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1年，北周改元大定。大定，不仅象征着天下的安定，更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以李穆为首的一群朝臣，开始对隨王杨坚进行轮番劝进。按照历史惯例，杨坚自然也要进行一番“作秀”，推辞大臣们的劝进。

与此同时，杨坚宣布，所有在西魏时期改用鲜卑姓的汉人，从此可以恢复汉姓。这一举措意味着，鲜卑人的时代即将结束，汉人和汉制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二月十三日，杨坚正式接受了周静帝宇文阐的禅让，登基称帝，建立隋朝，年号开皇。宇文阐退位，被封为介国公。至此，历史翻开了属于隋朝的第一页。

然而，这里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杨坚原来的爵位是随国公，封王后称为隨王，为什么改朝换代后却变成了隋朝？其中的“辶”字旁为何消失了？

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认为，杨坚觉得“辶”字旁不太吉利，甚至有些晦气，因此将其去掉。

毕竟，隋朝是一个全新的王朝，怎么能让人联想到“走”呢？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唐末李涪的《刊误》卷下《洛随》，五代时期南唐的徐锴在《说文系传》中也重复了这一观点。到了宋朝，郭忠恕、罗泌、郑樵、胡三省等学者相继沿用了这一说法，使其广为流传。

当然，这些都只是后人的文字推测。由于正史对此完全没有记载，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已难以考证。

后人对“隋”这个国号充满了嘲讽，有人甚至认为“隋”这个国号预示了隋朝的短命。根据《说文解字》的记载：“隋，裂肉也。”这里的“裂肉”指的是祭祀之后剩下的肉。

显然，杨坚在选择“隋”作为国号时，并不知道“隋”有“裂肉”的含义。如果他改“随”为“隋”的初衷是为了图个吉利，那么他确实弄巧成拙了，这成了一个历史上的大笑话。

实际上，在隋朝之前和之后的唐朝，“随” 和“隋”这两个字经常被混用，两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这一点可以从2013年出土的《随故炀帝墓志》中得到印证，其中使用的正是“随”字。

因此，杨坚其实没有必要将“随”改为“隋”。这一改动反而让后世文人有了嘲笑他缺乏文化修养的把柄。

尽管如此，杨坚还是成功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为历史上著名的隋文帝。与之前的南北朝改朝换代类似，杨坚也开始了对前朝宗室的大清洗。宇文氏的灾难随之而来，宇文泰的子孙被全部处死，周静帝宇文阐也在当年六月被秘密谋害。

然而，中国历史中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即“灭人之国，不绝其祀”。虽然北周王朝已经灭亡，但为了保持这一传统，杨坚允许宇文洛承袭介国公的封号，以延续宇文阐的香火。这一举措既体现了对传统的尊重，也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以平息可能的不满和反抗。

宇文洛虽出身宇文家族，但他与北周皇族宗室的关系已十分疏远。实际上，宇文洛并不是宇文泰的直系后代，而是宇文泰父亲的堂兄弟的后代。因此，宇文阐和宇文洛早已超出五服范围，除了同姓宇文外，几乎没有多少血缘联系。

杨坚深知，仍有人对北周王朝心存眷恋，为了防止北周复辟，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

然而，这些残酷的手段也让杨坚在后世饱受批评。特别是清朝学者赵翼对杨坚的评价极为严厉。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写道：“（隋文帝）窃取他人的国家，杀害其子孙至无一幸免，这种残忍狠毒的行为，难道还有一点点人性吗？”

客观而言，杨坚其实没有必要对北周宗室进行大规模屠杀。在周宣帝的暴政下，真正忠于北周的人已经寥寥无几。周宣帝去世后，朝廷中握有实权的只有五王、韦孝宽、尉迟迥和李穆等八人。在这八人中，五王被杀，尉迟迥兵败自尽，韦孝宽病逝，唯一健在的李穆在尉迟迥叛乱初期就明确表示支持杨坚。

在杨坚代周建立隋朝之际，北周朝廷上已无人能对他构成威胁。然而杨坚究竟害怕什么呢？为何一定要大开杀戒？

答案其实并不复杂。从周宣帝突然去世（580年五月）到杨坚称帝（581年二月），这期间仅有短短九个月的时间。换句话说，从国丈到权臣再到皇帝，杨坚完成了这华丽的“三级跳”，仅用了九个月。任何人看到这一过程，都会感到眼红和不满。

胜利来得太快，这让杨坚内心感到不安。他既兴奋又心虚，害怕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有一天会被别人夺走。正是这种源自内心的虚弱和自卑，促使杨坚挥起屠刀，对北周宗室进行了血腥的屠杀。

从政治角度来看，杨坚的这些行动是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但从中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做错。然而，从人心向背和道德的角度来看，杨坚却输掉了。因此，唐朝史官在编写《隋书》时，评价隋文帝杨坚“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

尽管隋文帝一生文治武功卓著，开创了开皇盛世，但他因欺负孤儿寡母、滥杀无辜的恶名，将永远伴随着他的历史评价。

“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间，必使天下一统。”这是周武帝宇文邕毕生的宏愿。

然而，随着周武帝的英年早逝，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最终落到了隋文帝杨坚的肩上。

杨坚建立隋朝后，天下统一的趋势逐渐明朗，中华大地长达近三百年之久的南北分裂局面也即将结束。此时，杨坚面临的最后一个对手便是江南的陈朝。为了实现统一，杨坚不敢有丝毫懈怠，自隋朝建国之初便开始着手准备灭陈。

一方面，杨坚积极应对北方的突厥威胁。在隋朝之前，突厥人常常在生活困难时南下侵扰中原，抢夺财富和人口。突厥的强大使得北周和北齐都不敢与其正面交锋，只能通过和亲和朝贡的方式换取短暂的和平。然而，杨坚决定改变这一被动局面，对突厥展开了坚决的反击。

隋朝建立后，突厥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内讧，导致其对中原的掠夺和索取愈发贪婪，这让隋文帝杨坚感到无法忍受。为了应对这一威胁，隋文帝采纳了长孙晟提出的“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策略，开始了一系列针对突厥的军事行动。通过这些行动，隋文帝成功地分化并削弱了突厥的力量，不仅解除了北方的威胁，也为南下灭陈扫清了障碍。

与此同时，隋文帝杨坚在内政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他继续推行均田制和租调制，以稳定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在中央政府层面，建立了三省六部制，加强了中央集权；在地方上，实行州县两级制，提高了行政效率；还对府兵制进行了改革，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制定了《开皇律》，完善了法律体系。通过这些改革，隋朝的国力得到了显著增强，为最终平定陈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隋文帝杨坚还解决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那就是西梁（又称后梁）。西梁是由西魏和北周扶持的政权，其领土主要集中在江陵一带。自宇文泰发动江陵之战，梁元帝萧绎被杀后，萧詧被立为帝，西梁便成为了一个依附于西魏和北周的小国。尽管在三国的夹缝中生存了很长时间，但随着隋朝的崛起，西梁最终被隋文帝杨坚所吞并，消除了这个潜在的威胁。

总的来说，隋文帝杨坚通过对外军事打击和对内政治改革，使隋朝迅速崛起，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萧詧深感无奈，因为他的皇帝身份几乎形同虚设，除了皇帝的名号外，几乎一无所有。在江陵之战中，西魏军队大肆劫掠，不仅俘虏了数万百姓，还严重破坏了江陵城，使这座城池变得满目疮痍、残破不堪。而江陵正是萧詧唯一的领地，他怎能不感到沮丧？

萧氏家族向来以文学著称，萧詧望着自己狭小的疆土，不禁黯然神伤。他曾因触景生情，写下了《愍时赋》，以此抒发内心的苦闷。

另一次，他在阅读曹操的《龟虽寿》时，反复吟诵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不禁扬眉举目，扼腕叹息。

实际上，萧詧并非平庸之辈，他在位期间勤于政事，善于用人。然而，他手中仅有的江陵这块弹丸之地，使他的国家成了西魏王朝的附庸。即便心怀壮志，又如何施展抱负？

公元562年，萧詧因长期忧郁而离世，享年四十四岁。此时，西魏已演变为北周，北周的实际掌权者是周武帝宇文邕。

宇文邕随即任命萧詧的第三子萧岿为新的西梁皇帝，并在次年改元天保。

天保这个年号颇耐人寻味。它原本是北齐文宣帝高洋在位时的年号，但这个年号并不吉利。当时有传言称，“天保”二字拆开就是“一大人只十”，暗示高洋在位不会超过十年。果然，高洋在天保十年暴病而亡，从此“天保”成为了一个不祥的象征。

然而，周武帝宇文邕却将这样一个不祥的年号“赐予”了西梁，其意图昭然若揭，显然是为了羞辱西梁君臣。

萧岿不过是一个傀儡皇帝，面对北周的封赐，他毫无选择的余地，只能强颜欢笑，默默接受。他不得不忍受屈辱，将所有的委屈吞入腹中，这正是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

为什么西魏、北周要一直扶持西梁这样寸土之地的傀儡政权呢？实际上，只要看一下南北朝后期的历史地图，答案就显而易见了。

在当时北周、北齐、南陈三分天下格局中，西梁恰好位于北周和陈朝之间，处于一个绝佳的缓冲地带。江陵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陈朝若想北伐北周，江陵是其必须攻克的军事要地。因此，占据江陵的西梁就成了北周的一道屏障。如果西梁抵挡不住陈朝的进攻，沦为炮灰，北周也不会感到可惜。

另一方面，北周若想南下扩张，西梁则是一块理想的跳板。北周可以暗中操控西梁，利用“借刀杀人”的策略。西梁若想增强自身实力，也无法向宗主国北周的方向发展，只能对陈朝采取行动。

因此，尽管西梁表面上看似毫无存在价值，但它这块“苍蝇肉”却能吊足陈朝的胃口。北周可以通过西梁来试探陈朝的实力，并借助西梁之手逐步蚕食陈朝的领土。

西梁对于北周而言，确实起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无论何时，西梁都像一颗随时可以舍弃的棋子，北周对此毫不在意。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西梁与陈朝之间的军事冲突从未间断。为了对抗陈朝，西梁甚至向北周请求，希望将江陵附近的基州（今湖北荆门）、平州（今湖北当阳）和都州（今湖北钟祥）三州赏赐给自己。

一个小国向其宗主国请求赏赐土地，这种要求在平常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情况却发生了。当时，西梁为了对抗陈朝，而北周正忙于与北齐交战，无暇顾及南方事务。因此，西梁的请求最终得到了周武帝的批准。

对北周而言，西梁索要的三个州并不会对其自身构成威胁，反而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削弱和消耗陈朝的军事力量，从而实现北周的战略目标。

萧岿内心十分明白，北周只是利用他作为工具，并非真心相助。然而，这并未影响到他的决心，他唯一的愿望是让梁朝延续得更久一些，至少不在自己手中灭亡。

公元577年，北周成功消灭北齐，实现了北方的统一。萧岿亲自前往邺城，为周武帝宇文邕的胜利表示祝贺。尽管如此，宇文邕从心底里看不起萧岿，仅仅出于礼仪上的需要，才接待了他，并未给予重视。

面对冷遇，萧岿并未气馁。在宴会上，他试图与宇文邕拉近关系，称自己和父亲能够存活至今，全靠太祖皇帝宇文泰的恩典。他还强调，如今的西梁与北周是“唇齿相依、掎角之势”，希望双方能够共同应对未来的困难。

不久后，宇文邕再次设宴款待萧岿，当时北齐旧臣叱列长釜也在场。宇文邕指着叱列长釜对萧岿说：“此人曾在城头上骂过我。”

萧岿立刻奉承道：“叱列长釜未能辅佐暴君，却敢向明君发难。”宇文邕听后，见萧岿如此恭维自己，将自己比作古代圣君尧，不禁在宴席上开怀大笑。

萧岿见终于将宇文邕哄得开心起来，立刻起身请求为他跳舞。

宇文邕大喜过望，问道：“梁主真的愿意为朕跳舞吗？”

萧岿回答道：“陛下已亲自弹奏，臣为何不敢像百兽一样起舞呢？”

萧岿自比为兽类，表现得极为谦卑，这让宇文邕十分满意，当场赏赐了他各种丝绸万段、良马数十匹，并将齐后主高纬的姬妾和自己常骑的骏马一并赐予了萧岿。萧岿成功赢得了宇文邕的欢心，他也知道，西梁暂时没有了亡国的危险。

然而，好景不长，宇文邕英年早逝，北周朝堂局势动荡。当尉迟迥在山东起兵，三总管纷纷发难时，萧岿的手下将士也动了起兵的念头，对他说：“我们不如趁势而起，与尉迟迥形成连横之势，进可效忠周朝，退可席卷山南。”

萧岿犹豫良久，最终还是拒绝了手下人的建议，证明了他的明智。

后来，杨坚刚刚篡权称帝，为了安抚天下人心，对西梁的萧岿也进行了嘉奖，杨坚赏赐了他无数金银、万段布帛和五百匹马。

此外，杨坚还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萧岿的女儿纳为晋王杨广的妃子，她就是后来著名的隋炀帝萧皇后。

开皇四年（584年）正月，萧岿前往长安朝见隋文帝杨坚，受到了极高的礼遇。临别时，杨坚握着萧岿的手说：“梁主久居楚地，想必已很久没有回到旧都建康（今南京），必定十分思念故土。朕不久将出兵长江，助你重返故里。”

杨坚的这番话，不仅表达了对萧岿的关心，也透露出他消灭南陈的决心。然而，萧岿并未等到那一天，次年便因病去世，享年四十四岁。开皇五年（585年），其子萧琮继位。

到了开皇七年（587年），隋朝伐陈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八月，杨坚突然下令征召后梁皇帝萧琮入朝。萧琮不得不带领文武百官二百余人，从江陵出发，抵达长安的大兴城。

实际上，所有人都明白，西梁的国运已尽。与此同时，杨坚派遣大将崔弘度率领隋军进驻江陵，西梁政权随之瓦解。

尽管如此，由于萧氏三代对北周和隋朝的忠诚，杨坚并未像对待宇文氏那样对其进行血腥清洗。相反，杨坚一直对萧氏家族礼遇有加，甚至专门派人守护萧岿在江陵的墓地。

萧琮虽身处异国，心中充满忧郁，但萧氏家族得以保全，并在隋唐时期成为显赫的门阀大族。唐初著名宰相萧瑀，便是萧岿的第七子，也是隋朝萧皇后的亲弟弟，最终跻身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在北周发生三总管叛乱，杨坚改朝换代之际，南方的陈朝也经历了一场宫廷政变。公元582年，北方的隋朝正值开皇二年，而南方的陈朝则是太建十四年。新年伊始，隋军扬言将大举南下，局势异常紧张。然而，在这种关键时刻，已经执政十四年的陈宣帝陈顼却突然病倒了。

陈宣帝陈顼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堪称“英雄父亲”，他一生共有42个儿子，创造了古代帝王生育儿子数量的最高纪录。尽管在子女总数上，他可能不及唐玄宗（59个子女，30个儿子）、宋徽宗（80个子女，38个儿子）和康熙帝（55个子女，33个儿子），但在儿子的数量上，陈宣帝陈顼无人能及。儿子多意味着争夺皇位的人也多，龙椅只有一把，但觊觎者却有数十人，皇子们之间的争斗往往难以平息。

在陈宣帝陈顼病重之际，皇太子陈叔宝、始兴王陈叔陵和长沙王陈叔坚三兄弟被一同召入宫中，侍奉在老皇帝身边。这一年，陈叔宝虚岁三十，由柳皇后所生，是嫡长子，理所当然地被立为太子。然而，陈叔陵作为陈宣帝的次子，却对这一决定心存不满。

尽管陈叔宝和陈叔陵的年龄相差无几，陈叔陵仅仅比陈叔宝小几个月，但正是这几个月的差距让他失去了太子之位，这使他内心充满了不甘。然而，在陈宣帝在位期间，陈叔宝一直表现得非常出色。

《陈书》记载：“后主昔在储宫，早标令德，及南面继业，实允天人之望矣。”

这意味着陈叔宝在当太子时就已经以良好的品德和文艺气质赢得了众人的认可，被视为一位合格的储君。这反而加剧了陈叔陵的嫉妒和愤懑。

为了掩盖自己的不满，陈叔陵在世人面前极力塑造出一副贤孝圣明的形象。每次上朝，他总是手捧书卷，坐在车上或骑在马上装模作样地读书，显得非常勤奋和自律。然而，一回到家中，他便将书本丢在一旁，拿起斧头玩弄，表现出一副混世魔王的模样。这种表里不一的行为，反映出他内心的矛盾与不安。

陈叔陵的母亲彭贵人去世后，他请求父皇厚葬生母。然而，他暗中却大肆盗墓，甚至掘开了东晋名臣谢安的墓地，盗取宝物后，再将母亲的棺椁安置其中。

在守丧期间，陈叔陵每天昼夜不停地号啕大哭，表现出极度悲痛的样子。他还指使手下对外宣称，自己刺破手指，用鲜血抄写《涅槃经》，以超度母亲的亡灵。

陈宣帝得知陈叔陵的“孝行”后，深受感动。然而，陈叔陵的“表演”连十天都未能坚持，就让厨子为他准备了丰盛的大鱼大肉，饱餐一顿后再继续“表演”。

当陈宣帝病危时，陈叔陵感到机会来临。他打算携带凶器入宫，但宫中戒备森严，于是他便找了个借口，对掌管医药的医官说：“切药草的刀钝了，应该磨一磨。”

然而，陈叔陵的这些小动作被他的四弟陈叔坚察觉。陈叔坚意识到哥哥陈叔陵在父亲的灵前会有异动。

就在正月初十，陈宣帝去世，灵柩停放在云龙殿宫门外，整个宫廷沉浸在悲痛之中。太子陈叔宝伏在灵柩前痛哭不已。

然而，陈叔陵却面无表情，突然从袖中抽出一把早已准备好的切药刀，猛地向陈叔宝砍去，刀锋直击陈叔宝的颈部，陈叔宝当场昏倒。

这一刀并未致命，陈叔陵举起刀准备再次下手。在这危急时刻，陈叔宝的生母柳皇后出于母爱，不顾一切地扑到陈叔宝身上，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他。陈叔陵又向柳皇后连砍数刀，但未能得手。

这时，陈叔宝的奶妈乐安君吴氏从背后紧紧抱住陈叔陵，试图阻止他继续行凶。趁着这一短暂的机会，陈叔宝渐渐恢复了意识，从地上爬起来，挣扎着在大殿内逃跑。

陈叔坚见状，迅速冲上前，趁陈叔陵不备，从后方掐住他的脖子，夺下刀，并将他绑在了柱子上。

陈叔宝惊魂未定，久久不能言语。陈叔坚询问他如何处置陈叔陵，但陈叔宝依然沉默不语。

陈叔陵一向身体健壮，趁着陈叔坚离开的机会，他奋力挣脱了束缚，一路疾奔，逃回了东府。

陈叔坚深知事态紧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于是打开监狱，释放了所有囚犯，并组织起一支队伍。陈叔坚并不畏惧，亲自披挂上阵，戴上白布帽，登上东府城的西门，号召百姓支持他。

陈叔陵清点了一下手下的兵力，发现愿意跟随他起兵造反的人数不过一千多人。这点人马显然无法成事，更别提攻下宫城了。无奈之下，他决定暂时固守东府城，等待时机。

这时，陈叔陵想到了一个人——萧摩诃，他是陈朝最后一位名将。如果能拉拢萧摩诃，事情将会事半功倍，成功的机会也会大大增加。

于是，陈叔陵派人前去联络萧摩诃，但萧摩诃见到的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根本没把陈叔陵放在眼里。陈叔陵只好再次派出一批心腹，希望说服萧摩诃。然而，萧摩诃见到来的是陈叔陵的心腹重臣，立即下令将他们捆绑起来，送往台城斩首示众。

陈叔陵原本打算拉拢萧摩诃，结果不仅未能如愿，还失去了几员得力的心腹，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愤怒的陈叔陵回到家中，开始对家人发泄怒火，他将王妃张氏及另外七名爱妾全部投入井中溺死。

成为孤家寡人的陈叔陵带着数百人仓皇出逃，一路逃至新林，企图从这里北渡长江，投奔隋朝。

然而，陈叔陵的逃亡之路并未能持续太久。萧摩诃的部下陈智深紧随其后，骑马追上并一枪将其刺落马下。随后，陈仲华冲上前去，一刀结束了陈叔陵的生命。

叛乱平息后，陈叔陵的子女被全部处死，从犯陈伯固（陈文帝之子，陈叔宝的堂兄）的子女则被贬为庶民，这场政变至此告一段落。

正月十七日，陈叔宝正式登基称帝，史称陈后主。在这场政变中，陈叔宝曾一度命悬一线，幸亏陈叔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加上萧摩诃的坚定立场，才使他有惊无险地逃过一劫。

陈叔宝下令查抄了陈叔陵的所有家产，并将所得的金银财宝全部赏赐给了萧摩诃。

陈叔宝又封萧摩诃为车骑将军、南徐州刺史，并授予他绥远公的爵位。同时，陈叔宝还任命长沙王陈叔坚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对这两个平叛的功臣进行表彰。

尽管陈叔陵的政变仅持续了短短半天，但它对陈叔宝的心理影响却是深远的。即位之初，陈叔宝还较为勤勉地处理政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不再过问政事，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将所有政务交给手下大臣处理。

这场政变使陈叔宝对政治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感，他开始对国家大事置若罔闻，终日沉溺于声色之中，创作淫词艳曲以消磨时光。

与此同时，隋朝扬言南下讨伐，并已占领了江北淮南的大片土地。陈叔宝刚登基时，面对隋朝的威胁，十分恐慌，立即派遣使者前往隋朝求和。

杨坚欣然接受了求和请求，下令撤军。他还借机提出“礼不伐丧”的传统，称陈宣帝刚刚去世，陈叔宝刚刚继位，因此撤军是合乎礼仪的。

当然，杨坚撤军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礼不伐丧”，而是因为突厥南侵，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他不得不下令撤军。恰在此时，陈朝使者前来求和，杨坚便顺势接受了这个借口。

使者返回陈朝后，将杨坚同意求和的消息带回，陈叔宝听后非常高兴。然而，他对杨坚的为人感到好奇，便命使者将杨坚的相貌临摹下来。

当陈叔宝看到画像时，脸色骤变，惊呼道：“我不愿再见此人！”左右连忙将画像收起。

次年，即隋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陈朝改元为至德。从这一年起，杨坚开始励精图治，而陈叔宝则沉迷于声色犬马。一边是日渐强盛、蒸蒸日上的隋朝，另一边则是日渐衰败、奢靡无度的陈朝。历史的天平逐渐向隋朝倾斜，统一全国的目标已近在咫尺。

杜牧有一首著名的《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这里的“后庭花”确实指的是《玉树后庭花》，是南朝陈的最后一位皇帝陈叔宝所作。陈叔宝不仅是一位皇帝，还是一位著名的文人，留下了许多文学作品。明代编纂的《陈后主集》以及现代学者逯钦立先生辑校的《先秦汉魏南北朝诗·陈诗》中，收录了他99首诗歌。

尽管《玉树后庭花》在后世的影响极大，使人们普遍认为陈叔宝的诗歌风格偏向于艳情宫体诗，但实际上，他的诗歌风格相当多样。除了艳情宫体诗外，他还创作了不少边塞诗、咏物诗和山水诗。

例如，他的《饮马长城窟行》就展现了他豪迈的一面：

月色含城暗，秋声杂塞长。

何以酬天子，马革报疆场。

这首诗的豪情壮志，让人很难将其与《玉树后庭花》的作者联系起来。

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作诗和做人是两码事。有的人诗中表达的是为君之道、尧舜之道，但在实际治理国家时，却可能滥用民力、穷兵黩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隋朝的第二位皇帝隋炀帝杨广，他在诗中表现得高尚，但最终却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陈后主虽然不像隋炀帝那样多才多艺，但他同样崇尚文学，这一点与后来的南唐后主李煜颇为相似。正如古语所说，“爱屋及乌”，陈叔宝将他对文学的热爱带到了朝廷，使得朝堂上也弥漫着浓厚的文学氛围。其中，他任用了著名文人江总来处理政务，便是这一风气的体现。

江总是南朝末期的一位杰出才子，以酷爱读书而闻名。他家中藏书丰富，达到了万卷之多，而且他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阅读，手不释卷。他的这种读书精神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老知识分子都愿意与他结为忘年之交，成为一时佳话。

当时，朝中的尚书令职位空缺，江总便向陈叔宝推荐了姚察。陈叔宝听后非常高兴，因为他早就听说姚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品德高尚。陈叔宝称赞道：“姚察不仅学问出众，操守品行也极为高尚，这样的人才实属难得。”

提到姚察，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但在史学界，他却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和他的儿子姚思廉共同编纂了“二十四史”中的《梁书》和《陈书》。我们今天了解的陈朝历史，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姚察父子的著述。

然而，陈叔宝的用人之道并非完全倾向于文人。他也任用了一些游手好闲、善于阿谀奉承之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统治。

当时有一位名叫孔范的人，他是孔子的后代，但学识远不及先祖，人品也相当低劣。像孔范这样的人，原本并不入陈叔宝的法眼。然而，他善于钻营，与陈叔宝的宠妃孔贵嫔结为干兄妹。在孔贵嫔的帮助下，孔范平步青云，成为陈后主最信任的大臣之一。

尽管孔范并无真才实学，却自视甚高，自诩文武双全。

他曾对陈后主陈叔宝说：“朝堂外面那些领军将领，都是一些行伍出身，仅有匹夫之勇；至于深思熟虑的大事，他们又怎能明白！”

陈叔宝听后，认为孔范言之有理，便罢黜了许多武将，将兵权交给了孔范等人。文人掌兵，这岂不是荒诞不经？文人擅长的是挥毫泼墨，让他们去舞刀弄枪，又怎么可能胜任呢？

此外，中国有句古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将兵权交给孔范这样的人，实在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们顶多只是贪图权力，即使吃了熊心豹子胆，也绝不可能起兵造反。

陈叔宝身边的文人班子中，聚集了许多像江总、孔范这样的文人雅士。陈叔宝常常将这些人召入宫中，称他们为“狎客”，同时从后宫挑选出十几位才貌双全的宫女，称为“女学士”。这样，一群男女齐聚一堂，共同饮酒作乐、吟诗作赋。

按理说，后宫是禁地，中国人历来重视男女之别，但在陈叔宝看来，这一切都不过是小事，只要他自己玩得开心就行。

关于陈叔宝的后宫生活。在至德二年（584年），陈后主陈叔宝启动了一项宏大的建筑工程，在光昭殿前建起了三座华丽的阁楼，分别命名为临春阁、结绮阁和望仙阁。

这三座阁楼高达数十丈，每一座都拥有数十个房间。建筑材料选用的是珍贵的沉香木和檀香木，并用黄金和玉石进行装饰，室内配置了宝床、宝帐，以及各式各样的华服和珍玩，极尽奢华之能事。

阁楼下还挖掘了水池，建造了假山，并栽种了各种奇花异草。陈叔宝自己住在临春阁，而他最宠爱的张贵妃张丽华则住在结绮阁，龚贵嫔和孔贵嫔则住在望仙阁。三座阁楼之间有双层走廊相连，方便陈叔宝随时前往爱妃们的住处。

除了这些爱妃外，还有王美人、李美人、张淑媛、薛淑媛、袁昭仪、何婕妤和江修容等人，她们也深受陈叔宝的喜爱，轮流侍奉他。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全是妃子？皇后在哪里？

陈叔宝的皇后名叫沈婺华，出自吴兴沈氏，是江南的名门望族，其母还是陈高祖陈霸先的女儿，可见她的出身极为高贵。然而，沈婺华性格淡泊，无欲无求，知书达理，温文尔雅，用现代的话说，她是一个非常“高冷”的人。这样的个性使得陈叔宝对她难以产生感情，甚至常常半年都不去见她一次。

沈皇后性格淡泊，不争宠，深知陈叔宝对张丽华的宠爱，但她从未表现出嫉妒或不满。因此，陈叔宝将后宫中的各种事务都交给了张丽华，而沈皇后对此也从未有过异议。

有一天，陈叔宝心血来潮，决定到沈皇后的寝宫一探究竟。他满怀期待地走进房间，却发现沈皇后依然保持着一贯的平静。她既没有表现出热情，也没有任何特别的表示，脸色平和如常。两人之间似乎也没有什么话题可以交流。陈叔宝感到有些尴尬，最终还是起身准备离开。

沈皇后礼貌地送别了陈叔宝，但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挽留的话。这令陈叔宝非常郁闷，因为他发现其他嫔妃对他都是百般讨好，唯有沈皇后对他不冷不热。

在离开之前，陈叔宝忍不住问道：“你为什么连一句挽留的话都不说呢？”

陈叔宝是个喜爱诗词的人，当即提笔写下一首《戏赠沈后》：

留人不留人，不留人亦去。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沈皇后看完这首诗后，也即兴回了一首答诗：

谁言不相忆? 见罢倒成羞。

情知不肯住，教遗若为留。

这两首诗不仅展现了他们之间的微妙情感，也反映了沈皇后内心的复杂感受。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这句出自陈叔宝的话，经过时间的洗礼，演变成了我们今天熟知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句话不仅反映了陈叔宝的个性，也揭示了他与皇后沈婺华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

从沈皇后的诗作中可以窥见，沈婺华内心深处仍然渴望得到陈叔宝的宠爱，但她性格较为古板，放不下身段，不愿意像其他妃嫔那样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因此，当陈叔宝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时，她感到既尴尬又不知所措。如果她强行挽留，又会觉得有失身份。由此可见，两人的性格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异。

在众多妃嫔中，陈叔宝最宠爱的无疑是张丽华。他甚至将宫中的许多事务都交由张丽华打理。随着时间的推移，陈叔宝与沈皇后的距离越来越远，他渐渐产生了废黜沈皇后、改立张丽华为后的想法。然而，由于一些朝臣的反对，这一计划始终未能实现。

张丽华出身卑微，家中世代为兵，父兄以织席为业。起初，她是龚良娣（后来的龚贵妃）身边的侍女。一次偶然的机会，当时还是太子的陈叔宝对她一见钟情，从此她便开始受到宠幸，逐渐成为了陈叔宝身边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张丽华得宠之后，陆续为陈叔宝生下了第四子陈深和第八子陈庄。陈叔宝登基称帝后，张丽华晋升为贵妃，从此备受宠爱。

能够赢得陈叔宝多年宠爱，张丽华自然非同寻常。据传，张丽华发长七尺，甚至超过常人的身高。她不仅容貌出众，而且记忆力惊人，思维敏捷，常常为陈叔宝出谋划策，帮助他分析问题和提供建议。

有了这样一位聪明美丽的女子相伴，陈叔宝自然乐得自在。正是在这段时期，他创作了《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著名作品。陈后主沉溺于温柔乡中，对政务日渐疏忽，整日不上朝，百官也难以见到皇帝。朝臣们的奏疏只能通过宦官传达。每当陈叔宝处理公务时，总是将张丽华抱在膝上，一边批阅奏疏，一边与她谈笑风生。

因此，朝政大权逐渐落入张丽华和宦官手中。公卿大臣们纷纷巴结张丽华，以求得她的青睐。一旦得罪张丽华，便会遭到她的打击报复。陈朝的政治也因此变得愈发黑暗和腐败。

确实，历史上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当君主只愿意听信谄媚之词而忽视真实的意见时，往往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实际上，陈叔宝很多时候也会意识到自己的言行不当，感到自责。每当这时，孔范总会在一旁安慰他，将许多原本不妥的行为曲意解释为好事，并对陈叔宝大加赞赏。这样一来，陈叔宝自然会心情舒畅。

然而，一个君主如果只愿意听好话而不愿接受批评，朝廷的言路就会被堵塞，周围充斥着阿谀奉承之人，真正有才能的大臣则会被逐渐边缘化。要知道，小人无法治理好国家，一旦国家被小人掌控，其命运往往难以持久。

《陈书》中描述了当时陈朝的情况：“宦官和奸佞之辈内外勾结，互相引荐，贿赂成风，赏罚无序，纲纪混乱。” 然而，从客观的角度来看，陈叔宝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坏人，也并非是一个恶劣的皇帝。除了在位期间进行了一些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工程外，他并没有刻意做出过什么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只是他生在了帝王家。

陈叔宝曾面对杨坚的画像感叹道：“我不愿意见到这个人。”然而，历史的发展却验证了“墨菲定律”的残酷——他最惧怕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尽管陈叔宝不愿意见到杨坚，但杨坚却早已做好了准备，势在必行地要与陈叔宝一决高下。

为了麻痹陈叔宝，杨坚采取了一系列策略。他频繁与陈叔宝通信，并在信中表现出极大的谦卑，每封信的结尾都会写上“杨坚顿首”。即使派遣使臣前往陈朝，杨坚也反复叮嘱，务必保持友好，不要与陈朝君臣发生争执。

陈叔宝长期生活在深宫之中，被张贵妃、孔贵嫔以及一众文臣宦官包围，他们总是报喜不报忧，使得陈叔宝对外界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中，陈叔宝逐渐产生了错误的认知，认为陈朝国力强盛，而隋朝不过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当看到杨坚的来信如此谦卑时，陈叔宝更加坚定了这一看法，甚至有些得意忘形。

渐渐地，陈叔宝开始以“天朝上国”自居。在给杨坚的回信中，他写道：“想彼统内如宜，此宇宙清泰。”意思是你那边过得怎么样？我的“宇宙”十分安宁太平。他将自己的国家称为“宇宙”，将杨坚的国家称为“统内”，形容自己国家的状况为“清泰”，而对方则只是“如宜”。

这些言辞中充满了傲慢与无礼，陈叔宝完全忽略了即将到来的危机，最终导致了陈朝的覆灭。

杨坚收到这封回信后，怒不可遏，立即将信件内容展示给朝臣们。大臣们阅后，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出兵讨伐陈朝。

上柱国杨素当即跪在杨坚面前，慷慨激昂地说：“君主受辱，乃臣子之过，恳请陛下派遣我去讨伐南陈！”说完，他连连叩头。

杨素出身于名门望族弘农杨氏，是一位极富血性的英雄。在周武帝平齐的战役中，他曾主动请缨，立下赫赫战功。

后来，周宣帝暴毙，杨坚执掌大权，杨素毫不犹豫地投奔杨坚的丞相府，随后又随韦孝宽讨伐尉迟迥。杨坚登基称帝后，杨素被封为上柱国。

虽然杨坚未发一言，但他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他早有伐陈之心，将信件展示给朝臣，不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更是为了让朝臣们感受到来自陈朝的侮辱，从而凝聚人心，支持他的统一大业。

此后，许多大臣纷纷向杨坚进献平陈之策，如梁睿、薛道衡、皇甫绩等，据史书记载，提出建议的大臣多达十余人。

其中，高颎献上了一条极为狠辣的计策。

高颎提出了一项巧妙的战略建议。他指出，由于长江南北农作物成熟的季节不同，南方的庄稼往往比北方更早成熟。因此，当南方进入农忙时节时，北方正好处于农闲时期。可以利用这一时间差，在南方农民忙于收割时，征调少量军队在边境制造声势，假装即将发动攻击。这样一来，南方的农民会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农活，拿起武器进行防御。等到南方的军队集结完毕，再下令撤退。反复几次之后，南方的粮食和资源将大量损耗。当他们逐渐放松警惕时，我们就可以发起突然袭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高颎进一步补充道，江南地区土壤较薄，地下水位较高，因此当地人通常不会将粮食储存在地下窖藏中，而是囤积在地上的茅草屋内。我们可以派遣小股部队，秘密焚烧这些粮仓。即使他们重建，我们也可以再次烧毁。通过这种手段，可以极大地削弱对方的物资储备。

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消耗敌人实力、使其疲惫不堪的策略。杨坚对高颎的建议非常赞赏，立即决定采纳并实施。高颎的计策如同一把无形的利刃，悄无声息地刺入了陈朝的心脏。

结果显而易见，陈朝上下对隋朝的真实意图感到困惑，一会儿不明所以地集结兵力，一会儿又发现粮仓被焚。直到他们检查仓库时，才发现粮食已经所剩无几。这时他们才意识到，隋朝是在通过经济手段逐步削弱他们的力量，但为时已晚。

为了讨伐陈朝，杨坚需要一个合理的借口。正当他为伐陈殚精竭虑之时，一个绝佳的机会出现了。

公元587年，杨坚征召西梁皇帝萧琮前往长安朝见，随后西梁正式灭亡。然而，这一举动引发了江陵城的动荡，许多百姓聚集在萧琮的叔父萧岩旗下，最终跟随萧岩投奔了陈朝。

面对十余万百姓的投奔，陈叔宝自然不会拒绝，他热情地接纳了萧岩及其追随者。然而，陈叔宝虽然爱好文学，却显然缺乏历史知识。几十年前，梁武帝也曾接纳了北朝投奔的侯景，结果导致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如今，萧岩就如同当年的侯景，对陈朝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陈叔宝自认为陈朝是“天朝上国”，因此对这些投奔的百姓感到沾沾自喜。为了展示陈朝的强大国力，他决定在次年的元旦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为了筹备这次阅兵，陈叔宝将长江上的所有战舰调回建康城。

这一决策使得长江防线几乎完全空虚。公元588年，隋文帝杨坚抓住这个机会，发布了讨伐陈朝的诏书，正式开始了对陈朝的军事行动。由于陈叔宝的短视和昏庸，陈朝的防御力量被严重削弱，最终为隋军的南下铺平了道路。

战争究竟该如何进行呢？崔仲方为杨坚制定了一套全面的作战方针：

当前，只需在武昌以下的蕲、和、滁、方、吴、海等州部署精兵，秘密筹划渡江计划。同时，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需迅速建造船只，扩大声势，准备水战装备。

蜀江和汉江是上游的重要水域，是水上交通的关键点，也是双方必争之地。敌人虽然在流头、荆门、延州、公安、巴陵、隐矶、夏首、蕲口、盆城等地布设了船只，但最终会集中在汉口和峡口，准备大规模水战。

如果敌军因担心上游有军队而调遣精兵支援，下游各将领应选择合适的时机横渡长江。如果敌军集中兵力自保，上游的水军则应乘势前进。

尽管敌人倚仗九江五湖的天险，但若无德行则难以固守；即使拥有三吴、百越的兵力，若无恩惠也无法立足。这套作战方略的设计非常精彩。

崔仲方指出，南陈和隋朝之间的最大障碍是长江天堑。为了克服这一难题，他提出了几个关键的战略要点。首先，长江上游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关卡：一个是三峡的峡口，另一个是汉江的入江口——汉口。崔仲方建议，在长江中游的武昌地区增派精兵，并在上游的四川地区建造大量舟船，以制造声势。

他的策略是，如果陈朝担心长江上游和中游的安全，派遣精锐部队前来布防，那么隋军就可以在下游趁机横渡长江；反之，如果陈朝固守下游的核心地区，隋军则可以从上游和中游顺流而下，发起攻击。

实际上，这一战略与三百年前晋灭吴时的作战部署极为相似。当时，王濬率领的楼船舰队成功突破了东吴的防线，这一经典战例广为人知。军事经典之所以称为经典，就在于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即使时隔三百年，再次运用仍能取得胜利。

杨坚对崔仲方的计策非常赞赏，遂任命他为基州刺史（今湖北荆门），负责组建和训练水师。

隋朝开皇八年（588年）九月，杨坚决定对陈朝发动讨伐。为了确保战争的顺利进行，他集结了五十一万大军，并将其分为三个集团军：

第一集团军由杨坚的次子晋王杨广担任行军元帅，下辖四路大军，主要攻打长江下游区域，目标是突破陈朝的首都建康。

第二集团军由杨坚的三子秦王杨俊担任行军元帅，下辖三路大军，主要攻打长江中游的区域，目标是突破汉口。

第三集团军由清河公杨素担任行军元帅，下辖两路大军，主要攻打长江上游的区域，目标是突破三峡的峡口。

然而，陈朝的皇帝陈叔宝对此毫不知情。即使有探子报告军情，他也毫不在意。

陈叔宝对大臣们说：“王气在我们这边，当年北齐军队三次南下，北周两次，都无功而返，如今杨坚又能怎么样！”

尚书孔范也附和道：“长江天堑，自古以来都是南北的天然屏障，隋军怎么可能飞渡？边将们只是为了升官发财，才谎报军情。如果隋军真的要渡江，我一定能当上太尉了！”

当有人报告隋军大量战马死亡时，孔范竟说：“这些马很快就会成为我们的了，怎么会死掉呢！”陈叔宝不仅不以为意，反而哈哈大笑，更加放松警惕，生活如常。

孔范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文武双全，这次随军出征正是他展示军事才能的大好机会，他自然不会轻易放过。然而，边境传来的所有告急文书都被陈叔宝身边的宠臣截留，未予呈报。

隋开皇九年（589年）的农历正月初一，陈叔宝与他的朝臣们沉浸在新年的喜庆之中，大家都喝得酩酊大醉。恰逢这天起了浓重的大雾，雾气弥漫且带有一股刺鼻的味道。陈叔宝在酒醉中昏睡过去，直到当天下午才醒来。

就在陈叔宝昏睡之际，驻扎在广陵的隋军将领贺若弼，趁着浓雾的掩护，准备发起突袭渡江伐陈。

春节期间，驻守在长江边的陈朝守军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有的饮酒作乐，有的打牌消遣，毕竟谁也不愿意在春节这样的重要节日里坚守岗位。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放松的时刻，贺若弼率领着一万两千人的军队，顺利渡过了长江，并迅速占领了京口（今江苏镇江）。与此同时，驻守在横江（今安徽和县）的庐州总管韩擒虎，带着五百人的队伍，从除夕夜就开始行动，一举攻克了采石（今安徽马鞍山）。

同一时间，晋王杨广也率领大军驻扎在六合的桃叶山（今江苏南京六合区瓜埠镇）。京口、采石、桃叶山分别位于建康城的东、南、北三个方向，这意味着隋朝大军已经从三个方向对建康城内的陈叔宝形成了战略上的全面包围。

然而，此时的陈叔宝刚刚从醉梦中醒来，完全不知情，距离他几十里的地方，隋朝的三支大军已经将他团团围住。

陈叔宝和孔范口中所谓的“长江天堑”被隋军轻易突破，这不仅是因为隋朝的战略战术高明，更因为陈叔宝自身的疏忽和懈怠。

隋军成功渡过长江后，避免了与陈军在水面上的战斗，转而在陆地上发挥自己的优势。面对这样的局面，陈叔宝已经成为了瓮中之鳖，等待他的只有被俘虏的命运。

正月初三，隋军渡江两天后，陈叔宝才收到采石守将传来的情报，得知隋军已经南渡。此时，陈叔宝才开始感到极度焦虑，像热锅上的蚂蚁般急得团团转。他急忙找到孔范，希望这位自诩为文武全才的大臣能给出应对之策。此前，孔范曾多次批评武将们只知逞匹夫之勇，并要求剥夺他们的兵权。现在，陈叔宝寄希望于孔范，希望能看到他一展才华、建功立业的时刻。

陈叔宝焦急地等待着孔范的回答，哪怕只是一个肯定的眼神也好。然而，孔范却愣住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陈叔宝这才意识到，孔范不过是个只会吹牛皮的人，一旦面对真正的危机，便束手无策。

无奈之下，陈叔宝想起了自己手下的两位猛将——萧摩诃和任忠。任忠首先提出了应对策略，他认为应该固守台城，坚壁清野，利用城中的充足兵力和粮食储备，避免与隋军正面交锋。他相信，等到春雨上涨时，上游的周罗睺将军必然会沿江而下，前来救援。

然而，陈叔宝最终还是选择了听从萧摩诃的建议，决定主动出击。

正月二十，萧摩诃率领十万陈军倾巢而出。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大军却南北排列，形成了一条长达三十里的长阵。由于阵型过长，头尾无法互通消息，将领也无法有效指挥，整个队伍如同一盘散沙。

当时，贺若弼率领八千隋军驻扎在蒋山。面对陈军的强大攻势，他原本打算暂时撤退，以避其锋芒。然而，当他登上山顶远眺时，发现陈军竟摆出了如此奇特的“一字长蛇阵”。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贺若弼立刻改变了主意，决定迎战。

从兵力上看，贺若弼仅有八千人，而陈军则有十万之众，双方实力悬殊。但当两军交战时，贺若弼的军队却如砍瓜切菜般将陈军打得溃不成军。唯有鲁广达所率的部下表现得异常英勇，给贺若弼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面对鲁广达的顽强抵抗，贺若弼不敢贸然前进，于是命令士兵点燃浓烟，遮挡敌人的视线，随后撤退。此时，陈朝士兵开始争抢地上的隋军尸体，砍下首级以求领赏。这一混乱局面不仅让隋军成功躲避了鲁广达部队的攻击，还导致陈军阵脚大乱。

机会终于来临，贺若弼再次下令发起攻势，这次他直接瞄准了孔范。俗话说得好，“柿子要挑软的捏”，孔范无疑是最佳目标。两军刚一交锋，孔范的军队便迅速崩溃，损失惨重，陈军伤亡超过五千人，主将萧摩诃也被贺若弼的部下俘虏。

这场战役中，萧摩诃的表现与往日大相径庭，完全失去了昔日的英勇。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呢？

原来，在萧摩诃出征前，陈叔宝竟暗中将萧摩诃的妻子接到宫中，并趁机对她进行了侮辱。尽管萧摩诃是一位勇猛的武将，但他的妻子却貌美如花，陈叔宝对此垂涎已久。萧摩诃得知此事后，心灰意冷，失去了战斗的意志，最终选择束手就擒。

萧摩诃战败后，陈叔宝不得不向老将任忠求助。任忠却冷静地说道：“已经太晚了，陛下收拾好东西，乘船逃走吧，我会保护您的安全。”

陈叔宝深受感动，立即命令张贵妃准备行囊，自己则留在宫中等待任忠的接应。然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陈叔宝焦急万分，最终等来的却是任忠投敌的消息和凶神恶煞的韩擒虎。

在最关键的时刻，任忠背叛了自己的誓言，选择了“不忠”。他让陈叔宝在宫中等候，实际上是担心陈叔宝逃跑，而自己则投靠了韩擒虎，并将陈叔宝作为礼物献给了敌人。

萧摩诃与任忠皆为陈朝元老级别的将领，然而如今一个被俘，一个归降，导致其余的陈朝将士也失去了斗志，纷纷弃械投降。韩擒虎因此得以兵不血刃，率领部下从容步入朱雀门，直驱台城。

俗话说得好，危难之际，各奔东西。此时此刻，陈叔宝身边那些平日里所谓的文人雅士早已作鸟兽散，唯有尚书仆射袁宪、张贵妃以及孔贵嫔依然守在他身旁。面对此情此景，陈叔宝不由得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不仅是因为朕无德，更是因为江东士族的风气已经败坏到了极点。”

在惶恐不安中，陈叔宝想要寻找一个藏身之处，但袁宪却郑重其事地劝阻道：“当隋军闯入宫中之时，定不会对陛下有任何不敬之举。时至今日，陛下又能逃往何方？臣恳请陛下整饬仪容，庄重地坐在正殿之上，效仿当年梁武帝接见侯景的方式。”

当然，陈叔宝毕竟只是陈叔宝，他没有梁武帝那样的胆识，也做不到用气场来震慑敌人。陈叔宝只说了一句：“我自有办法！”说完，他就带着两位爱妃逃出了宫殿，看到殿后有一口深井，于是便抱着两位爱妃，用绳索吊着，一起钻了进去。

这的确是个妙计，实在是妙！袁宪见状，既好气又好笑。没过多久，韩擒虎的军队终于赶到，他们在宫殿内外四处搜寻，却怎么也找不到陈叔宝的踪影，难道他长了翅膀飞走了？

恰巧，一位细心的隋军士兵路过井口，发现井内有异样，便向井中窥视，果然看到里面有人影闪动，并大声呼喊，但井下始终无人回应。

士兵威胁道：“再不回答，就扔石头啦！”井下这才传来了求饶的声音。众人用绳索将人拉上来，感觉非常沉重，直到拉到井口，才发现井下竟是三个人——陈叔宝和他的两位爱妃张贵妃和孔贵嫔。

这口原本普通的井，因为陈叔宝的这次投井，有了一个新的名字——胭脂井。后世文人常来这里凭吊，感叹陈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这口井也因此被称为“辱井”。

​陈叔宝，以一种既狼狈又可笑的方式，结束了自己作为帝王的生涯。从此，他仅是一名阶下囚。

随着建康城的陷落，陈朝宣告灭亡。

隋开皇九年（589年），这一年注定会被载入史册，因为分裂了三百多年的中华大地，终于迎来了重新统一的时刻。

回顾自北魏末年以来的五十年，这段时期充满了割据与纷争，光明与黑暗并存，人性与道德在动荡中被重新定义。胡人的血与汉人的泪，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坚韧脊梁。

宇文泰、高欢、宇文邕、陈霸先、杨坚……这些名字虽然终将成为历史的过客，但他们所创造的灿烂文明将永远伴随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