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是何时离开广州的，我已记不清了。后来 想，大概是北伐军出发以后。走的水路还是陆路，也 不记得了。只记得大姐、哥哥、我和妹妹来到上海， 住在一家亲戚的隔壁，父母、二姐都没有同来。我们 几个人每天都在等母亲。

不久，母亲风尘仆仆地回来 了，听她说是从南昌来的。我后来推想，她是在南昌 起义之前走的。当时她已经怀上了五妹，不久将临产，二姐大约也于此时来沪就学。母亲把家搬到法租界一 个弄堂里，租了一处二居室的楼面。我们在这里大约 住了三四年。

不知过了多少日子，一天晚上，父亲也回来了。 他身穿一件深色长袍，打扮得像个商人模样。我们大 为惊喜，围着他问长问短。我记得当时父亲坐在床边 的蚊帐门中间，母亲坐在旁边，我们小孩围坐在周围 的小凳上。父亲向我们说了一路的惊险历程。

当时我 并不明白事情的原委，后来才知道，他是在南昌起义 后到海陆丰，又经香港才辗转回上海的。他说的具体 情况我不记得了，只感觉很危险，我们听得很入神。 这之后他住哪里，我们小孩都不知道，后来才听说是 借居在母亲娘家伍姓的堂兄处。

由于遭蒋介石通缉， 所以这段期间，他有时住在伍家，有时住在我们的从 堂兄林永言家中。我的二姐和一位堂姐去照顾他，为 他上街买报刊等等。这样，直至党组织决定派他出国。 家里为他筹措路费，费了许多周折，后来总算筹到了 去日本的路费。

在日本时，由我们的两位同乡邓伯粹、 林定平保护他，但不知怎的，还是惹起日本警方的注 意 警方怀疑他是国民革命军的唐生智将军。这个 情况组织上也知道了，立即派他去苏联海参崴。在海 参崴期间，父亲用假名和我们通信，假名有时叫李春 风，有时叫林白水。

他去海参崴后，考虑过把我们一 家作为“商人”眷属也搬过去。母亲非常愿意，嘱托 亲友帮我们办护照，一家人都取了假名，全都姓李。

还缝了大棉袄、大棉裤。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棉衣在 海参崴是根本不能御寒的。我母亲原定经东三省去海 参崴。谁知正在此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赴苏之 行只得作罢。

在上海的几年里，遵照党的安排，我们家做过一 些掩护党中央机关和一些共产党员的工作。对此我当 时并不十分清楚。就是说，我虽然参与了，但并不知 道这是掩护工作，而是后来听母亲和姐姐，以及蔡畅、 李立三等同志说过。

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伪装成 普通人家住在租界。但如果没有亲友往来，难免会引 起邻居和租界巡捕的怀疑。我母亲打扮得像一般家庭 妇女，外出时带着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很像是去亲 戚家串门。到了那里(实际是党中央机关所在地),表 面上喝茶、聊天，有时还打打麻将，实际是谈工作。 “客人”有时也到我们家里来坐坐。

来往的有刘少奇 (不知当时的化名)、大何先生(张国焘)、小何先生 (李立三)、蔡畅(不知当时的化名，只称她为蔡妈妈) 等人。有时，有的同志路过上海，没有住处，就到我 们家来。

家人记得最清楚的是恽代英同志。有一天他 来了，穿一件灰布长衫。进屋后像熟络的朋友一样， 和母亲聊天，和小孩玩儿，和哥哥下棋，住了几天， 就走了。张国焘的回忆录中也写道，有一次党的地下 机关被破坏，他匆忙来到我家躲避。据他说，我母亲 表现得很机警，立刻让他进入屋内，住了一夜。记得，还有一位客人叫刘少文,在我家里住了较长时日，是 养病，直到痊愈后才离开。

解放后，二姐看到电影《革命家庭》,就对我说， 当年我们家很像那个样子。

大革命失败后，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几年中，我们 小孩都上了弄堂小学。这是用上海弄堂里的几间民房 办的私立小学。往往两个班共用一个教室，师资力量 很弱，谈不上操场等设施。我们印象较深的是，当时 母亲一再告诫我们，当学校问及家长是谁时，不可说 出林祖涵或林伯渠的名字，只能用母亲的名字“复 明”,加上林姓，即用“林复明”作为家长的姓名。这 个名字一直用到1937年，直到有一天二姐欣喜地告诉 我，现在可以说父亲的真实姓名了。这时已是第二次 国共合作了。

后来，母亲接到父亲一封信，是那个阶段的最后 一封信。父亲在信中说，既然家庭生活无经济来源， 孩子们就不必上学了，要二姐和哥哥到工厂去做工 (大姐的腿有残疾),我和四妹在家学点手工。母亲心 中十分着急，病倒了，而且是心脏病。家里人心惶惶， 我和四妹都还小，不懂事。

记得有一次母亲昏厥，二 姐急得大声哭喊，我们也十分恐慌。那时家里有大姐、二姐、哥哥、我、四妹和出世不久的五妹，共六个孩 子，家庭负担确实很重。亲戚们的家境均不佳，想帮 也帮不了什么。后来杭州的一位堂舅来信邀我们一家 去他家暂住，望能等到父亲的讯息。

在杭州住了一年，父亲杳无音信，母亲只得做回 湖南老家的打算。作为中国第一届女子师范学堂毕业 生的她，不愿让我们辍学，但又无力负担所有孩子的 学费。她对我们刚上大学的二姐说：家境如此，你一 人上学，弟妹们就都不能上学，不如托你父亲过去的 老友找个小事，可以帮助养家，抚育弟妹。

二姐是顾 全大局的，她找到父亲过去的老朋友覃振(国民党元 老之一，同情共产党),觅到一份工作。二姐为人忠 厚，一生对我照顾颇多——都是在我命运的关键时刻， 我在后面还会提到她。那时，她带着我生活，送我上 学。母亲则带着其他的孩子回湖南临澧县老家。我的 五妹林秉元，因为家境困难，一岁半在上海时就被没 有孩子的同乡人家领养，七年后才被二姐接回。母亲 回老家后，受聘任县里女学堂教职员、校长等工作， 借以养家。这样过了五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父亲从延安来信了。母亲回信告知家中境遇，希望父亲接几个孩子去养育。父亲同意接我和四妹林琳去 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