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委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隆重的授予上将军官军衔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向洪学智、刘华清等17位上将颁发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发的命令状。10月1日开始，人民解放军正式实施新的军衔制度，共授予尉官军衔40.5万人，校官军衔18万人，将官军衔1452人。

这是自1965年取消军衔制后，我军再次启用军衔制。与1955年授衔不同的是，这次授衔取消了“元帅”与“大将”两大军衔，将“一级上将”作为最高军衔。这个决定，是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综合考量多方面因素后做出的。邓小平为什么要取消“元帅”与“大将”这两大军衔，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一、

实行军衔制度，是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措施之一。人民解放军在战争年代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所限，未能实行军衔制度。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军队正规化建设的需要，实行军衔制这个事也被提上了议程。

1950年9月，朱德在总干部部的一次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在解放军中建立军衔制度的问题，要求总干部部抓紧时间，对解放军的官兵级别进行评定。

1952年，全军干部评级工作基本结束，将军委主席、副主席至副排级的军官排为9等21级，为实施军衔制度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3年1月9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军有组织有计划地完成实施军衔制度的准备工作。随后，中央军委成立了由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为主任，副总参谋长黄克诚、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为副主任的军衔实施委员会，着手军衔实施的准备工作。

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指出评定军衔应以干部的级别为主要依据，同时参照编制军衔的规定，进行全面衡量。如正兵团级，可评为上将；副兵团、准兵团级，可评为中将；正连级可评为上尉等等。

经过大量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人民解放军于1955年秋正式实行军衔制度。从1955年10月1日起，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官兵开始佩带军衔肩章、领章，穿着“五五式”军衔服装。

二、

1955年的这次授衔，全军共有64.4万余名干部荣获准尉以上军衔。高级将中，朱德、彭德怀等十人被授予元帅军衔，粟裕、徐海东等十人被授予大将军衔。至1965年军衔制取消前，共授少将以上将帅1614名。

在这次授衔时，我军的元帅原本是分大元帅和元帅两个级别的，甚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第二章第九条中规定：“对创建全国人民武装力量和领导全国人民武装力量进行革命战争，立有卓越功勋的最高统帅，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

从上面的规定可以看出，大元帅军衔只能授予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这也意味着“大元帅”这个军衔，就是为毛泽东同志准备的，甚至连大元帅的肩章和领章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毛主席本人却坚决拒绝接受。

为了让毛主席接受大元帅的军衔，彭德怀、罗荣桓等人还借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汇报军衔评定方案时，劝说过毛主席。可毛主席却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根据国际国内的经验，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嘛！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也不方便。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不评军衔好！”

说完，毛泽东转身问已经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你们的军衔还要不要评啊？”他们俩摆摆手：“不要评了。”在场的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也纷纷表态：“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由于毛泽东态度鲜明，那套精美的大元帅礼服最终还是被送进了军事博物馆。这套大元帅服，是总后勤部指定其所属天津军需工厂的女工们，用纯手工精心绣制出来的大，如今成了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了。

在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的率先垂范下，1955年的授衔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即使出现了一些“高职低衔”现象，但绝大多数同志都没有闹情绪。

值得指出的是，1955年这次授衔，全军共有4665名女军官被授予少尉以上军衔，占授衔军官人数的0.82％。其中李贞同志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本次授衔中唯一的一位女将军。

1955年实行的军衔制度，有力地推动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但由于历史的某些原因，也有一些人认为军衔制是教条主义的东西，不符合我军的实际，建议取消军衔制。

三、

1964年夏，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和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向毛主席报告军委考虑减低军队干部薪金时，提议在解放军中取消军衔，毛主席立即表示了同意。不久后，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出通知，认为在解放军中实行军衔制度存在许多不利因素，要求取消。

客观地说，当时我军的军衔制度并不完善，大多数军官实际军衔低于编制军衔，甚至出现少数团长、副团长只被授予大尉的怪事。再加上出于各种原因，军衔晋升制度也不完善，想要晋升军衔极难，再加上军衔与职务是军官制度中两个相对独立又互有联系的等级体系，军人薪金仍以职务等级为标准，与军衔的关系不大，因此军衔的作用也被弱化了不少。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军一向强调官兵平等，很多人认为过分强调等级制度，不利于官兵平等这一原则。因此在1965年5月1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决定从1965年6月1日起，解放军全面取消军衔制。

从那以后，我军进入了长达20余年的“无衔期”。取消军衔制后，由于军人没有明显的等级区别标志，在军官的成长、军队的指挥以及与外军交往等方面渐渐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重视。而其是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当诸兵种协同作战和军队原有编制被打散后，无军衔的弊端充分暴露。没有军衔标明上下级关系，导致我军的指挥体系极为混乱，让部队蒙受了不小的损失。

1979年11月，总政治部正式向中央军委递交了“恢复军衔制”的报告，得到了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支持。邓小平明确指出，军队还是要搞军衔制。从此，解放军实行新的军衔制就进入了倒计时。

1983年5月，中央军委成立了“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负责实行军衔制的准备工作。仅用了一年，各项准备工作便已初步完成。

不巧的是，1985年刚好遇到中央军委做出解放军“百万大裁军”的决策，恢复军衔制的计划不得不推迟。

1986年下半年，中央军委就恢复军衔制统一了认识，并将这项工作改名为“实行新的军衔制”。这主要是因为我军已走上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新形势下的军官军衔与1955年实行的军衔制有很大的不同，且实行新的军衔制后，军队的工资制度也要随之进行改革。

四、

1988年7月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并以国家主席令予以公布施行。军衔条例的颁布，是人民解放军新军衔制正式立法的重要标志。

1988年7月2日，中央军委颁发《关于评定授予现役军官军衔工作的指示》，对于评定授予军官军衔的范围、基本原则、方法步骤、时间安排和评衔标准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这次新军衔制与第一次军衔制的一个重大的不同，是形成了文职干部制度，将一大批干部从军官队伍分离出来。

在第一次授衔时，文职军官和指挥军官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但1988年授衔时，将大批技术干部和后勤人员改成文职干部，即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办事员级以上职务不授予军衔的现役军人。他们同样是军队干部队伍的组成部分，按照工作性质分为专业技术文职干部和非专业技术文职干部。这种设置，既节约了大量的军官编制，又延长了这些干部的服役年限，起到了稳定了技术骨干队伍的作用。

与军衔制相配套，我军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预备役军官制度。预备役分军种和兵种预备役部队，由预备役人员和少量现役军人编成，配有一定数量的武器装备，平时有计划地进行军政训练，战时能迅速成建制地转为现役部队，遂行作战任务。既为国家既节约了经费，又保存了相当的力量。

从历史上看，我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基本以苏联军衔为样板，有较重的苏联痕迹，而1988年的这次新军衔制，既不同于苏联，又不同于美英，而是一套具有我军鲜明特色的军衔制度。它比第一次军衔制更简单，总共只设三等十一级，取消了大元帅、元帅、大将三个高级军衔，同时还取消了大尉、准尉两个尉级军衔。

取消上述军衔等级，是邓小平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他曾明确指示过：“和平时期，军衔设到上将为止。”

邓小平考虑得很全面。因为当时我军绝大多数现役军官都是在和平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是当时的高级将领，其贡献也绝没有1955年授衔时的那些开国将领们大。如果授予这些和平条件下成长出来的高级军官的军衔，超过了那些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未免让人难以接受。

新军衔制实行时，我军已取消了兵团职、副排职和军、师、团的“准级”，军官职务等级已由1955年的二十一级减为十五级。于此相对应，我们也应该在军衔的设置上予以精减，以配合新时代部队的需要。

五、

邓小平为什么要强调“和平时期，军衔设到上将为止”呢？这句话其实大有深意。我们可以理解为：一旦爆发战争，解放军中，是有可能出现上将以上的将领的。这就是邓小平的大智慧，他用这句指示，给了我军军衔一定的弹性，保留了战时将领们军衔的晋升留有空间。也就是说，未来一旦爆发大战，我军也不排除重新设元帅和大将军衔的可能，从而会激励解放军将领们的斗志和士气，增强部队的战斗力。

除了不设元帅与大将之外，我军为什么要取消“大尉”这一军衔呢？原军事学院副院长、“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贾若瑜将军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这也是邓小平从和平时期基层军官的成长规律考虑，而做出的决定。

按照我军传统做法，与大尉军衔相对应的是营职军官。不设大尉军衔，正营职军官和部分副营职军官可以进入校官行列，有利于激励青年军官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

贾若瑜回忆，当时军衔领导小组都同意，新的军衔制要在少将与上校之间设置一个等级，但是设准将还是设大校，则存在分歧。一开始多数人主张设准将，但是经过对调查单位的“试套”发现，仅总部某机关一个管理处就会出现 9 名准将。按若干“试套”单位的数据推算，全军可产生大约几千名准将，这么多将军对于强调和平的中国来说，未免太多了。因此“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决定放弃设准将的方案，改设大校，师职军官大多数授予大校军衔。

“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还遇到过一个难题：兼任军队职务的地方干部授不授军衔？当时，省委书记兼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地委书记兼任军分区政委，县委书记兼任武装部政委。如果要授衔，省委书记应该授少将、中将，地委书记授大校，县委书记授上校。

当“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将这个问题汇报给邓小平后，小平同志拍板说：地方干部一律不授衔，一律不穿军装；可以不担任政委，只担任军队的党委第一书记，负责协调解决当地党政军方面的工作问题。就这样，这个棘手的问题也迎刃而解。

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中南海隆重举行授予上将军官军衔仪式，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出席授衔仪式，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向被洪学智等被授予上将军衔的17名高级军官颁发军衔命令状。

在十七位上将中，洪学智是唯一一位曾在1955年授衔时获得过上将的将领，因此他也被国人称之为“六星上将”。另外，张震和秦基伟两位上将，也曾在1955年获得过中将的军衔。

此后，全军各总部、军兵种、军区等大单位分别举行中将、少将和部分校官、尉官军衔授予仪式。

此次授衔，全军共授予将官军衔1452人、校官军衔18万人、尉官军衔40.5万人。军衔制的再度实施，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水平提高到新的阶段。

参考资料：

《百年潮》杂志：《新中国军衔制发展历程》

贾若瑜：《解放军恢复军衔制的台前幕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