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5月7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因病去世，年仅55岁。在他弥留之际，拉着妻子翟云英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临终遗愿。他希望自己走后，妻子能够帮助老人家（岳母）完成一个特殊的心愿。

这件事一直记在刘亚楼的心间，多年来只要提及，他就会感到很愧疚。那么，到底是什么遗愿呢？最后又是否完成了呢？

刘亚楼妻子的中、苏名字，分别为“翟云英、塔玛拉”。中文名字由父亲翟凤岐所起，苏联名字则是母亲“安娜·卡兹米洛芙娜”起的。

翟云英还有个哥哥叫“翟云海”，苏联名叫“舒拉”。1929年，安娜带着儿女随丈夫来到了中国。在中国，翟凤岐在大连当码头装卸工，养活一家人。不久，安娜又生了两个男孩，一个叫翟云峰（波佳），另一个叫翟云鹏（瓦洛佳）。

抗战爆发后，爱国人士翟凤岐向工友们宣讲革命思想时，被坏蛋告密。日本人将他抓了起来，“杀鸡儆猴”式地把他折磨而死。丈夫的牺牲，没有打垮安娜。她咬紧牙关，努力工作，把4个孩子健康地抚养长大。

时间一晃，翟云英已经18岁了，她加入了中共旅（顺）大（连）地委的工作。在旅大地委书记韩光的撮合下，翟云英和刘亚楼谈起了恋爱。快要结婚时，翟云英带着刘亚楼去见了未来丈母娘。刘亚楼开口就吐出一口俄语：“妈妈莎”。安娜听后，不由得流下了眼泪。

她背井离乡多年，难得见到一个懂俄语的，那种好感一下子就涌出来了。聊天中，安娜发现面前的这个中国军人，虽然年纪大些，但那种气质很像自己的亡夫。安娜同意了这门婚事，并把归国的护照和女儿的出生证，拿给未来女婿看。

翟云英和刘亚楼结婚之后，安娜就跟着他们夫妻俩生活。有了小孩后，安娜就帮他们带孩子。解放战争时期，安娜在东北后方，认识了几个有着俄罗斯血统的中国军人的妻子。与她们唠嗑时，安娜老是被勾起思乡之情。

她想着，远在苏联的哥哥、嫂子，他们过得怎么样了？这成了安娜心中最大的心结！1949年7月底，翟云英听说丈夫受命要率团去苏联，与苏联谈判援建中国空军的事宜。她提出，希望随团一起去，一来是看看出生地，二来是到苏联看病。

没想到，刘亚楼马上就拒绝了。他说，去苏联是为国家办事，不是给个人行方便。安娜听说后，对女婿说，她想让女儿到苏联打听一下她舅舅的情况。刘亚楼只好说，这次他是去工作的，找亲戚的事以后另有机会再说。

刘亚楼说的话很在理，翟云英和安娜只好打消了这一念头。但不知谁把此事告诉了周总理，周总理对翟云英“开了绿灯”。就这样，翟云英跟随代表团去了苏联。

在莫斯科，刘亚楼去谈判，翟云英到医院看病。当翟云英准备去找舅舅时，国内传来急电，叫刘亚楼回国。大局为重，翟云英只好放弃了去找亲人，随同丈夫一起返回了国。话说，翟云英出生地离莫斯科只有3个小时的车程，对于她来说，着实是一种遗憾。

后来，刘亚楼又多次前往苏联，但都是有要事在身，根本抽不出时间来干私事。所以，刘亚楼每次回国后，都会向岳母和妻子说声抱歉。当然，岳母和妻子也理解他，从未责备过刘亚楼。

安娜觉得，中苏关系那么好，加上女婿是空军司令员。她迟早是能见到哥嫂的。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苏两国的关系却日渐紧张，后来到了彻底决裂。安娜只好把这份与亲人团聚的心愿，深深地埋藏在心中。

让安娜更为难过的是，女婿在55岁时就离开了人世。刘亚楼在生前病重的时候，把妻子叫到身边，拉着她的手，嘱咐说：“这些年我太忙了，没能帮助安娜妈妈找到失散的亲人，对她总有一份愧疚。我走了以后，你一定帮老人完成这一心愿。”翟云英听后，含着热泪点头答应了。

说起来，刘亚楼到上海治病前，安娜紧握着他的手，就像母亲看儿子那般温柔。为了不让安娜担忧，刘亚楼对安娜讲，他很快就能治愈，回来看您。可没想到，安娜却等来了女婿病逝的噩耗。当听说女婿在临终前，还不忘她的寻亲之事，眼泪就忍不住地往下流。

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略有好转时，作为医生的翟云英，向苏联红十字会写信，请求帮忙查询。苏联方面将翟云英提供的伊万诺出生证转到了该区域的户籍办。

数月后，翟云英接到了一封来自莫斯科的信件，写信的人叫“柯利克·弗拉基米尔·米哈依洛维奇”，在信上，他说自己有个姑姑嫁给了中国人，算一算已经有快60年没有收到关于姑姑的消息了。

翟云英看过信后，既激动又担心。如果是真的，那写信的人就是她表哥。但她害怕对方是冒充者。为了进一步确认消息的真假，翟云英提出，当初她母亲安娜去中国前，曾和舅舅、舅妈照了一张合影。很快，那张合影就从莫斯科传到了翟云英的手里。

她和妈妈看到照片后，高兴地都快跳起来了。写信人正是翟云英的表哥，他们一家仍然住在原来的家。话说，当年安娜没有第一时间决定和翟凤岐去中国，是她哥哥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情况好久多呆几天，不好就快去快回”影响了她。

可惜，回国后不久，日寇就搅乱了交通。时间一长，安娜的护照也就过期了。安娜只好在中国生活了。

1989年，中苏关系恢复正常。柯利克给翟云英来信，想来中国见面。翟云英见时机已经成熟，便向组织汇报。相关领导了解后，马上批示：让他们来吧。

于是，柯利克带着妻子，两个儿子，两个儿媳，一行六人来到了中国。柯利克是军人退役的工程师，他的妻子是医院的副教授。两个儿子都是工程师。

柯利克见到安娜后，激动地喊道：“姑姑。”随后情不自禁地走过去拥抱。安娜也是很高兴，抱着柯利克流下了热泪。谈话中，安娜才知道自己的哥哥早已去世了，嫂子数年前也去世了。

当安娜嫂子第一次得知安娜和女儿翟云英的消息后，就催促儿子柯利克：“快，你快去中国，把你的姑姑和表妹一家请回来。”可因复杂的政治和历史原因，柯利克几次出国都没走成。

短暂的团聚后，柯利克带着家人要回国了。安娜本想着一起去苏联，可她的身体已经不允许她长途跋涉了。临别之际，安娜给柯利克他们准备了很多精致的礼物，并嘱咐他们回去后，在亲人的坟前多上几炷香！

1990年1月5日，安娜以94岁高龄无疾而终。她是在空军总医院病逝的，之后翟云英单位的大小领导都来为老人家送行。翟云英在八宝山公墓，为母亲准备了一小块墓地。墓碑刻有“翟安娜和翟凤岐”的名字。

后来，翟云英和俄罗斯的亲人来往频繁。翟云英完成了丈夫临终前对自己的委托，想必丈夫的在天之灵也能得到慰藉。

参考资料：《生活中的老一代革命家》、《一本护照与刘亚楼家人60年的寻亲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