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东莞——粤晖园

在近现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祖籍广东东莞的王宠惠曾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在民国时期的政学两界，他的大名几乎无人不晓。作为学者，他学贯中西，在宪法、刑法、民法、国际法等领域均有精湛的造诣，是中国第一个在海牙国际法庭供职的中国法学家，并曾是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之一，在国际法学界享有盛誉，是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作为政治家，他一度官居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此后又长期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总长、司法总长等要职。王宠惠一生品德清正、学识渊博、仕途通达。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为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终生成就，那王宠惠无疑是名列前茅的佼佼者。根据英文报刊《密勒氏评论报》1922年所做的“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的问卷调查，王宠惠继孙中山、冯玉祥、顾维钧之后，名列第四。

王宠惠像

　 一、出身香港，扬名北洋

　　王宠惠（1881—1958年）字亮畴，出生于香港。祖父王元堔是基督徒，率全家从原籍东莞虎门镇王屋乡移居香港。父亲王煜初是牧师，住在香港荷里活道的道济会堂，附近就是早年孙中山在香港学医的西医书院，孙中山与王宠惠父亲过从甚密。6岁时，王宠惠随香港大儒周松石学国学，并入圣保罗学校修习英文。10岁时入皇仁书院继续攻读英文课程。甲午战败以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励精图治的光绪皇帝下谕，要求各地提出开办新式学堂办法。时任天津海关道的盛宣怀与在天津的美国人丁家立商量，拟出一份《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的奏折，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上呈清廷。

时任天津海关道的盛宣怀

八月十四日（10月2日），光绪帝御批同意在天津创办中国第一所大学堂，名为北洋西学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初创之时，校址选在天津大营门外梁家园的博文书院旧址。盛宣怀担任学堂督办（校长），丁家立担任总教习，从天津、北京、上海、香港等地招考了30名相当于二等学堂四年学历的毕业生。王宠惠在港报名参加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进入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头等学堂第四班攻读法科法律学门。北洋大学堂全面引进西方教学模式，教员基本是外国人，课程编排、讲授内容、授课进度、教科用书，与美国哈佛、耶鲁大学相似。以法科为例，课程包括英文、几何、化学、天文、万国公法、商务律例、民间诉讼律等20多门，所用课本皆是英文版。

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

1900年正月二十六日，经过四年苦读，19岁的王宠惠顺利毕业。各科成绩几乎都是满分，震撼全校。钦差大臣办理北洋通商事务直隶总督部堂裕禄亲自为他颁发“钦字第壹号考凭”。这是我国有据可查的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原件现珍藏在台湾。文凭上有北洋大学堂简介、学生王宠惠简历和鉴定、所学课程，还有其曾祖父、祖父、父亲的姓名。王宠惠是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的获得者，也是在中国近代法学教育体系中获得法学学位的第一人。此时直隶地区的义和团运动愈演愈烈，幸亏王宠惠及时南下，否则恐怕难逃厄运。义和团民狂热的排“洋”，就连读“洋“书的学生也不放过。北洋大学堂毕业后，王宠惠到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任教。

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

二、留学西洋，投身革命　　

1901年，得到南洋大臣张之洞的资助，王宠惠赴日留学，结识了革命党人秦力山，并经常往横滨谒见孙中山先生。他一边攻读政法知识，一边在《国民报》任英文编辑，用英文揭露清廷的腐败、鼓吹革命。辛丑年春，法国殖民者将广东划作它的势力范围，西方传媒有关瓜分中国的言论甚嚣尘上，各报风传清廷将把广东割让给法国。留日粤籍学生群情激愤，担心广东将重蹈台湾之覆辙，乃发起成立“广东独立协会”，入会侨民多达200余人，主张广东宣告独立。王宠惠为协会起草宣言，扬言：“广东省是广东人的广东省，也是中国人的广东省！它的命运，应该由广东人和大多数中国人来决定，不应由少数无能的官吏来决定”。此事虽风闻不实而没有继续进行，但却促成了部分留日学生从康梁保皇党转向与革命党合作，很多会员后来都加入了兴中会和同盟会。

日本富士山

在东京时，王宠惠与秦力山租屋同住，他住在楼上，秦力山与几位留学生住在楼下。他们雇了一个日本下女，容貌艳丽，举止妖冶。当时王宠惠只有二十来岁，年少英俊，日本下女对他一见倾心，常常向他献媚，并以语言挑逗，可是他不为所动。一天清晨，那位春心荡漾的日本小姐，竟潜入王宠惠房中向他求欢。王宠惠见状大为惊骇，大呼：“不可，不可”！下女羞愧难当，狂奔而去。秦力山等几位留学生目睹王宠惠的遇色不淫，十分钦佩。自此，其正人君子，品学兼优的美名逐渐远扬。1902年，王宠惠转赴美国求学，先入加州大学后转耶鲁大学，次年获法学硕士学位。1904年，王宠惠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与正在美国宣传革命的孙中山相会于旧金山。他经常向孙中山请教关于推翻清廷的相关问题。

日本少女

为了减少革命阻力，争取国际同情，王宠惠协助孙中山用英文起草了《第一次对外宣言》即《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这篇著名文章。孙中山在文章中率先提出：中国未来新生的共和国当以“中华民国”为国号。这是“中华民国”一词的最早出现。1905年，王宠惠获取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后游学欧洲，再次与孙中山相会于巴黎。孙中山对王宠惠的法学才华十分器重，嘱咐他在留学生中发展同盟会会员，并为革命筹款。王宠惠在革命党人中的元老地位由此确立。1906年王宠惠取得英国律师资格，开始研究欧美各国法律。1907年，他将《德国民法典》翻译成英文并加评注，成为英语世界的第一个译本及英美各大学通用的标准教材。1908年，王宠惠在英国伦敦遇见取道欧洲回国的留美学生顾维钧，两人一见如故，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伦敦大本钟

三、拥护共和，步入政坛

1911年9月，王宠惠结束了在欧美的九年游学历程乘船回国。到达天津时，武昌起义爆发，他立即南下上海，出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顾问。12月18日，袁世凯派唐绍仪为北方的全权代表赴南方议和。王宠惠以南方代表伍廷芳参赞的身份参加了谈判。在南北和谈期间，黎元洪都督电邀起义各省派代表到汉会议，筹组临时政府。王宠惠出任广东省代表，与各省代表在汉口英租界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由来自10省共22名都督府代表签字确认。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召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大会公推汤尔和、王宠惠为代表，从南京到上海向孙中山呈递大总统当选证书，并迎接他到南京履职。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年仅31岁的王宠惠出任外交总长，这是中国采取共和政体后出现的首任外交部长。外交总长一职，本来以老博士伍廷芳出任的呼声最高。任命一出，舆论大哗，上海粤籍绅商拟开会抗议，上海广肇公所本来打算借给临时政府50万两银子，此时也扬言拒付。最后只好由伍廷芳亲自出来打圆场，说自己担任南北和谈总代表，又兼任司法总长，责任繁重，难以分身，才平息了这场风波。这是王宠惠步入民国政坛的开始。虽然当时临时政府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列强的支持，但王宠惠仍然成功地处理了荷属爪哇华侨被殴杀事件，迫使荷兰政府惩治了杀害我华侨的凶手，这使广大海外华侨第一次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支持。

南京中华门

不久南北和谈结束，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王宠惠北上，在唐绍仪内阁中任司法总长。唐绍仪留学美国，思想开明，一直倡导“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之前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情同手足。可袁世凯作风一贯横行霸道，独断专行，而唐绍仪也不是个逆来顺受的小羔羊。两人政见不同，府院相争，关系越发紧张。1912年6月15日，时任总理不足3个月的唐绍仪忍无可忍，愤而辞职。王宠惠与同盟会阁员一起辞职后赴上海任复旦大学副校长，从事学术工作，撰写多种宪法学著作。1913年2月11日，孙中山出任“全国铁路督办”，袁世凯授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孙中山邀请王宠惠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顾问，足见孙中山对他的赞赏和器重。

1905年创办于上海的复旦大学

袁世凯悍然称帝后，护国战争爆发。王宠惠参加反袁护国运动，出任护国军军务院外交副使。6月7日，袁世凯称帝失败后病死，黎元洪就职中华民国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1917年，王宠惠赴京任法律编纂会会长。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召开。王宠惠虽然没有亲赴巴黎，但作为资深的外交家，他与赴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官顾维钧、施肇基保持联系，秘授机宜，拒签卖国和约。“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充分发挥在政学两界的影响，组织领导了国民外交协会、欧美同学会等社团营救被捕学生。1920年，王宠惠出任大理院院长，兼北京法官刑法委员会会长、法量讨论会会长。

“五四”运动石雕

1921年10月，北洋政府为解决巴黎和会未决问题，委派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三人为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王宠惠与施、顾二人密切配合，迫使日本在山东问题上做出退让，延续多年的山东问题遂告解决。借助国际关系，王宠惠还在会上巧妙地提出“废除二十一条案”，并就收回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等问题发表长篇演说，极力陈述中国人司法自主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虽然最终没能废除“二十一条”，但会议通过了“撤废领事裁判权案”，并签订了《九国公约》，列强承认“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行政之完整”，为后来中国交涉他国在华治外法权奠定法理依据。王宠惠在华盛顿会议上的表现，使其声望大幅提升。

出席华盛顿会议顾维钧、施肇基、王宠惠（左起）

四、法统重光 ，好人内阁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独霸了北方政权。曹锟萌生觊觎总统职位之野心。而此时‬由原‬皖系控制的安福国会选出的总统‬为‬徐世昌，由广州“非常国会”选出的非常大总统为孙中山。南北双总统并列。原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镰投曹昆之所好，献上了"法统重光"的一箭双雕之计，即：解散安福国会，则安福国会选出来的总统徐世昌必须下台；恢复旧国会，请回当时南下的国会议员，广州“非常国会”选出来的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就要辞职。这样南北总统问题宣告解决。恢复旧国会，让黎元洪出任总统，把剩下的任期做满，再把曹锟推上来。用吴景濂的话说，到时候“君等握实权有实力者之意见为如何便如何”。直系集团采纳了这一策略。

直系军阀曹锟

1922年6月1日，以王家襄、吴景濂为首的150多名旧国会议员在天津开会，通电全国，即日行使职权，取消南北两政府，另组合法政府。翌日，徐世昌宣布辞职。后孙中山也在陈炯明的逼迫下离开广州大本营，南北总统问题宣告解决。曹锟、吴佩孚领衔联合十省区的督军、省长通电“恭迎我黎元洪大总统依法复职”。6月11日，黎元洪进京。次日，下令撤销1917年6月的解散国会令，特任颜惠庆为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王宠惠为司法总长。中华民国一时间“法统重光”了。当时，知识界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王宠惠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认为中国的政治，军阀混战，国无宁日，全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参与政治，让坏人当道。他们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变政府腐败的现实。

黎元洪像

而此时，‬颜惠庆内阁因屡遭直系刁难，不得不于 7月29日全体辞职。1922年9月，王宠惠等人的“好人政府”愿望终于成真了。在吴佩孚支持下，黎元洪任命王宠惠署理国务总理，主要成员有内务总长孙丹林、财政总长罗文干、陆军总长张绍曾、外交总长顾维钧等。这些人当时被认为是无党无派的“好人”。然而，这些富有浪漫主义气质的政治家组成的“好人内阁”，实际上只能是得势以后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洛阳派”的傀儡。当时，直系“津保派”曹锟、直系“洛阳派”吴佩孚以及总统黎元洪、议长吴景濂之间矛盾重重。王宠惠内阁的所作所为，经常被以吴景濂为首的国会和以曹锟为首的“津保派”反对。11月18日，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副议长张伯烈借口财政总长罗文干在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时有受贿之事，要求黎元洪将其逮捕。

吴佩孚像

罗文干在接任财政总长时，“财政涸竭”，“库空如洗”，为解燃眉之急，他未经国会讨论和总理批准就在奥国借款展期合同上签了字。罗文干被捕后，11月20日，吴佩孚就该案发了通电：逮捕阁员，未经合法手续，殊属不成体统，谴责总统这一违法行动，表示仍然支持王内阁。23日，曹锟发表通电，公开唱反调，“历数罗文干私签承认奥债合同罪状，为国会声援，务请将罗彻底查办治罪，以为卖国者戒严”。此电一出，早已不满吴佩孚专权的直系诸将群起响应。面对众叛亲离的局势，吴佩孚只得让步，于24日通电，表示对“罗案”毫无成见，对曹锟始终服从，始终拥护。王宠惠内阁失去靠山，不复支撑。于11月25日被迫宣布辞职。虽然罗文干后来无罪释放，但“好人政府”仅存七十余天即告垮台。29日，由黎元洪邀请汪大燮署理内阁总理。

罗文干（左）与友人

五、享誉海牙，立法垂范

1922年11月26日，经友人介绍，王宠惠与朱学勤小姐订了婚。王宠惠的元配杨兆良于1918年生下长子大闳后，次年再度怀有一女婴，因难产去世。1923年，王宠惠受北京政府委派，出任海牙国际法庭第一任中国籍法官。王宠惠坚持以公平适当的原则处理国际纠纷，他所表现出的精深宏博的法学修养与宽厚公正的绅士风度，受到世界各国学者和政治家们的佩服，有力地回击了西方世界对黄种人的歧视，为国家争得了巨大的荣誉。1924年，王宠惠再次游历法国，受邀在法国最高法院演讲。这一隆重的礼遇，充分显示了王氏在国际法学界的重镇地位。在巴黎期间，王宠惠结识在巴黎攻读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的郑毓秀女士。郑毓秀与王宠惠同为广东老乡，又都在天津生活过，他乡遇故人，两人关系相当密切。

荷兰海牙国际法庭

因与朱学勤小姐已有婚约，王宠惠对郑毓秀只能发乎情止乎礼。在王宠惠的指导下，1924年郑毓秀完成了博士论文，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女博士。在论文答辩现场，王宠惠携友人皆来捧场，使其顺利通过答辩。1926年1月，王宠惠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6月，他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长。11月17日，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教室内，与订婚五年的朱学勤小姐结婚。当时王宠惠四十七岁，朱学勤二十六岁，两人籍贯分属南北，然情感无间，夫妻和睦。1928年8月，王宠惠任国民政府委员、第一任司法院院长。从此，他在外交、法律两大领域发挥其技术官僚特长，主持多项法典编纂工作，先后著有《宪法刍议》《比较宪法》等影响深远的书籍。

上海圣约翰大学

1928年，王宠惠开始主持修订刑法，他在《刑法第一修正案》的基础上，起草了《刑法草案》。这一草案废除了旧刑法中受传统礼制影响的内容，确立了所有国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草案最终于1928年通过，即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法典的形式颁布的刑法典——《中华民国刑法》，王宠惠因此被誉为中华民国第一法学家。刑法典之后，王宠惠又参与了《中华民国民法》的编订。这部民法典采用了民商合一的体例，注重对西方最先进民商法思想的吸收，兼顾了中国传统的民间习惯，达到了中西合璧、兼容无碍的效果，为以后的民法典确定了范例。1931年5月，王宠惠再次出任海牙常设国际法庭正法官。1933年，他奉命出席“国联”大会，在会上痛斥日本竭力扶植“伪满”政权，妄图分裂中国的阴谋。

日内瓦国际联盟总部——阿丽亚娜公园万国宫

六、力主抗日，魂断宝岛

1936年底，王宠惠回国。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他极力赞成和平解决。1937年3月，王宠惠被蒋介石任命为外交部长。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不仅在华北扩大战事，而且进一步发动“八一三事变”，进攻上海，极大地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王宠惠判断英美可能会对日本采取遏制行动，为此采取了将中日冲突国际化、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援的策略。8月30日中国政府向国联控告日本侵略中国,违反《九国公约》与《国联盟约》，要求与会国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除苏联代表支持中国政府的建议外，由于英国的绥靖主义和美国采取无所作为的政策，国联大会和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没有通过任何制裁日本的协议。鉴此，作为亲英美派的王宠惠逐步认识到获取苏联支持的重要性。

克里姆林宫

1937年8月21日，王宠惠与苏联驻华大使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的签订鼓舞了抗战中的中国人民，对日本长期执行的孤立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一次沉重打击。1941年4月，王宠惠转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1943年11月22日～26日，为了协同对日作战，并就战后事宜进行磋商，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王宠惠陪同蒋介石出席了开罗会议，并成为中、英、美三国具体谈判中的中方实际负责人。会议期间，王宠惠起草了《关于设立四国机构或联合国机构问题》，作为蒋介石个人意见送交美方，提出中国对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基本立场，即维持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特殊地位。在讨论《开罗宣言草案》时，王宠惠与英方代表激烈辩论，促成会议公报明确规定：“满洲、台湾、澎湖当然归还中国”，为战后中国顺利收回被占领土确立了国际法依据。

蒋介石夫妇与参加开罗会议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

在1944年美国顿巴顿橡树园会议和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王宠惠作为中国全权代表之一，参与讨论制定联合国宪章。中国对联合国宪章的意见主要出自王宠惠的建议。中国提出的许多建设性意见被列入了联合国宪章，从而确立了中国为联合国创立国之地位。1946年王宠惠代表中国出席了联合国成立大会,并承担联合国宪章中文版的润色和审定工作。 6月26日，王宠惠等人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以中文签字，中国成为联合国缔约国、常任理事国。国共战争后期，王宠惠避居香港。在蒋介石的多次催促下，王宠惠最终去了台湾，担任司法机构最高首长。后兼任台湾东吴大学董事长，促成了私立东吴大学在台湾复校。1958年，78岁的王宠惠病逝于台湾，安葬在东吴大学外双溪校区的山坡上。

台湾东吴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