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英国BBC开拍了一部名为《56UP》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以7年为一个单位，记录了14位英国儿童一生的成长轨迹。

这些被选中的孩子们分别来自英国社会的不同阶层，在长达56年时间的跟拍中，纪录片通过上帝视角为观众们展示了两个惊人的事实。

一、相对于底层家庭的孩子，原生家庭优渥的孩子，成年后的发展普遍更好；二、教育是穷人真正可触及、且唯一的跨越阶层、改变命运的方式。

那么，如果把大背景换成中国，读书改变命运真的是普通人逆袭的途径吗？寒门走出贵子又有多大的可能？针对这个教育命题，导演郑琼用纪录片《出·路》做了一次了不起的探索。

从2009年到2015年及至后续的回访，郑琼用镜头分别追踪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的三个孩子10年人生轨迹，而促使这一组对比发生的暗线则是读书和教育。

2009年，甘肃白银市会宁县，农村女孩马百娟

马百娟是纪录片第一个出场的主人公，她生于甘肃会宁的大山深处，父亲是农民，母亲患有智力障碍，哥哥为了一家人的生计，14岁就外出务工。

十五岁之前，马百娟没有离开过这个闭塞贫瘠的小山村，从未见过楼房，更没见过火车。

因为家境贫寒，小小年纪的她已经充当了家中的重要劳动力。马百娟每天喂猪、做饭、打水，和家人赶着驴子、走过危险的坡地去收糜谷。生活很苦，但是想到可以上学，马百娟十分满足。

关于读书，60岁的父亲一度质疑“念书干啥，念完要是考不上还不是回来种田吗”，直到校长多次动员，11岁的马百娟才背上了书包。

马百娟就读的野鹊沟小学是全村唯一的学校，仅有两个老师、五个学生，两间平房充当教室。马百娟是几个孩子中年纪最大的。

每天早上，马百娟天不亮就起床，用凉水为自己泡上一个干面饼当早餐，然后走十几里盘山公路去上学。镜头前的她背着书包，甩胳膊齐步走，用唱歌的调子背诵课文，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在简陋的小教室中，老师用夹杂口音的腔调朗诵课文。座下的马百娟全神贯注、双目璀璨，恍若朝圣。

她用铅笔在本子上一笔一划地写下：“我现在每天很高兴，因为我可以上学，我想一直可以上学。”

美术课上，同学们蹲在黄土坡上绘画。马百娟用自己花了三块两毛钱买来的纸笔，描绘着梦中美丽的蓝图。

郑琼问她为什么想读书？马百娟一脸认真地说：“我长大了要去北京上大学，我上了大学，要去打工挣钱，我要一个月挣1000元，买面，因为我家面不够吃，我还要盖房子、挖水井、因为我们没水吃……”

2009年，北京市，央美附中辍学女孩袁晗寒

在甘肃的大山之外，马百娟梦寐以求的北京学校，正被一个老天爷抢着“喂饭”的17岁少女厌弃。

她叫袁晗寒，出生北京，家境优渥，父亲做地产生意，母亲在电视台上班。一家人住的是前有竹林、后带泳池的豪华四合院，袁晗寒从小到大上的是北京最顶尖的学校。

母亲认定女儿具有艺术天分，从小培养她弹琴、跳舞、画画……还把她送进了全国无数艺术生争破头都进不去的央美附中。

可就是这样一个“生在罗马”的女孩，在17岁那年选择了退学。

因为留级一年后仍有科目挂科，袁晗寒对着镜头抱怨起学校的老师跟她较劲。母亲察觉到或许是女儿的天性不适应学校教育，主动为孩子办理了休学。

辍学之后，如何在大把时间中“对抗无聊”成了袁晗寒新的苦恼。一整个夏天，她宅在家里作画、看碟、写诗，对付心理上的恐慌。袁晗寒表示：“我恐慌的不是没事干，而是会不会一直没事干。”

期间，袁晗寒还思考过去排话剧、去做一些装置艺术，甚至还去了性用品商店售货体验生活。在母亲的支持下，袁晗寒后来又在南锣鼓巷开了一间酒吧。

从装修到采购，一切事宜，袁晗寒亲力亲为，她自己买颜料刷墙、自己买木料造桌凳，乐在其中。这项小事业在她眼中，更像是一次激发创造性的游戏体验。

只不过店铺的生意并不乐观。开业第一天，她只卖出两杯奶茶；3个月后，咖啡馆倒闭。

谈起未来，袁晗寒说：“自己从未想过要成为哪个阶层的人。”她轻描淡写地表示：“自己以后不会饿死就行了，而没有人会被饿死，除非那个人真的想死。”

2009年，武汉咸宁，两次高考落榜的小镇青年徐佳

袁晗寒不会想到，就在自己对教育制度和高考嗤之以鼻，辍学在家的那年夏天，湖北咸宁市的复读生徐佳已经第三次走上了高考考场。

作为一名小镇青年，上大学是徐佳最清晰的人生目标，同时也是父母对他最大的期待。

徐佳的父母是典型的农民工一代，母亲在纺织厂工作，父亲以前也是工人，两年前死于一场意外。临死前，徐父给妻子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爬也要供孩子上学”。

父亲死后，母子俩蜗居在一间三十平米的出租屋里。家徒四壁的屋子，没有一张像样的桌椅。睡觉的时候，徐佳就和同上高三的弟弟挤一张大床，母亲睡同屋的一张小床。

为了供儿子读书，徐母一人撑起了养家重担。镜头前，这个干瘦的女人似是习惯了对生活弯腰，她蹲在地上淘米煮饭，蹲在工厂把钢管收进筐里。

正因吃了没文化的亏，饱尝生活的苦，徐佳母亲常对儿子说：“即使是打工，也肯定是要文凭高的，不要低的。”

因此，第一次高考失利后，徐佳毫不犹豫地选择复读，他立志要考上大学，把通知书拿到坟前给爸爸看。

讽刺的是，徐佳第二年的高考成绩和第一年一样，依然是497分，离二本线7分之差，一切仿佛都是命运的捉弄。

高考再次受挫后，心灰意冷的徐佳南下广州，在一家矿泉水瓶厂打工。流水线上，他每天工作12小时，报酬仅有30元。兜兜转转，一个月后，徐佳重返课堂。

徐佳回忆，在决心第二次复读的那个假期，他顶着巨大的压力，一度精神恍惚。特别是英语，他感觉“怎么都学不会”，对考试的反射性恐惧让他整个人冒汗、发抖，完全做不了题。

在那种情况下，他凭借非凡的毅力第三次站上了熟悉的“战场”。

2012年，宁夏中卫，辍学在家的马百娟

镜头一晃，三年已过。郑琼再次见到马百娟的时候，这一家人已经从甘肃深山搬到了宁夏，两代人用打工和低保金攒下的毕生积蓄，在中卫买了一处砖瓦房。

在这里，一家人终于过上了有水、有电，三餐可以吃饱的生活，大哥在陶瓷厂每月1000多元的收入，勉强足够一家人维生。

镜头前的马百娟同样变化不小，14岁的她出落得有点肥胖、壮实，不太爱笑，显得拘谨、戒备，眼里也没了小时候的天真和光彩。

拍摄人员抵达时，马百娟的大哥正带她办理退学手续。面对当地老师苦口婆心的挽留，小学学历的哥哥以一句“实在学不进去了”，终断了马百娟再次读书的可能。

马父表示：“不读就不读了，命运好找个好人家嫁了。”面对跟拍的镜头，他不耐烦地驱赶：“给上两万元，你就拍，给不了，就不要纠缠！”

离开学校后，马百娟尝试寻找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她鼓起勇气走进中卫街头的一家酒店求职。当得知这里的平均薪资是1000多元。马百娟条件反射般重复着这个数字，又惊又喜。

但是对方在了解过马百娟的情况后，便以年龄、学历不到为由，将她拒之门外，经理并不客气地说：“你目前的状况，可能洗碗都没人会要你。”

2012年，德国，留学少女袁晗寒

当马百娟正为找不到工作而迷茫时，千里之外的袁晗寒却在为留学的新生活懊丧。

自从09年创业失败后，袁晗寒便选择了出国深造这条路，申请到了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学院。但是在这个世界级艺术殿堂中，面对唾手可得的海量学习资源的袁晗寒，只想逃离。

她低头穿行在校园里，用兜帽遮住了自己那一头颓废的短发。站在画室之外，她本能地抵触：“我觉得我受不了在画室了，在这我就不舒服，胃疼。”

她把大把的时间用于溜兔子、和中国留学生闲逛打发时间。为了缓解情绪上的不稳定，她躲在阁楼里自制烟卷，做各种事情继续“对抗无聊”。

2012年，湖北，实习的大四学生徐佳

“苦心人，天不负”，三战高考的徐佳，最后如愿考上了湖北工业大学。四年的大学生涯，将他打磨得愈发沉稳、务实。

徐佳告诉郑琼，“实际上我精神上的追求很少很少”，从上大学的那天开始，他就一直想着以后怎么赚钱挣生活费，怎么早日还清学费。

大四实习期间，为了找工作，勤工俭学的徐佳狠心花300元为自己买了一身正装，在走过无数场招聘会，投过无数份简历后，徐佳常在那些没有接到过面试通知的夜晚失落又失眠。

拿着一个普通二本的文凭，徐佳好不容易才进到一家保险公司，成为一名电话接线员。但是不善交际的他，在这个岗位上挫败又苦闷。

几经辗转，徐佳最后选定到一家电力公司做了技术。尘埃落定的感觉，让他稍稍松了口气。

当郑琼问他为何而活着时，这个初出茅庐，但却满目沧桑的大男孩艰涩地说：“为了家庭，为了我妈活着。”

2014-2018年，三个孩子，三条不同的出路

2014年，就在退学的第二年，16岁的马百娟和表哥结了婚，父亲当年那句“女娃娃除了嫁人，再没别的出路”，似魔咒般，一语成谶。

马家从此谢绝摄制组再做任何追访。后来郑琼也只是听说，马百娟去了哥哥所在的陶瓷厂打工。不远处，就是她没读完的小学。

2015年，袁晗寒以“德国发展余地不大”为由回国，去了上海的一家美术馆实习，说是“想看看国内都是怎么玩的，还缺少一些什么东西。”同年，这个女孩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艺术品投资公司。

也正是这一年，毕业后的徐佳通过自己打拼，在老家结了婚、修了房，还给妈妈开了一间小卖部。两次加薪过后，徐佳每月也能保持8000元左右的收入。一直到2018年，徐佳成功在武汉买车买房。

在郑琼的镜头下，10年的跨度，3个孩子，所受的教育不同，最后走上了3种迥然不同的人生。

余华在《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写道：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

正如片子中的马百娟、徐佳，十年人生中，他们各自奋斗、焦虑、惶恐的所有指向，都是物质生活的匮乏与不满足；而袁晗寒对精神生活的追索，从迷惘到一次次不计成本地试错，都建立在充裕的物质、雄厚的背景之上。

不过即便如此，我不希望我们仅仅是从这部纪录片中看到这样一种阶级之间的阻隔。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体制之内，资源分配的不对等是必然的。

这部纪录片，如果单纯只是为了表达这种阶级隔膜，毫无意义。其实面对不平等，比起批判精神，大部分人更缺乏的是自省精神。正如影片中的马百娟，看似是被环境局限了人生和视野，但是一切归根结底，是教育的缺失。

上一辈的父母没有文化，同辈的哥哥没有接受足够的教育，最终两代人一起反对马百娟接受教化，这种贫穷导致的闭塞和愚昧，远比贫穷本身更该引起人们的瞩目。

这让我想起全国首所免费女子高中的校长张桂梅关于教育的一番论述：

“我是想阻断贫困，阻断贫困带来的愚昧，解决低素质的母亲，低素质孩子的恶性循环。女孩子受教育可以改变三代人的命运。”

除了教育，片子还在着重讨论一个关于“出路”，也就是个人价值实现的问题。在徐佳看来，他一度以为上大学、找份好工作就是自己的毕生理想。但是当他真正达到这个阶段，他却发现自己关于精神层次的追求越来越少，他所做的工作，是“谋生”，而不是“事业”。

袁晗寒在三个孩子中，看上去最为自由洒脱，但是无论是在北京、在德国，还是在上海，身处人生不同阶段的她，还是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跌跌撞撞，不断和迷茫斗争。

因此，《出·路》所呈现的社会问题，不是给马百娟一张彩票，不是给徐佳一个富有的家庭就能彻底解决的。

我对郑琼导演说的一句话感触颇深：“在一个只论输赢的社会里，其实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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