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美国解密了一批机密档案，揭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964年前后，美国制定了对中国发动突袭的计划，引起了中国的高度警惕；

1969年，苏联方面确实存在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见。

美国核打击计划

196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称其确认了中国核武器计划的存在。1960年底，美国情报分析认为：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大约能在1961年底接近完成，在1962年提供钚。肯尼迪曾经把中国试图进行的核试验视为20世纪60年代最糟糕的事情。此后，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以及一大批顾问绞尽脑汁地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讨论，动用最先进的侦察设备，企图遏制中国的核计划。

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期间，美国间谍卫星对中国进行了24次侦察飞行，在1961年12月首次侦察出罗布泊基地。1963年2月，美国又从台湾起飞U-2高空侦察机拍摄到了包头的核工厂，美国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将在1963年底爆炸一个小的核装置，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对此他们感到十分惊恐。

1963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提出一份长篇报告，拟定了直接和间接打击中国核计划的两套方案：

直接打击计划：

Ａ.由国民党军队实行渗透、破坏和发动对大陆的进攻；

Ｂ.实施海上封锁；

Ｃ.南朝鲜（今韩国）进攻北朝鲜，以对中国边界施加压力；

Ｄ.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的空中打击；

Ｅ.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

间接打击方案：利用外交和宣传攻势，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逼迫中国停止核计划。美国冷战政策的奠基人之一，同时也是骷髅会成员的哈里曼曾致信肯尼迪：如果美苏达成协议，就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威胁中国，搞掉它的核设施。不久，肯尼迪派哈里曼出使苏联，试图与苏联探讨关于“限制或制止中国核计划”的方案。但赫鲁晓夫没有同意，并认为：“当一个人还没有核武器的时候，那准是他喊叫得最凶的时候”。

1963年9月，蒋经国访问美国期间，劲头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国提供运输和技术支持，打击大陆核设施就可以干。但肯尼迪对蒋方的能力并没有信心。蒋走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又拟定了一个以多批次常规武器打击来毁坏和瘫痪中国核设施的应急计划。

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被刺身亡，罗伯特·约翰逊继任。

1964年4月14日，约翰逊政府又起草了一份绝密报告，这份最为重要的报告至今没有解密，但从其他史料文件中佐证到美国政府曾对摧毁中国核能力做过数项研究，包括美国单方面行动、与苏联合作和美国委托第三方（台湾当局）进行攻击等。

1964年9月15日，中国的核试验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阶段，美国方面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对中国实施打击，比中国拥有原子弹的风险更大。

转眼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筹划详细的战争计划时，也难免心有余悸，和平从来都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争取的！

由于中国长期遭到封锁，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了解甚少，所以才保持着更高的警惕性。档案材料证明，中国当局对美国当时的活动，确实有一定的察觉。在原子弹将要研制成功时，中国方面已经从许多信息和情报了解到，美国正在策划对中国核设施进行袭击。

1964年9月，也就是美国高层最后讨论要不要对中国核基地进行袭击的时候，周恩来亲自主持了第九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研究是否按时爆炸原子弹。贺龙、李富春、罗瑞卿、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等15人参加了会议。在分析了严峻的国际形势后，有人提出等到1970年三线建设好第二个核基地以后再进行爆炸，以免提前遭受袭击；也有人认为早晚都有压力，还是原定10月爆炸。最后，会议决定由毛教员和中央定夺。9月21日，周恩来给毛教员请示了三种方案：一、今年爆炸；二、明年4、5月份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爆；三、推迟爆炸，到西南的第二批核试验基地建好以后。毛教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后指出：原子弹是吓唬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批示“即办”，按原计划10月爆炸。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到1965年初，美国的袭击动向得到了证实。

苏联对中国的核威胁

1960年起，中国一再向苏联提议就两国边界问题举行谈判，苏联方面态度消极。直到1964年8月15日，在中苏边界谈判最后一次会议上，中国方面表示如果苏方再不作出让步，“中方可考虑通过其他方式解决问题”。苏联方面认为这是军事威胁。9月15日，赫鲁晓夫发表谈话说，苏联将使用所有手段，包括“最新式的歼灭性武器”来保卫自己的边界。这是苏联第一次表露对中国动用核武器的可能。

1964年，毛教员提醒：不能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指苏联），要准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联合打我们这一手。

之后，1964年7月，刘伯承元帅视察了中苏边界的黑龙江地区，仔细研究了抗日战争末期苏联进军东北的路线和作战情况，结合未来反侵略战争，谈了对国防的构想，为中央军委制定战略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1966年3月28日，毛教员在与日共领导人宫本显治谈话时提到：苏联在外蒙古设立了原子弹、氢弹基地，驻扎了两个师；在中亚西亚的新疆那一边的哈萨克斯坦增加兵力；在赤塔以北的伯力、海参崴增加兵力，我们要准备好应对美苏的合作入侵。

此时，中国方面已经开始意识到苏联的威胁正在逐渐加码。

此后的几年之中，苏联向邻近中国边境地区和蒙古部署的军队由10个师近20万人逐渐增加到54个师近百万人；1967年1月，苏联在外贝加尔军区建立了针对中国的导弹基地，占苏联总数1/3的战略导弹直接指向中国；1968年1月，配有导弹和坦克的苏军进驻蒙古；在远东还配备了能进行战略核攻击的远程轰炸机50架和中程轰炸机400多架；苏联海军也加紧向印度洋扩张，企图在军事上夹击中国。

1968年8月21日，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五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0月10日，毛教员在与金日成谈话时说：这个捷克事件可是教训大呢！苏联既然能够侵占捷克，它一定就不能侵犯别个国家了吗？

半年后，1969年3月2日，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乌苏里江畔的珍宝岛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毛教员在中共九大上发出号召：要准备打仗。

1969年8月13日，苏联又出动直升飞机、坦克、装甲车和数百人，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攻击中国边防巡逻队，制造了又一起严重武装流血事件。被围的30多名中国边防战士英勇抵抗，全部牺牲。

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又企图动用核武器的手段，此时的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竭力主张对中国实行原子弹进攻政策，提出“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核进攻计划。另外还有一种意见，即有限地对中国实施“核外科手术”，主要是摧毁中国的核设施。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反对这样做，认为太冒险，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一两颗原子弹难以消灭其抵抗，反而会使苏联像美国在越南一样，陷入没完没了的战争。

此一时彼一时，此时的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极力反对莫斯科的核打击计划。这个就是20世纪的三足鼎立，中国就这样在美苏的夹缝中间艰难的发展了起来，不得不佩服伟人对世界局势的准确判断：当时的世界格局以美苏冷战为主要矛盾，中美、中苏之间都是次要矛盾，得中方者得天下。

应敌之策：三线建设

在美苏核武力威胁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方面出现了两次三线建设的高潮，什么是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是指20世纪60～70年代，中国以加强国防为中心的战略大后方建设，是国防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

当时针对三线建设的必要性，国内持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中国贫穷落后，不合适搞三线建设；但当局智慧团更多认为，搞三线建设很有必要：纵观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至1945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前后遭到7次大规模入侵战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战争、中法战争、日清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战争，几乎不到15年中国就要遭遇一次大战，死亡5000万人以上，国家几乎被瓜分；加上二战后最大的两次局部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又都发生在中国的友邻，将中国卷入其中。

作为一个工业设施集中在东部沿海、没有后方战略基地的落后大国，三线建设的战略意义重大，要深入探讨三线建设的重要性，离不开两个历史问题：

第一：1964年，教员和中共究竟把谁当作入侵袭击中国的主要假想敌，是只有一个还是多个？

第二：入侵可能在哪个方向发生，采取什么样的防御方针？

1963年2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结束后，毛曾经分析说：与中国打仗，我看英国人不会来，法国人不会来，德国人不会来，无非是一个日本人还可能来，一个美国人可能来，一个蒋介石可能来，一个印度人可能来，就是这几个。这时他并没有提到苏联。可见教员最初并没有把苏联当作假想敌，而所谓日本人、美国人、蒋介石，都属于美国势力。而印度人如果入侵，主要发生在边界地区，深入内地是不可能的。

在1964年有关战备和三线建设的各种秘密文件中，都指出要抵御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并没有提及苏联。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毛也开始考虑苏联的威胁。

一旦战争爆发，美国势力可能从哪个方向入侵，是当时战略防御方针的焦点。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央已制定了“积极防御”战略，彭德怀还具体提出在东南沿海重点地区设防的措施。这是以美国、台湾为主要作战对象，抵御从海上、特别是东南沿海方向的大规模进攻为背景的。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林彪替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后，否定了其主张，认为这是“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的消极防御。他提出了一套新的战略主张：将全国沿海岸线划分为死守地区和固守地区，二者“大体上”以长江（实际上是以长江以南某海湾）为界，在其以北是死守地区，以南是固守地区。长江以北坚守，长江以南放敌人进来。照林彪的说法，死守地区不打“运动战”，只打“不动战”，就是阵地战，只有“顶”，没有“放”。在其他地区，我有进有退地打。林彪还具体指出，保卫华北、东北是基本的；固守地区除长江流域大城市外，其他城市，包括杭州、福州、广州都可以放弃，让敌人去占，不怕打烂坛坛罐罐。这一思想后来概括为“北顶南放”方针。

“北顶南放”方针是针对可能从东部沿海的南半部和北半部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入侵的美国势力。

北面入侵存在三条路线：一是入侵朝鲜后，以此为跳板再侵入东北；二是沿着当年八国联军的老路突入渤海湾直插京津一带；三是从山东、江苏、上海沿海登陆后，分割中国南北。

南面入侵也有两条路线：一是从台湾登陆进攻东南沿海地区；二是从越南、中国南海把战争扩大到两广地区。

按照这个战略，东北、华北地区都是后方，应该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基地建设。

1964年5月，毛教员详细地谈了他的战略防御设想，否定了林彪在此前提出的战略方针。他说：“还有一个战略问题，我考虑很久了。所谓北顶南放，我看不一定。敌人一定要从东北来？还是日军的老路，我看不一定。主战场不一定在朝鲜、东北。敌人从两广来，能得到什么东西？也不一定。”他认为：“我看从渤海来，占领天津、北京，把我们割断，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老路，路程也不很远。”“顶，要顶一下，顶不住还不是走？不能放在顶得住上。”

毛教员担心的是敌人可能从东部中央突破，拦腰分裂中国南北。11月，罗瑞卿带领总参作战部人员前往秦皇岛、唐山、天津、沧州等地区勘察敌人可能登陆的地形，回来后向毛教员写出了报告。

毛提出的防御方针后来形成“诱敌深入”方针。1965年6月，教员在杭州会议上最终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方针：还是要诱敌深入才好打。敌人得不到好处，你就不能诱敌深入。御敌于国门之外，我从来就说不是好办法。

那么，诱敌进入后自己向哪里走？北面既然已经不可靠，只有向中国广大的西北地区转移。因此，西部地区成为真正的防御后方。由这个战略变化，确定了国防和工业建设重点放在西部地区的三线建设方针。

历史一再告诫我们：战争从来不是单方面可以回避的，战与不战都要做足最坏的打算！

（资料来源：党史博览、历史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