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患方诉称

患者王某某，男，29岁，既往体健，2019年9月8日上午11点因发热前往被告门诊处治疗，给予帕拉米韦氯化钠后，医生让患者回家。当天，距离输液过后不到两个小时患者出现抽搐症状，自知病情加重，自行呼叫救护车，并在家属的陪同下前往医院。

当天下午三点，医院接诊后，在无任何辅助检查结果的情况下初步诊断“急性支气管炎，发热”；给予“复方氨林巴比妥注射液”、“盐酸异丙嗪注射液”、“氯化钠注射液”、“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美洛西林钠舒巴坦钠”、“肝素钠注射液”、“钠钾镁钙葡萄糖注射液”、“地西泮注射液”注射治疗处理。

随后病人情况急转直下，出现呼吸、循环障碍，休克，病情危重。2019年9月8日下午，被告医院拟“休克”收入院治疗，并行诊疗计划“完善血常规、凝血功能、生化、动脉气血、心电图、Ｂ超及影像学检查”，待明确病因，对因治疗。

当天晚18时30分经查，患者出现凝血功能障碍，尚未明确发热病因，医院认为发热为感染性因素所致，继续予以抗病毒治疗。晚20时后经查血小板进行性下降，凝血功能障碍，多器官功能障碍，医院告知家属病危，行抢救治疗。

2019年9月11日，患者经抢救无效宣告临床死亡，医院死因结论为：脑疝，多器官功能障碍。血培养结果直至患者死亡才告知家属。

二、患方观点

被告在诊疗过程中，违反诊疗常规，对发热病症采取轻视态度，错误估计患者病情盲目用药，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最终导致患者死亡的严重后果。患者年仅29岁，才成为一位父亲，尚未来得及陪伴儿子成长，甚至来不及与父母道别，就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原告认为医院对患者王某某的死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对病人的死亡承担医疗侵权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现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付共计785303.25元（1410606.5元×0.5＋80000元）。

三、被告辩称

帕拉米韦是一种新型高效低毒的神经氨酸酶抑制剂（NAI），不良反应显著少于磷酸奥司他韦。患者用药有适应症，1次常规剂量，给药途径正确，注射药物期间患者未诉任何不适，该药罕见休克（在用药过程中出现），白细胞减少（1%-5%），血小板减少（0.5%以下）；

未提及用药后引起抽搐、DIC的副作用。被告使用该药已有较长时间，从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文献中也未查到导致DIC引起患者出血死亡的报道，被告认为患者病情进展为自身疾病发展的演变，与这次用药无关。

患者病情加重是自身疾病发展演变所致，非门诊用药所导致，没有证据显示呼吸专科门诊本次诊疗过程存在与患者死亡结果相关的过失。患者最后的死亡是由其自身疾病发展最终继发脑出血和ＤＩＣ所致。病情发展迅速，程度凶险，与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

被告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即使如鉴定人认为案涉门诊病历存在书写不规范的瑕疵，但与案涉损害结果没有关联。因此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四、尸检结果

患者王某某符合因严重细菌感染合并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继发脑出血及肝、肾多功能衰竭而死亡。

五、鉴定意见

被告对患者王某某的诊疗活动中，存在未规范书写门诊病历，漏诊及延误治疗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脓毒性休克，未给予抗菌药物等过错，与患者王某某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综合考虑现代医学科学的局限性、所患疾病的严重性、病情进展的迅猛性（两次门／急诊，仅间隔约3小时），患者王某某个体因素（免疫指标不正常）等因素，原因力为轻微因素（参与度1%-20%）。

六、医疗过错分析

1、医方在2019年9月8日11:34对患者诊治过程中，根据患者的病史（发热2天）、症状（发热、头痛、全身酸痛）、体征（T39℃，咽充血），初步考虑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流感，并给予退热、抗病毒药物，符合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思路和诊疗原则。

2、医方在2019年9月8日11:34对患者诊治过程中，未遵照规范书写门诊病历，存在过错；不能证实医方在诊治过程中进行了规范的问诊、查体（未检查呼吸频率、血压、心率等基本生命体征），和漏诊及延误治疗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脓毒性休克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3、依据2019年9月8日11:44的检查结果，患者应为合并细菌感染，医方未给予抗菌药物，存在过错。

七、法院判决

2022年4月29日判决，被告s市s医院承担15%的责任，向原告支付赔偿款项216597.39元。

【司法裁判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