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至三国时期，天下烽烟四起，群雄间依附与背叛，反复无常的事例举不胜举。一众人物中，吕布成为背信弃义的典型，不仅为史家所不齿，也常常成为后人置喙的对象。
对上不忠东汉末年是游侠横行的时代，其中，又以“轻侠”层次最低。《三国志》中的《鲁肃传》《凌统传》《贺介传》等都出现过“轻侠”一词。
据方诗铭教授分析，这群人是被践踏的社会底层的游民无产者，优点是“骁勇”“尚气力”，有其斗争和反抗的一面，其弱点则是勇而无谋，并易为人们所利用，而吕布，早年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人。
吕布，汉末五原郡九原人（今山西、内蒙部分地区）。五原郡，地处北方边陲，汉胡杂居，民风彪悍，尚武少文，“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贵壮健，贱老弱”。
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吕布，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便弓马，膂力过人”，得到了并州刺史丁原的重用，任为军中主簿，开启了自己的仕途之路。
在时人眼里，吕布实为一武力工具而已，他的并州老乡、司徒王允，一方面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另一方面又“素轻布，以剑客遇之”。事实上，不光是王允，几乎当时所有的大姓、名士和大官僚，都对吕布持轻视的态度。
但是对吕布来说，当他从贫瘠的边地并州来到繁华的洛阳城，接连面对董卓、王允等抛出巨大的名利诱惑，本就缺礼少文、没有明确忠义观的吕布，自然就不会去想那些杀戮背后所带给他的负面影响。
相反，在接连杀害丁原、董卓之后，这种短平快的获取权力和财富的手段，又对他一贯的“游侠”心理构成进一步刺激：在他的世界里，只有利益，没有是非对错。
189年，汉灵帝死，长子刘辩即位为帝。大将军何进为除掉干政的宦官，召凉州的董卓、并州的丁原两路人马进京。
两路人马中，丁原先到的洛阳，被任命为执金吾，负责京城的守卫工作。后进京的董卓，与丁原发生了一点摩擦，董卓为了控制朝政，同时吞并丁原带来的并州部队，利诱吕布将丁原杀害。
升官后的吕布，与董卓关系更近一层，拜董卓为义父，成为董卓的私人贴身保镖。董卓虽然很看重吕布，但吕布性格冲动偏狭、做事不顾后果，导致二人之间渐生间隙。
一日，吕布因一件小事惹董卓不高兴，董卓就“拔手戟掷之”。吕布惊险躲过，内心由此产生怨恨之情。加上负责贴身守卫的吕布，与董卓的侍女私通，内心一直为此惴惴不安，怕被董卓发现。一直在策划除掉董卓的司徒王允获悉此事后，就鼓动吕布刺杀董卓。
之后，在董卓前往参加汉献帝宴会的路上，吕布等人设伏杀死董卓。吕布也再次被提拔，封为奋武将军，授给节符，可以使用与三公规格相同的仪仗队，爵位也有了晋升，进封为温侯，与王允一起共掌朝政。
本来，当时的董卓挟持汉室至长安，已经被视为“逆贼”，为群雄所不容。吕布此举，客观上是行了公正之事，但依然受到众人谴责。
一来，他之刺杀董卓，并非出于国家大义；二来，他作为董卓义子，这样做确实有违人伦，尤其为当时的士人所不容；第三，大族和官僚们无法容忍、也不能接受像吕布这样的粗鄙之人，以这样的方式登上他们想达到却又没有达到的权力巅峰。
吕布对东汉朝廷也不忠。董卓迁都长安前，将昔日繁华的洛阳城变成断壁残垣之地。不仅如此，董卓还决定掘光洛阳四郊东汉前任帝王将相的坟墓。吕布作为董卓亲信，是这件事的主要执行者。
在他指挥下，包括汉光武帝刘秀在内的数十座陵墓无一幸免，全数被掘，墓中陪葬的金银玉器被洗劫一空。
作为汉室子民，在东汉皇室还在位的情况下，这种掘祖坟的行为，充分暴露了董卓、吕布之流寡义廉耻、唯利是图的本性。
后来，曹操曾以朝廷的名义封吕布为左将军，吕布表面上“奏章谢恩”，不久又背叛朝廷，复归谋逆的袁术。
这种行为，恰如《诗经》里所说的那样，“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对友无义195年夏秋之交，在兖州争夺战中输给曹操的吕布，前往徐州投奔刘备。向来以宽厚仁德闻名的刘备，将其安排在小沛。
当时的刘备，在徐州的地位也不稳固，徐州牧陶谦刚刚去世，他手下的“丹阳兵”刘备还无法驾驭，以勇猛善战著称的吕布的到来，至少在表面上是大大增强了刘备的实力。
但刘备显然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吕布带来的并州军，久经沙场，比“丹阳兵”还难管。
196年6月，刘备起兵东征，与袁术打仗，袁术在正面战场受挫。袁术的手下就出主意，让他给吕布写了封信，许诺送其数额巨大的兵器战具和米粮，让吕布在后方偷袭刘备。结果刘备在前方打仗，后方的吕布出兵，把他的老巢下邳城给端了。
徐州州政府所有的公文档册、粮食物资、留守兵卒等，都落入了吕布之手。刘备部下的家属，也全部成了吕布的俘虏。
此举让刘备立即陷入困境，无奈之下，他向吕布请降，被安排到小沛，之前被俘的刘备本人及其部属的妻妾儿女两百余人，吕布也全部送还。
但吕布很快反悔，尤其当得知刘备在小沛扩充实力时，觉得刘备是一个非凡人物，在其力量不大时还无所谓，一旦羽翼丰满则不可挟制，于是亲率两万人马突袭小沛。刘备没想到吕布翻脸这么快，仓促迎战，一败涂地，最后逃往许县的曹操处。
对另一盟友袁术，吕布同样展示了自己的反复无常。吕布在内心里似乎一直对袁术存有某种亲近感：在徐州时，仅仅因为袁术所开的一张空头支票，就举兵反刘袁术筹划称帝时，想找人帮着撑撑场子，派人向吕布求亲，希望结为儿女亲家，吕布也欣然同意；被曹操围困的危急时刻，他再次想到找袁术帮忙，甚至想亲自带着女儿到淮南去找袁术。
他与袁术的第一次反目是因为袁术当初答应给的粮食和武器没有兑现；第二次反目是被手下一个叫陈珪的人规劝，意思说袁术非分称帝，已引起天下公愤，他心中恐惧，所以才向你求亲，你一旦与他结成亲家，便将和他一起蒙受不忠不义之名，将如董卓那样成为全国共讨的逆贼。
对此当今一些学者认为在汉末天下大乱的局势下，群雄之间都是只有利益、没有诚信，反覆无常者甚多，岂独吕布？
确实，当时大多数自觉有点能力的人，都在寻找可以供自己施展才干的舞台，比如刘备，先后投奔过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和刘表等人。曹魏的荀彧、郭嘉、许攸，西蜀的法正、李严、张松等，都有过跳槽经历。
但后世对这些人的人品并未予以否定。据此，他们认为，陈寿嘴里所说的“轻狡反复，唯利是视。”有点过分。
这些观点看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似未抓住主要矛盾，吕布的核心错误不在不义，而在不忠，所以陈寿才如此贬低吕布。
这种不忠行为，先在当时的士人中引起巨大反感，再经由后世史家、文人之笔，最终在时代的绵延中将吕布背忠弃义的骂名坐实。
千古骂名吕布之所以被时人看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触碰到了当时士人们的另一底线，即对主君的杀戮问题。
据张寅潇在《吕布“轻狡反复”》一文中分析，东汉自光武帝后，就在知识分子之中不断强化这种忠君观念，“崇尊节义，敦厉名实”。结果到了汉末，即便皇室已经风雨飘摇，但依然有一大帮名士在忠实守护，比如孔融、荀彧等。
当时的忠君，不仅仅是狭义上对皇帝的忠诚，还包括对诸侯、大臣、名儒等人。东汉时的官员选拔制度主要还是察举和征辟两种，三公、九卿和地方郡守在任命属吏方面可自行处置，比如吕布很可能就是得到丁原的举荐才得任军中主簿。
基于这种特殊关系，被辟举者往往对举荐之人心存感激。比如汉末的臧洪，为报故主张超知遇之恩，不惜抗命袁绍，固守孤城，城破人亡，慷慨赴死。这种行为在当时很得士人看重，传为美谈。
所以，当时的士人很看重对主君的忠诚，但另一方面又认可良禽择木而栖这样的价值观。这样看似矛盾的观点在乱世中和谐统一。
士人们虽然在选择主君方面有着自己的判断，但有一条底线从不触碰，那就是可以离弃主君，选择自己认为更值得投效的人，但不能伤害前主君的性命。
吕布不仅残杀前主，且以故主脑袋进献新主。这种害主求荣的卑劣行径与当时忠义的主流理念完全背道而驰，所以即便杀董卓是顺应人心的正义之举，也依然得不到人们的谅解。而陈寿将吕布与臧洪这两个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人物放在一个列传里，可谓是用心良苦。
三国之后的大多数朝代，往往都是强调纲常伦理和传统忠义观的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所以陈寿之后的历代史书或史论中，吕布都作为一个负面典型存在。
比如南北朝时的《宋书》里写到：“虽吕布贩君，郦寄卖友，方之斯人，未足为酷。此其不信不义，言诈翻覆，诸夏之所未有，夷狄之所不为也”。王夫之则直接说：“吕布不死，天下无可定乱之机”。
当然，对于吕布的所作所为，历史上也并非全是骂声。比如在唐代，李贺、王起、崔致远等均写诗夸赞过吕布，但夸赞点多集中在其过人的武力上。
元代的杂剧，除了强化其武勇外，更多的是对他与貂蝉之间感情故事的演绎，这是市民文化心理的表达。而所谓的“马中赤兔、人中吕布”的说法，也是在这一层面的人口中传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