觉得这是有它一定道理的。为什么《外国文学研究》不放在外语学院？当然是和外语学院合办的，但是它的传统还是放在中文系。放在中文系有什么好处呢？放在中文系，它的影响力就大。华中师范大学的《外国文学研究》之所以在全国有这么大的影响，我想跟它与中文系的这样一种汉语意识恐怕有相当的关系。我也有朋友是华师大外国文学方向的研究生毕业的，他的外语水平也不见得比别人强到哪里去，但是他的汉语水平是比较强的。你能够在翻译中、在评论中，用准确的汉语，把你在外国文学中体会到的东西传达出来，这个就会形成一种优良的传统，形成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传统。这个是有它的道理的。

当然，不仅是文学，哲学其实也是这样。我们现在有的哲学系，像北大、复旦，还有武大这些学校的哲学系，就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觉得国内的西方哲学的汉语教材没有好的，都看不顺眼，都不够水平，所以呢，只好引进英文版的外国教材来给本科生上课。这个当然有它一定的好处。就是说，像这些名校嘛，它的老师都是从海外归来，有的是在海外多年，英语当然是呱呱叫的，他们可以用英语来给本科生上课。双语教学，偶尔用一用汉语，但是教材呢，是英文的。我对这种做法呢，提出了一些质疑。就是说，它固然有它一定的好处，哲学系的学生听了这样的课以后，外语水平提高很快，能够非常迅速地理解外国人讲的话，因为理解了外国人的哲学语言，那么理解其他的语言就很容易了。这个方面是有它的成效。但是丢掉了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怎么样用汉语来思维西方人的哲学思想，用汉语来思维这一方面丢掉了。而我觉得，哲学思想只能用母语思维。每个民族的哲学思想，包括它从国外学来的哲学思想，也必须要纳入到它本民族的语言来进行思维，你才能提高哲学水平。因为你哲学系不仅仅是提高外语水平，主要是要提高思想水平，提高哲学水平。所以我主张还是要用中国人写的西方哲学教材来教，教材的质量可以慢慢提高嘛。我跟赵林老师去年刚刚出了一本《西方哲学史》，还比较畅销，好像已经印了5次了。国内其实很缺乏真正有水平的西方哲学史的教材，并不是说外国的教材就什么都好，美国的教材你拿来，你把它翻成中文看一看，其实水平不怎么样的，绝对不比我们好到哪里去。当然，它是英文的，在这一点上呢，应该有它的长处。

所以我讲，专业翻译或者说理论翻译，更应该强调的是中文的水平。当然口头翻译在外。或者说文学翻译另当别论。如果是专业的理论翻译，那么，更应该强调中文水平，包括遣词造句，包括你的汉语的文学修养，包括你对汉语语法的理解，汉语的修辞，汉语成语的精确的运用，对于一些不规范的用法你有一种拒斥，有一种敏感。很多人对汉语中一些不规范的用法缺乏敏感，比如说，一个经常发现的用法，叫做“无时不刻”，“我无时不刻想着他”。什么叫“无时不刻”？应该是无时无刻不想着他，这才合乎汉语嘛。这也说明汉语的逻辑思维训练不够。汉语是有逻辑的，汉语虽然不去研究很深的逻辑，但是它本身是有逻辑的。你在这方面不敏感，甚至有人指出来了，你还说这个恐怕已经约定俗成了，大家就这样用吧。这个不是约定俗成的问题，这个是根本不对。像“无时不刻”这样一类的约定俗成是不对的，它传达了错误的信息。在这方面，人们应该保持一种汉语的纯净。有人说，你这是不是语言纯净癖，是不是有一种癖好？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语言纯净癖的问题，而是太混乱了。特别是网络语言产生以后，把什么东西都搞乱了。但是你真正搞翻译，你是不能用网络语言的。虽然网络语言里面有大量的外来语，大量的外文词，外文的字母，但是那是不适合翻译的。应该加强我们对纯正的汉语的理解和体会。

再就是表达的清晰和简洁，精益求精。一个句子如何能够精益求精地表达，一个词如何能够选择恰当。一个外文词，你在词典上一查，它有好多好多意思，有的有十几个意思，你到底选哪一个？有人说，我搞翻译从来不看词典。当然这些人外语太好了，所以他不用看词典。但是如果你搞笔头的理论翻译，你再好的外语，你也得翻词典。你要挑选哪，这么十几个含义，你得挑选一个合适的，最合适的，唯一的，其他的都不行。在这方面，必须要精益求精。那么你就必须要有汉语的语感。我在下面还要专门谈语感。就是你对汉语的词汇，词典上面一方面是外语，另一方面是汉语词汇，它那些解释都是用的汉语词汇呀，你对汉语词汇不敏感，你怎么翻译？其实，现代汉语在词汇方面是有意义丰富的优势的。我认为，掌握好现代汉语，在翻译上是很有优势的，如果你把现代汉语精确理解了，掌握了，那么，你就能够做到对于任何一种专业的文献，原则上，你都能够精确地表达。现代汉语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层次，我对现代汉语评价非常高的，我认为它能够精确翻译任何一种专业文献。古代汉语也许很多东西不适合于翻译，翻不出来，你用古文翻不出来，但是用现代汉语是可以的。现代汉语原则上可以翻译任何一种专业文献，不管什么学科的，也不管意思多么深奥，都能把它搞出来。当然文学在这里除外，文学，那是另外一回事。我等一下再讲。

那么，一个现代汉语水平高的人，只要外语有一定的基本的知识，又有耐心和细心，就可以胜任笔头翻译了。你词汇量不够，你可以查词典嘛，词典上多大的词汇量啊！口语不行你可以坐下来翻译，只要有耐心，有细心，就可以做出比较有质量的翻译作品。我本人的经验也是这样。就是说，我的外语的口语是不行的，我的词汇量也是不行的，但是，现代汉语，我认为我基本上是比较能够掌握的。那么，我翻译出来的东西呢，当然我也不敢保证就是怎么样的精品，但是至少别人还可以承认。同样，你的学生，如果外语不怎么样，考进来还差两分，破格才录取的，但是他的汉语底子很好，这个就可以造就啊。当然外语系要强调口语那方面，也许会有些障碍，但是在哲学系或者在其他的专业方面呢，就应该看到他的潜力，因为他的汉语好。相反，一个外语非常不错的，呱呱叫的人，如果汉语知识很贫乏，或者说对于汉语的语感不强，那这对于翻译来说呢，几乎就是绝症。那就没办法了。你如果一般地从事文科翻译，文学院嘛，人文学科嘛，如果你对汉语的语言文字都不敏感，那你搞翻译就没什么办法。即算能搞，那你将来也没有很大的成就，很难得补上来。因为汉语这个东西是你的自然母语，你必须从小熏陶，从小注意，在这方面有过长期训练，所以不是一下子能够补得上来的。

当然我这里强调的是现代汉语，以白话文为基础的现代汉语。虽然我们谈专业翻译是学术语言，但学术语言也是在白话文基础上提升上来的。至于古文呢，我们现在已经把它Pass过去了，现在没有哪个再用古文来翻译现代的文献。所以我强调的就是现代汉语的白话文基础，它的自然语言的基础。它有自然语言的根基，有生活的根基。你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给你带来的语感，它不断地充实，不断地有源头活水，来使你的语言更加丰富。所以我认为专业翻译之所以要翻译专业的文献，当然目的首先是提高我们的汉语语境下的思维水平，汉语下的专业水平，其次呢，才是提高外语水平。国外的像一些解释学的大家们，他们认为自然语言、母语，是高层次的哲学思维的源泉。也就是说，你在高层次的方面，比如说哲学思维，你只能用母语思维，不能用外语思维。用外语思维，你是在模仿。用外语思维哲学问题，你只是学着外国人怎么思考。如果你不把它翻译成中文，那么你始终跟着人家屁股后面模仿，你不能提出自己的哲学思想。所以，我比较强调现代汉语的主导作用。那么现代汉语如何形成的呢？现代汉语是随着“翻译体”的形成而形成的。至少现代汉语的学术语言是从翻译体来的。而所谓的翻译体是由一些古文功底很深厚的老前辈们，通过好几代人的努力，在现代自然语言、白话文的基础上，把古代汉语加以改造，引进西方的语法，这样创造出来的。

很多人瞧不起翻译体，往往说，你这翻译腔太浓了，我看不下去，认为它没有汉语味，好像翻译腔写出来的都是洋味十足，不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古文又太古，没有几个人能懂，所以现在最讨好的是半文半白的书面语言，再就是日常口语和方言了。但是实际上呢，我认为翻译体仍然有不可取代的优势。它是一个杂交品种，它有它的“杂交优势”。在专业翻译方面，这个翻译体是不可取代的。如果一定要用符合中国人习惯的，甚至于掺杂一些古文——有的人喜欢这样做，在翻译哲学文献的时候，经常甩几句古文——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很大的必要。介绍别人的思想时显示你的古文功底，那没有什么必要。你主要是要把人家的思想介绍过来嘛，不是要显示你翻译家个人的水平怎么样，趣味如何高雅。所以翻译家最好要隐藏起来，不要让人看出这个是哪个哪个的手笔，我觉得这才是比较好的翻译。你看那个人的著作，你翻译康德的书，你以为这是康德在说话；你翻译罗素的书，你以为这是罗素在说话，那才好。如果你翻译康德的书，被人家看成是你在说话，那不好。

现代汉语在这方面有它的优势，就是现代汉语这种翻译体，保留了古代汉语的灵活性——古代汉语是很灵活的，因为它缺乏一种规范。我们说它以前连语法都没有，这是古代汉语的缺点；但是它又带来另一方面的优点，就是它灵活，在语法方面它灵活。但是翻译体又吸收了西方的语法规范，概念啦，判断啦，推理呀，句子标点符号呀，逻辑呀，这样一些东西，所以它又有西方语言的规范性。既具有灵活性，又具有规范性，这个就使它在翻译中有很大的优势。我在翻译康德的哲学著作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一点，它非常灵活，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它原则上不能表达出来的。甚至于它的灵活性带来的它的运用价值，超过了比如说英文版的康德译本。英国人译了很多，用英文来译德文，这是两个很相近的语种，都是属于日耳曼语系嘛，应该说很好译的，但是实际上遇到很多麻烦。因为他们的语法也不太一样，有一些词汇也没办法沟通。没办法那就是没办法了，它不能改它的语法；它没有这个词，也不能生生地造一个词出来。所以很麻烦。但是汉语却可以解决问题。汉语可以表达各种各样的语法。比如说，英文的那种分析型的语法，德文的那种综合型的语法，它都可以表达出来，没有障碍。因为它本身没有严格的语法，它是混沌的，所以可以随机应变。

所以，现代汉语应该得到高度的重视，如果你要培养出一个专业的翻译者，那么，你应该让他多读一些现代的翻译作品。你要搞外文翻译，你就要多读一些人家的翻译作品，从汉语读，或者对照着读，像傅雷啊，屠岸哪，穆旦哪，这样一些名家。王小波曾经讲，我的文学修养是从经典文学的翻译作品里边来的，我的师承就是这些翻译大家。这些翻译大家本来是文学修养很高的，本来就是诗人，应该搞创作的；但是因为一些具体的历史环境，他们没有搞创作，而搞了翻译，把他们的才华全部放到翻译作品里面去了。所以经典文学翻译是非常好的一种教材，应该从这个地方入手。文学作品，还有一些哲学作品，应该多看看这些。古汉语当然也要，因为古汉语你要是不学的话，现代汉语你也掌握不了，掌握不深。但是古汉语主要是作为基本训练。我觉得我们的翻译不应该过分地追求那种文言味。

现在好像有一种风气，好像谁能写文言文，那个人就不得了。因为现在能写文言文的人越来越少了，只有一些老先生，八九十岁了，只有他们能写几句。现在如果一个年轻人能够掉几句古文，那就好像水平很高了。我觉得在翻译上面不应该过分追求这种味道。当然翻译体也有它负面的影响，就是经常有一些生造的词汇。我觉得不应该不必要地去卖弄那些生造的词汇，也不应该不必要地去连一些长句子。长句子有时候免不了，像翻译康德的作品，那他就是长句子，有时候一句话就是大半页，还没完。那怎么办呢？它就是那样的，你要把它断开，它就不是那个意思了。但是一般地尽可能地，不要故意去搞长句子。还有倒装句，倒装句也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我们现在应该说还处在一个过渡的阶段，中西文化融合嘛，所以在目前不要故意地去搞那些东西。能够不倒装的我还是尽量地不倒装，没有办法的时候，那就只好倒装了。但是不能因此回避有一些真正的微妙的意思，只有靠翻译腔，你才能表达。不要回避翻译腔，翻译腔有它的负面的影响，负面的效应，但是没有办法的时候，你还得用它。你逐渐适应了，负面的东西就成为正面的了。

经常有一些，比如说港台的那些译者，喜欢把外文翻译中国化。比如说，翻译人名啊，经常去找一个百家姓上面的姓氏，什么“齐克果”啊，“高达美”啊，都是百家姓上有的。但是遇到长的名字，特别是俄罗斯的长名字，“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怎么翻呢？“杜思陀”？那后面的“耶夫斯基”全都省掉？那不对的。还有一些书的名字，小说的名字，电影的名字，那个翻译也是尽量地把它中国化。比如说《王子复仇记》，我们现在不用了，我们现在就用《哈姆莱特》。“哈姆莱特”很响亮，因为哈姆莱特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在西方哈姆莱特既然是家喻户晓的人物，那么你翻译成《哈姆莱特》，恰好符合西方人的习惯，你是准确的。你如果翻译成《王子复仇记》，那不准确，因为“哈姆莱特”作为一个文化符号，里面自有它的含义。所以，《王子复仇记》这个译名今天已经被淘汰了。还有像这个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现在有的人把它翻译成《一树梨花压海棠》。但是他这个“洛丽塔”是有意义的，纳博科夫一开始在小说里面就讲了，“洛—丽—塔”这三个字的发音是很有味道的。你把它翻译成《一树梨花压海棠》，那个味道全都没有了，好像是一个中国的老古董在那里讲故事。这妨碍我们理解原文的意思。所以我主张，是什么就是什么，你现在不理解，你等一等，可能过几十年以后，你就会理解了。这个文化交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嘛。这是第二个要讲的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谈一谈翻译的“语感”问题，这是我比较强调的。在翻译中，我们要特别强调语感，我认为一切翻译最大的问题就是语感问题。这个相互之间的理解，当然有很多外围的东西，比如说逻辑啊，语言的对应啊，词汇的对应啊，理论思想啊，等等这些，但是最终恐怕还是语感问题。我们讲，这个翻译，有一些文章，比如说逻辑文章，科学技术方面的一些书籍，这些东西是可译的，而文学呢，好像是不可译的。但是实际上，逻辑也好，科学技术也好，它的那些基础跟文学一样，还是从语感来的。比如说牛顿物理学，“力”的概念，以及“惯性”的概念，其实都是从语感来的。力就是“力气”，在西文里面也就是力气；惯性其实就是“懒惰”，是从这个语感来的。当然我们现在把这个语感撇开了，我们抽象地理解它，当然可以对译了。但是你要追溯它的根源，恐怕还要追溯到最初的那种体会，那种感觉。所以文学中的语感，应该是一切翻译的根，最初就是这样的。后来有些东西可译，有些东西就不可译。像文学就是不可译，最难译的就是语感。因为这个语感呢，作为一种感觉，它后面有很深厚的东西，文化、历史、社会心理、宗教，等等，都不一样。文学翻译的难点就在这里。

所以很多人，像加达默尔的现代解释学就认为，对等的翻译原则上是不可能的。翻译何以可能？原则上不可能。因为感觉根本就不可能翻译。但是我认为呢，其实只能说有程度上的不同，你要绝对地对等翻译，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了，你要翻译一首诗，或者翻译一部文学作品，绝对对等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有一定程度上面的对等，我觉得应该还是可能的。比如说，你说这个东西不可译，你是个翻译家，你看了一句话，你说这句话不可译。你为什么知道不可译？你之所以知道不可译，就是说明你已经知道那句话了，你已经懂得那句话的意思了，问题就在于怎么把它说出来，怎么用汉语说出来。那么，慢慢你总会找到办法的，也许现在找不到办法，将来随着汉语的变化，你也会找到办法的。甚至音译也是一种办法，汉语中有很多词汇最初就是音译过来的，现在已经成了汉语词汇了。所以，这个绝对不可译呢，我觉得有点太过了。你要从语言的发展，文化的融合这个趋势来看问题。

那么翻译的语感，应该是两方面结合起来的产物，一个是对西方语言文化的了解，一个是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这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两点了。一个是你对西方整个文化的修养和素质，你要有一定的训练和准备；再一个你对现代汉语，以及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很多文史哲不分家的东西，你要有你的体会，那么你才能够切中你在翻译中遇到的语感问题。两方面都要有深厚的语言和文化积累，你才能找到语感。但是人们常常不重视，有时候呢，胡乱地就处置了。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专业翻译的作品，当然你也可以说他没有翻错，但是你会发现通篇没有语感，就是干巴巴的，就像是机器翻译搞出来的东西。这个就没有达到精品翻译的要求，至少你传达不出外语的语感。因为外国人在写东西的时候，哪怕是在写科学著作的时候，也还是有语感的。你没有把那个东西传达出来，就不能算是到位。比如说一些语气词啊，一些小词啊，一些虚拟式啊，这样一些翻译，往往很多人忽视了。很多人不翻译虚拟式，很多人对小词、对语气词根本就不在乎，把它忽略过去了。这就导致翻译出来以后，貌合神离，甚至于有时候失之千里。

我们在看打字幕的那种外文电影的时候，往往发现这种情况，字幕跟那个人说的话对不上号。字幕是字幕，那个人物说的话是另外的东西，甚至于完全说的是相反的话。怎么来的？我有时候很奇怪。我猜想恐怕是那个字幕是翻译家在翻译剧本的时候写出来的，翻译剧本的时候，他没有体会到人物的语感，他有他自己的一套语感。你可以发现那个字幕它其实也自圆其说啊，你要把那些字幕记下来的话，它也成一个体系呀，但是它跟原本的那个体系是两个体系，不是一回事。所以，如何把外语的语感转化为汉语的语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有就是断句，我刚才讲了，长句子我们往往喜欢把它断成短句子，中国人容易理解短句子，长了就没办法了，这个我觉得有些作家可以。但是像哲学作品这样的著作呢，最好不要这样干。人家是一句话，你就一句话，我在翻译的时候也是这样，坚持一个原则，康德的哲学，他的句号打在哪里，你不能变的。逗号你可以移动，你可以改变，句号你是不能变的。你一变，他的意思就改了。

那么，如何转化为汉语的语感，在这方面呢，不能耍小聪明。有时候，我看学生翻译作品的时候，我最怕的就是那些外语太好的学生，他根本就不管翻译得精不精确，他不耐烦一个词一个词地去查词典，不耐烦一个词一个词地去译，他总是跳着译，因为他一看就懂。他外语很好嘛，一句话他一看就懂。然后就把它写下来了。但是实际上，因为理论作品它有严格的学术性的嘛，整个看起来，你就发现它似是而非。即使是文学作品和诗歌，在翻译的时候——当然刚才讲了文学除外，这个除外就是说它还有些别的要求，但是首先一个要求就是，你首先要把文学作品和诗歌里面的那种逻辑关系搞清楚，这个是我的一个怪命题。一般人认为，诗歌没有什么逻辑，其实也有。你先把它的逻辑关系搞清楚。在外国人来看，他这个已经麻木了，他认为没有逻辑关系，但是你在翻译的时候呢，你还是要找出这种关系。然后呢，你再去变通。诗是可以有特权的，它可以不守逻辑，但是它在表达的时候呢，它也有一定的逻辑，你要把它的逻辑关系搞清楚，包括哪个地方没有遵守逻辑，你也要把它搞清楚。然后你再去变通。所以，我讲的语感里面包含逻辑上的语感。汉语也是这样。你读一段话，这个话通不通，有时候，你不必要一个字一个字去推敲，你就可以感觉得出来，这句话不通嘛。你先是感觉到了，然后你才去分析它为什么不通。要有这种感觉。

严复当年提出来信、达、雅三原则，虽然直到今天应该说还是站得住脚的，但是我觉得呢，还比较外在，比较表面。当然是对的，并没有说它错。其实信、达至少这两者是不可分的。我认为，未达则不信。所谓信，无非就是它那里有一个词，你也翻译一个词对上去。但是如果你不达，你不能把它转化为汉语思维，那它是不信的。为什么不信？因为它容易导致误解。如果你不达，它就不信，它就有歧义。同样的词，你如果不能把语感掌握住，你用对等的词，哪怕一对一地译出来，它也是不信的。所以，信和达是分不开的。至于雅呢，我认为要看对象。对象雅，你就要尽可能雅；对象如果不雅，那你雅你就歪曲了它。在雅方面更加是一种外在的追求。而且如果你对雅的理解更深一层次的话，恐怕有另外一重意思，就是说，我所理解的雅呢，不是表面文字上的雅，还有精神层次上的雅。有时候，达本身就是一种雅。比如说，你在翻译哲学作品的时候，有些西方哲学家他是很朴实的，他根本就不追求文字的那种雅的效果，所以你一看，他很多都是日常语言。像胡塞尔，他是非常高深的，他的哲学思想很高深，但是他用的语言，大部分都是日常的，他并没有刻意地追求雅，也不像海德格尔那样生造一些词。但是他的思想本身有一种雅，有一种高雅。你要把这个东西传达出来——不是说，你用一些什么词，能够使它达到一种高深莫测，而是强调它的逻辑语感——你把它的逻辑语感传达出来，那么它也就是一种雅。我认为对于这个信、达、雅呢，应该加深层次，不能够停留在表面上的理解。能够把一种深奥的思想简洁地传达出来，它就是一种从容、优雅。哪怕你用的词很普通，像这些大家，康德啊，胡塞尔啊，这些大家，他们用的词汇都很少的，你不要以为他们的词汇量很大，他们的词汇量很少的，就是那几个哲学名词在那里倒来倒去。但是他们的从容，他们的雅，表现在他们的思想本身，表现在他们的逻辑语感，层次很高。所以，我想最后强调的就是说，准确的语感——广义的语感，是专业翻译的最高境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