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曾经上过西昌师范学校，

那是解放前，四十年代左右。

母亲从学校毕业，梳着齐耳短发，

与同班同学照了一张集体合影。

那时的人们，好像都挺朴实，很憨厚的样子。

母亲也一样，微微笑着，有些害羞。

每个同学，分手之前，都会留下格言，

相互赠送，写在笔记本上。

母亲找出当年笔记本，让我看一张又一张泛黄的照片，

那是属于母亲青春的日子。

上面，有母亲一句格言，

很简单，四个字，

自强不息。

母亲给我看格言的时候，我还很小，

大概刚刚上小学吧。

自强不息这四个字，

深深地印在脑海，再忘不掉。

无形之中，也成了我的人生格言，一辈子的座右铭。

我这一生，能够一直朝前走，不灰心，不颓废，

即使跌了跟头，很快就站起来。

显然同母亲这一格言大有关系。

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往往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

记得刚读初中吧，

六十年代初，正碰上自然灾害，

大家日子都很苦，一日三餐，能够吃饱，就算不错，

偏偏此时，母亲担任了县人委会（县政府）司务长。

说是什么长，其实光杆司令一个，没有助手。

什么事都得自己干。唯一可以调动指挥的，就是几个炊事员。

那时，每人一月交伙食费10元。

一个月，30天，就花这10元钱，

要想吃得好些，就得多想办法，节省开支。

母亲的办法很简单，也很见效。

她准备了一个大大的竹背兜，

自己整天背着，到市场去买菜。

哪里像一个人委会的工作人员?

母亲并不在意这些，蹲下身子，同农民认真讲价，

再将买下的菜，自己背回来，能节约一点是一点。

母亲还想出法子，在食堂外面大院子里，开辟出一块一块蔬菜地，

动员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每到周六下午，机关干部，包括县长、副县长，局长、科长，

都要地里干活，浇水，种菜。

还真解决了不少问题。

同样是10块钱，县人委会的伙食，就比别的单位好。

人们都称赞魏大姐能干，有办法。

不知是为了锻炼儿子，还是节约劳动力，

母亲经常叫我陪她一起给蔬菜浇水，浇粪。

最恼火的是浇粪，

得到厕所后面的大坑边上，用粪瓢，将大粪一瓢一瓢舀进桶里，

再把粪桶挑到地里，给菜苗浇粪。

不但闻着很臭，而且一不小心还会把屎尿溅到衣服上，裤子上！

我是很不情愿干这个事情的。

然而母亲却乐此不疲，面带微笑。

下午放学，晚饭以后，母亲总喜欢叫我陪她一起浇粪。

她说，多浇点粪，菜才会长得好。

路过的人们，纷纷投来赞许目光，

母亲十分高兴，甚至还有点自豪。

母亲最高兴的时候，是每逢年底，12月31日，

母亲会叫我找出一张白纸，画“元旦菜谱”。

那是母亲精心安排的一场食堂盛宴。

有回锅肉，粉蒸排骨，红萝卜烧鸡……

有青椒炒肉，凉办三丝，白莱丸子汤……

写完莱谱，我会在上面画一盘一盘菜肴，

盘子上还冒着丝丝热气！

元旦一大早，母亲会将菜谱贴在食堂门口，

路过的人们，笑嘻嘻望着菜谱，

母亲心里，此时是非常甜蜜的。

母亲人挺老实，只知道埋头苦干，

五十年代初，她同父亲从西昌调来会东县，

因为这里刚从会理县划分出来，

又在会理东面，便取名会东县。

母亲和父亲刚开始在县税务局工作，

后来，因为她性子直，爱说老实话，

不知怎么，得罪了一位领导，

于是，将母亲“发落”到下面区里。

当时，我刚读小学，

妹妹还在上幼儿园，

清晨，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从县城出发，

请了一位农民，挑上一副担子，

我们走累了，就可以挑上，

一头坐着妹妹，一装着我。

母亲要去的是近百里外山村，一个名叫埫塘的区政府。

上级分配她去区政府管伙食。

天已傍晚，夕阳下山，离区政府所在山村，还有很远，

我们翻过山头，正在慢慢下坡，

突然，农民挑担子的绳子断了！

我和妹妹，从箩筐里翻滚下来！

摔在路旁小水沟里，浑身泥土……

母亲把我们拉起来，拍去泥土，

将我和妹妹搂在怀里，

遥望着远远的山村，

无声地哭了！

母亲的眼泪，

滴落在她的手背，

留在我和妹妹记忆里。

母亲到了区政府，为大家管理伙食。

她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能力，

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吃得更加可口。

记得区政府围墙外，有一大片农民种的红苕地，

红苕叶长起来，绿绿的，嫩嫩的，

母亲便和大家将红苕尖掐下来，大锅里一炒，

便是一盘一盘可口的蔬菜！

母亲还带我到附近农民家里同，

买他们做的红苕粉，

回来蒸成红苕粑粑，

大家吃得都很满意。

或许母亲的能干出了名，

县人委会正缺少一位司务长，

便把母亲调回县城。

从此，母亲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

我一直以为，母亲是自强不息的，

是非常非常努力的，

但是，在那个年代，

像她这样一个情况，

再自强不息，也只能是这个样子了。

母亲最大的遗憾是，她没有能够提为科级，为儿女争光。

但她也是欣慰的。

母亲说，我这辈子虽然没有当什么官，

但总算没有犯错误，影响你们的前途。

母亲是非常喜欢我这个老二的，

她认为我最忠厚老实，也最肯吃苦，长大会有出息。

对于我的婚事，母亲和父亲都一直记挂在心。

一天夜里，在县礼堂看电影，看到感人之处，

听到后排有抽泣声，一打听，此人叫杨乔，

是郊区联合公社知青，如今是广播员。

正好，父亲的同事王叔叔在联合公社当党委书记！

于是托人介绍我到联合公社相亲。

这就有了我与杨乔“一杯糖水”结下的情缘。

此后，杨乔到我们家，母亲拉住她的手，好高兴！

杨乔却有些害羞，毕竟曾经认识，便喊了声“魏大姐”。

母亲说，这姑娘实在，要得！

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将母亲接来北京。

儿子上小学回来，她已经给儿子做好了饭菜。

便静静地坐在一边，看她的孙子吃饭。

母亲不会说普通话，也不善于同人交往。

在北京的日子，母亲是孤独的，寂寞的。

当时的我，整天忙忙碌碌，就惦记着那点工作，

回到家里，很少细细过问母亲的生活。

母亲曾当着我的面说，

与其养一个当官的儿子，莫如养一个当炊事员的儿子！

母亲说这话的时候，似乎有些欣慰，更多的是埋怨和叹息。

母亲同我们一家相处时间最久，彼此感情很深，

临终之前，母亲拉住我的手说，国枢啊，没有乔娃，就没有你的今天，你要好好对她！

又把儿子叫到身边说，詹越，你要好好对你的妈妈！

遵照母亲的遗嘱，她去世以后，

没有通知远在四川的哥哥妹妹，

我和杨乔，就我们俩，送母亲最后一程，

记得那是个清晨，天空阴沉沉的，就要下雨。

我捧着母亲的骨灰盒，杨乔捧着遗像，跟在后面，

我们静静地，慢慢地，

绕八宝山殡仪馆前面的小广场，走了一圈。

我和杨乔都没有说话，

眼泪，止不住地流……

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将母亲接来北京，近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