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尼古拉斯·马克西米利安·弗赖赫尔·冯·恩琴-斯特恩伯格男爵是苏联内战时期的一位远东白卫军将领，于1885年12月29日（1886年1 月10日）出生。

他的家庭是来自古老的德国-波罗的海伯爵和男爵家庭。

该家族是汉斯·冯·恩琴的后裔，此人曾经于1269年担任里加大主教的封臣。

恩琴的父母游历了欧洲很多地方，在结婚第六年，他们在奥地利生下了一个儿子，按照德国贵族家庭的传统，取了三重名字尼古拉斯-罗伯特-马克西米利安。

1887年，一家人定居在雷瓦尔（今塔林）。 1891年，恩琴的父母离婚，他跟着母亲一起生活。

1894年4月，索菲亚再嫁，并又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在这一过程中，恩琴与他的继父以及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之间，都相处得比较不错。

1900年至1902年，恩琴曾短暂就读于雷瓦尔（现爱沙尼亚塔林）的尼古拉耶夫体育馆（现为古斯塔夫·阿道夫体育馆），但由于1901年因患肺炎，被迫停止上课，进而再遭到学校的无情开除。

为了治病，恩琴曾到南方及国外就诊。

1902年8月1日，继父写了一份申请书，要求他加入圣彼得堡海军学员军团。

恩琴同意了，但他在这个军团学习期间，行为很是不端，也总是相当的任性，并逐渐恶化。

所以，很快1905年2月，恩琴便被交还给父母照顾。

在日俄战争期间，恩琴作为第1类志愿兵入伍于第91德维纳步兵团，但该团并未参加战斗。

恩琴要求调往前线的哥萨克师，但这并没有成功，他继续加入了第12维利科卢茨基团，被分配到南满战区的军事行动。

当他到达满洲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 1905年11月，恩琴晋升为下士。

1906年，他进入巴甫洛夫斯克军事学校，并于1908年毕业，并应他的要求，加入了外贝加尔哥萨克军第一阿尔古纳军团，由埃德勒·冯·伦南坎普夫将军指挥，这位将军与恩情的祖母有亲戚关系。

1908年6月起，恩琴在外贝加尔哥萨克军第一阿尔古纳团服役，军衔为短号。

1910年，军官荣誉法庭迫使恩琴调往阿穆尔哥萨克第一团。原因是与同事发生冲突，导致恩琴头部受刀伤。

1912年，他晋升为百夫长。

1913年7月，恩琴辞职前往蒙古科布多。

恩琴的目标是参加针对中国的蒙古民族解放运动，但他只被允许在俄罗斯领事馆车队中担任编外官员。

1914年，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消息后，恩琴立即启程前往俄罗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加入第34顿河哥萨克军团，在加利西亚的奥地利前线作战。战争期间，他五次受伤，但回到岗位时伤势尚未痊愈。

由于他的功绩、英勇和英勇，他被授予五项勋章，其中包括圣约翰勋章。

1914年底，恩琴转入涅尔琴斯基第一团，服役期间被授予四级圣安妮勋章，上面刻有“勇敢”字样。

1915年9月，恩琴被借调到阿塔曼·普宁北部战线，特别重要的马术分队，其任务是在东普鲁士敌后进行游击队行动。

在特种部队服役期间，翁琴又获得了两项勋章：三级圣斯坦尼斯劳斯勋章和四级圣弗拉基米尔勋章。

1916年7月或8月，恩琴男爵回到尼布楚团。 1916年9月，他从百夫长晋升为波德绍尔，然后又晋升为以索尔。

1916年10月，在切尔诺夫策市，他因违反纪律被开除出团。

1917年，他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并从那里前往高加索方面军。

据推测，他是由第 1 涅尔钦斯基团指挥官、巴伦·弗兰格尔上校调到那里的。

在那里，恩琴得以和他的好朋友谢苗诺夫（白卫军的另一个著名将领，未来的阿塔曼）重新聚在一起。与此同时，恩琴本人还参与组织了与俄罗斯并肩作战的亚述志愿分队。

亚述人表现出色，但这并没有对前线糟糕的战争形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自1917年二月革命后，俄罗斯军队便陷入了持续的崩溃当中。

1917 年 7 月，谢苗诺夫离开彼得格勒前往外贝加尔地区，并于 8 月 1 日抵达那里，应他自己的请求，被任命为远东临时政府负责组建国家单位的专员。

紧随其后，他的朋友、军事工头翁琴男爵也出现在了外贝加尔地区。

1917年10月或11月，恩琴带领10至16人在伊尔库茨克创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并在伊尔库茨克加入了谢苗诺夫。

在了解十月革命后，谢苗诺夫、恩琴等六人前往赤塔，从那里前往外贝加尔地区的达乌尔车站，在那里决定组建一个团。

1917年12月，谢苗诺夫、恩琴和其他5名哥萨克解除了士气低落的满洲驻军的武装。谢苗诺夫在这里开始组建满洲特别队来对抗红军。

1918年初，恩琴被任命为空间站站长。

海拉尔男爵解除了那里的亲布尔什维克部队的武装，这成功激励谢苗诺夫和恩琴，让他们得以更加积极地扩大他们的反布尔什维克活动。

他们开始组建国家单位，其中包括蒙古人和布里亚特人的代表。

1918 年冬春季节，外贝加尔地区出现了许多载着从崩溃的德国前线返回的亲布尔什维克士兵的火车，谢苗诺夫的分队被迫撤退到满洲里，只留下了俄罗斯地区的一小块土地。

1918年春夏，在达斡尔战线，奥莫与红军进行了持久战，恩琴也参加了这场战斗。

苏联在外贝加尔地区的政权垮台后，谢苗诺夫于1918年9月在赤塔设立了总部。

1918年11月，恩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从海拉尔搬到了达乌尔。

1918 年9 月 1 日，恩琴在达乌尔组建了独立的本土骑兵旅，在此基础上组建了本土骑兵军，随后改制为亚洲骑兵师，由恩琴指挥。

恩琴从达乌尔出发，对外贝加尔地区的红色游击队进行了袭击。

与其他白军和红军一样，恩琴大量使用征粮来补给他的部队。

首先，对红军和那些被怀疑同情红军的人，以及那些向国外大量出口金钱和货物的人进行了征用。大量招募志愿者。

恩琴制定了一项旨在恢复君主制并在欧亚大陆打击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计划，从满洲、蒙古和中国开始，再向西延伸。

在这个计划的背景下，1919年2月至9月他前往满洲里和中国。

在那里，他与君主主义圈子建立了联系，并准备了谢苗诺夫与满洲军国主义者张作霖的会面。

1919年7月，居住在哈尔滨的恩琴与一位被已经被推翻的清朝金公主（晚清时期，随着清朝的衰落和灭亡，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成员为了掩人耳目，低调生活，而改姓为金）缔结了正统婚姻，这位清朝公主还改了名字，成为埃琳娜·帕夫洛夫娜·温琴-斯滕伯格。

夫妻两人的语言不同，只能勉强用英语交流。

这种婚姻很明显是具有政治性的。

在当时清朝已经被推翻的情况下，恩琴同这位金公主结婚，自然不是看重其已经徒有虚名的清朝公主衔号，而是看重了她的另一层身份。

这位金公主还是当时中国中东铁路西段部队司令兼海拉尔省长张奎武将军的亲戚。

（在中文语境下，海拉尔并非一个省份，而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一个市辖区，名为海拉尔区。）

（而张奎武则是大约在1917年6月开始，被张作霖所赏识的一位得力部将。当时，其被任命为黑龙江第二骑兵旅旅长，兼任中东路临时警备司令，吞兵在满洲里一带）

恩琴这段婚姻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拉拢张奎武将军，以及一些试图复辟清朝的力量，来为自己所用。

1919年11月，红军逼近外贝加尔地区。 1920年初，伊尔库茨克发生起义，该市被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政治中心占领；

不久后，高尔察克海军上将去世。

1920年1月至2月，红色游击队发动了广泛的进攻。

1920年3月，他们占领了上乌金斯克（现乌兰乌德市），谢苗诺夫派撤退到赤塔。

1920年6月至7月，白军在外贝加尔发动了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恩琴与莫尔查诺夫将军的部队协同指挥亚历山大罗夫斯基和涅尔钦斯基工厂。

白军无法承受红军优势兵力的压力。恩琴开始准备撤退蒙古。

1920年8月7日，亚洲师改制为游击队。

1920年8月，亚洲师离开达乌尔，前往被中国军队占领的蒙古。

恩琴有自己的计划：他准备驱逐那边的中国军队，并着力恢复蒙古的君主制。并且由他来充当蒙古的最高统治者。

当地的很多蒙古人，也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恩琴的到来。因为对于很多蒙古人来说，恩琴的到来，可以帮助他们从中国枷锁下的解放。

1920年10月1日，恩琴的军队在乌斯季布库昆村附近越过蒙古边境，向西南进发。

在接近蒙古首府库尔嘎时，他与当地的中国指挥部进行了谈判。

恩琴的所有要求，包括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都遭到拒绝。

1920年10月26日至27日和11月2日至4日，恩琴两度袭击了这座城市，但被击败了，损失惨重。

接着，中国军队加强了对于当地的警戒和巡逻，对佛教寺院的宗教仪式进行控制。当地，任何敢在这里抢劫，并被逮捕的人，都将被视为“分裂分子”的俄罗斯人和蒙古人。

战败后，恩琴军队退至蒙古东部色参汗省克鲁伦河上游。

在这里，恩琴得到了蒙古各阶层人民的道义和物质支持。这使得恩琴麾下这支部队的财务状况有所改善，其中包括扣押了从中国前往库尔嘎的中国驻军的商队。

恩琴的部队严守纪律，对掠夺者、逃兵和小偷施以酷刑，直至残酷处决。

接着，该师又得到了从外贝加尔渗透的不同白人部队的补充，其中就包括了很多渴望蒙古从中国独立的蒙古人。

被中国军队逮捕的蒙古神权君主博克多·格根八世也秘密向恩琴送去祝福，希望他能够将中国人驱逐出境。

据当时恩琴麾下一个参谋长托尔诺夫斯基一份回忆录记载，到对库尔噶进行决定性进攻时，恩琴麾下这支亚洲师的人数大约为1460人，当地中国驻军人数为7000人。

此外，中国人在火炮和机枪方面也拥有巨大优势，并在库尔加及其周围建立了战壕系统。

1921年2月1日晚，200名藏人、蒙古人和布里亚特人在一个西藏喇嘛和其他人的带领下，一路挺进到博克多乌拉山（库尔噶以南）的西南山坡，准备将蒙古神权君主博克多·格根从中国军队的逮捕中解救出来。

与此同时，恩琴指挥他的主力部队向城内进发。

同一天，一支分队占领了库尔噶以南的中国军队的前沿阵地。

另一只大约两百人的分队也从东南方向逼近这座城市。

2月2日，恩琴部队的作战基本取得了胜利，在战斗结束后，成功占领了中国人剩余的前沿阵地和库尔加的部分地区。

在这些战斗中，蒙古神权君主博克多·格根得以从逮捕中释放出来，并将他带到博克多乌拉山上的文殊菩萨寺。

这大大打击了当地中国军队的士气。

2月3日，恩琴让他的部队休息。

在库尔噶周围的山上，他们在夜间点燃了大火，一支分队沿着这些篝火进行引导，准备进行决定性的进攻。

大火还给人留下了增援部队已经逼近恩琴并包围这座城市的印象。

2月4日，恩琴从东面向自治蒙古首府库尔噶发起决定性进攻，首先攻占了中国军营和买马臣贸易聚落。

经过激战，这座城市被攻陷。一些中国军队在战斗前和战斗中离开库尔噶。

在攻占自治蒙古首府库尔噶的过程，恩琴展现出了个人的巨大勇气和无畏精神。

例如：他并不害怕访问被围困的库尔噶，那里的中国人已经为他的人头悬赏了大量的价钱。

具体有这么一件趣事，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恩琴穿着他惯用的蒙古服装——红樱桃色的长袍，戴着白帽子，手里拿着塔舒尔，沿着大路，以中等的步态驱车进入库尔嘎。期间，他参观了中国主要政要陈毅在库尔噶的宫殿，然后经过领事城镇返回营地。

回来的路上，路过监狱，他发现一位中国哨兵正在自己的岗位上安稳地睡觉。

这种违反纪律的行为激怒了恩琴。他下了马，给了熟睡的哨兵几鞭子。恩琴用中文向那个惊醒、惊恐万分的士兵解释说：“站岗的哨兵不应该睡觉，他，恩琴男爵，因此惩罚了他！”

然后，恩琴重新跨上马，平静地继续前行。恩琴男爵在库尔噶的突然出现，在全城民众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也让中国士兵陷入了恐惧和沮丧之中，让他们相信有超自然力量在恩琴的背后，正在帮助他……（这段趣事的真实性存疑。）

1921年3月11日至13日，恩琴占领了位于蒙古南部Choyryn的一个坚固的中国军事基地。

剩余的中国军队从库尔嘎撤退到蒙古北部，试图绕过首府进入中国。

此外，大批中国士兵从买马琴（恰克图市附近的俄罗斯边境）向同一方向移动。

俄罗斯人和蒙古人认为这是夺回库尔嘎的企图。

数百名哥萨克和蒙古人在蒙古中部托拉河附近的库尔嘎-乌雅苏台公路上的塔林-乌兰-哈德地区与数千名中国士兵会面。

这场战斗发生于3月30日至4月2日，中国军队被打败了，有的投降了，有的南下进入了中国。

自此以后，整个外蒙古都得以脱离中国的统治，获得了自由。

起初，当地的很多蒙古人都将恩琴视为是解放者。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恩琴并不甘心当蒙古人的解放者，他直接当蒙古人的统治者。

很快，库尔噶内发生了很多恶劣的抢劫和暴力行为，这些行为要么是经过恩琴的允许，要么是因为他无法阻止他的下属。

不久，重视纪律的恩琴，严厉镇压了麾下失败越来越失控的抢劫和暴力行为，以免激起当地蒙古人激烈反对。

1921年2月22日，在库尔嘎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博克多·格根八世重新登基为蒙古大汗。由于恩琴对蒙古独立的贡献，其被授予可汗级别的称号；他的许多下属都获得了蒙古王子的头衔。

此外，恩琴还从谢苗诺夫那里获得了中将军衔。

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博克多汗只是一个傀儡君主而已，是没有实权的，真正的实权掌握在恩琴所率领的俄国白军手中。

但也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博克多汗的君主政府并不只是一个傀儡，其是有实权的。

因为当时所有权力均由博克多·格根八世及其政府行使。恩琴的行为也须经君主的批准。恩琴虽然获得了蒙古最高的头衔之一，但没有获得权力。

尽管恩琴帮助蒙古当局，但他几乎没有干涉蒙古事务。

不管怎样，博克多汗的君主政权，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没有国家正式承认外蒙为独立国家。国际上也仍然视外蒙为中国领土，中华民国政府虽然已经实际上失去了控制权，但口头上并没有承认其独立。

所以，这个君主政权实际上处于隔离状态，但在这段时间内，这个政权还是实施了许多进步措施，比如：在库尔噶开设了一所军事学校，开设了一家国家银行，改善了医疗保健、行政系统、工业、通讯、农业和贸易等等。

但对于从俄罗斯来到蒙古的殖民者来说，恩琴却有点不作人，让自己成为了一个残酷的统治者，实施了很多残酷的措施。

根据恩琴的命令，38 名犹太人在库尔噶被杀害；不同民族（蒙古境内及境外）被处决的总人数约为846人。

原因是恩琴认为犹太人是布尔什维克革命之所以能够在俄国取得成功的主要元凶，革命者是主要的敌人。

外蒙内部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和犹太人都被恩琴残酷屠杀。

不过，恩琴男爵虽然残酷地处决了很多无辜的犹太人，还有其他民族的人，甚至连自己的部下都被残酷对待过。

但唯独对于当地的蒙古人还是比较正常的，没有扰乱他们正常生活，其本人常常站立在保卫蒙古居民的立场上。

当时，恩琴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俄罗斯的白色事业已经失败，但他还是试图利用部分民众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来恢复俄罗斯的君主制。

此外，他还希望利用其他白军、蒙古、满洲、中国和东突厥斯坦的君主主义者以及日本人的行动。

然而，他对这些地区和西伯利亚的局势没有既定的情报和准确信息，其行为与日本的战略背道而驰。

此外，外蒙古这片土地虽然挺广袤的，但总体资源很少。无力支持恩琴这支亚洲师长期在此地驻守。

与此同时，随着这支亚洲师的纪律变得越来越差，越来越多的士兵在当地犯罪。使得当地很多蒙古人也对其越来越不满。

5月21日，恩琴向“苏联西伯利亚领土上的俄罗斯分遣队”发出第15号命令，宣布开始对苏联领土的战役。

1921年春，恩琴的亚洲师分为两个旅：一个由恩琴自己亲自指挥，另一个则由列祖欣少将指挥。

据悉，恩琴的旅有2,100名士兵、20挺机枪和8挺枪，而列祖欣的旅有1,510名士兵、10挺机枪和4挺枪，而留在库尔噶地区的部队有520人。

此外，还有一支成分复杂的亚洲分队，其里面的士兵分别来自16个以上的不同民族的代表，比如：俄罗斯人、蒙古人、布里亚特人、中国人、巴什基尔人、鞑靼人，他们组成了民族分队。

此外，蒙古其他地区的白军部队也隶属恩琴。

5月，列祖欣的旅开始袭击色楞格河以西的俄罗斯边境。

而恩琴的旅于5月21日从库尔加出发，缓慢向北推进。

此时，红军已从不同方向调兵至蒙古边境。他们在人力和武器上拥有多重优势，因此恩琴对西伯利亚的进攻甚至被认为是可取的。

列祖欣的旅在外贝加尔地区成功击败了数支红色分队。

然而，由于列祖欣的旅与恩琴的旅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再加上红军的行动，造成了包围的威胁。

故而，到了6月8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撤退，转入蒙古。

恩琴的旅在6月11日至13日的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战役中被击败。

随后，布尔什维克和红色蒙古人的联合部队在与恩琴的后卫部队发生小规模战斗后，并于 7月6日进入被白军放弃的首府库尔噶。

恩琴在伊罗河上让他的旅短暂休息后，率领该旅与列祖欣的旅汇合。

恩琴旅于7月7日或8日接近列祖欣旅，但要在4至5天后，才有可能渡过色楞格河并会师。

7月18日，恩琴的亚洲师已经出发进行最后一次战役——前往梅索夫斯克和上乌金斯克。

第二次战役时，亚洲师的兵力为3,250名士兵，拥有6门火炮和36挺机枪。

1921年8月1日，恩琴男爵在古西努泽尔斯基扎仓取得胜利，俘获300名红军士兵、2挺枪、6挺机枪、500支步枪和一支车队。白军的攻势引起了远东共和国当局的高度关注。

上乌金斯克周围的大片领土被宣布进入戒严状态，部队重新集结，增援部队抵达等等。很快，恩琴便意识到他的部队有可能陷入红军的包围圈当中。

因为现在恩琴面对的不再是组织不良的红色游击队，而是数量众多、装备精良、组织严密的红第五军和远东共和国军。

8月3日，恩琴的亚洲师开始向蒙古撤退。

8月7日至10日，该师又一路杀回蒙古。

8月11日，恩琴将该师又分为两个旅。其中，恩琴的旅走在前面，列祖欣的旅稍后在后卫中行动，击退了前进的红军的进攻。

接着，恩琴决定率领该师向西前往乌里安凯过冬，然后再次开始战斗。

然后，他显然意识到这个地方由于其地理特征将成为白人的陷阱，因此决定前往西藏。

但撤往西藏的计划并没有得到底下军官和士兵的支持。士兵和军官们确信恩琴正在计划中的战役，将会导致他们不可避免的死亡。

结果，两个旅都发生了一场针对恩琴男爵的阴谋，目的是杀死他，然后前往满洲。

1921年8月17日至18日晚，列祖欣被部下杀害。

第二天晚上，阴谋者向恩琴自己的帐篷开枪，但他设法逃脱。之后，两个叛乱旅向东出发，穿过蒙古领土到达满洲。

恩琴试图返回他的旅，但他们开枪赶走了男爵。

后来，恩琴遇到了他的蒙古师，恩琴试图将其拉到自己这一边。

然而，蒙古人已经不想再继续战斗。为了摆脱战斗，师长比谢勒图·贡松堆和部下于8月20日上午将恩琴绑起来，带到了白军那里。

随后，这支所谓的蒙古师和恩琴男爵一起被红军谢廷金所指挥的游击队抓获。

恩琴男爵很快就被判处死刑，这个判决是由莫斯科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直接下达的。

1921年8月26日，列宁通过电话转达了他对恩琴男爵案的指示：

“我建议你对这个案子多加关注，确保指控的可信度得到证实，如果证据齐全，显然是不容怀疑的，那就安排公开审判，以最快的速度进行，然后开枪。”

第二天，俄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恩琴男爵的决定，其措辞与列宁的指示完全一致。

最终，恩琴被指控有三项罪名：第一，在日本的支持下参与反对苏联政权的武装斗争；第二，参与武装行动地区对平民的残酷屠杀；第三，参与对人口稠密地区和公民的大规模毁灭。

在调查和审判过程中，恩琴强调了他对布尔什维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消极态度。

博克多·格根八世接到恩琴被处决的消息后，下令在蒙古所有教堂为他祈祷。

由于恩琴尸首的埋葬地点不详，导致了民间有一些传说，认为恩琴并没有被苏联枪决，而是成功逃亡，并躲避在某一间佛教寺院里。

后来，有人认为苏联对于恩琴的指控，存在着一些不合理，虚构的东西，所以想要对其进行平反。

但在1998年的时候，新西伯利亚地区法院主席团正式拒绝为翁琴男爵平反，承认判决的所有要点都是合理的。

恩琴曾经梦想将西藏、新疆、喀尔喀、内蒙古、巴尔吉、满洲、山东统一成一个效仿成吉思汗帝国的中央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对整个西方白种人进行“讨伐”。

恩琴本人就是白种人，为什么会反而希望亚洲的黄种人去讨伐西方的白种人呢？

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是一位彻头彻尾打击君主主义者。

当时，西方白人国家普遍已经推翻了自家的封建政权，确立了非君主的资产阶级政权或者共产阶级政权。

而亚洲的黄人国家则普遍还在实施封建式的君主制度。

所以，在恩琴这个君主主义者的眼中，亚洲的黄种人，还比较的存粹，没有失去其古老的基础。而欧洲的白人则普遍受到各种新潮思想的影响，将君主制度视为牛鬼蛇神，丢失了古老的基础。

所以，恩琴方才常常做着这样的白日梦，他梦想着自己能够带领亚洲黄种人，去战胜西方白种人，把整个欧亚大陆染黄。

同时，还要把其所信仰的藏传佛教，传播向整个欧亚大陆。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恩琴信仰佛教，但他并没有放弃基督教，表现出完全的宗教宽容，但同时在战争期间表现出残酷，违反了佛教所一贯倡导的非暴力原则。

由于恩琴解放了外蒙古，而且加上其本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具有一定的超凡魅力。

这些使得他死后被当作是一个传奇。

尤其是很多蒙古人直接神化了恩琴，认为他是一个子弹都伤不了的“战神”。

在蒙古，恩琴被普遍认为从中国手中解放的首都的守护神。

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通俗读物的作者称他为“西藏的白衣骑士”、“香巴拉的战士”、“玛哈嘎拉”等。

从恩琴男爵去世至今，还有很多人们被各种传说所吸引，在蒙古和外贝加尔的不同地区寻找他的宝藏。

俄罗斯、波兰和中国都宣称有他的“后裔”，但所有此类说法都是基于传说或伪造。

不管怎样，恩琴男爵一生行为，所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促使现在的蒙古国，从中国独立。

在很多西方历史学家的眼中，除了恩琴来到的蒙古之外，没有一个国家在被满清帝国占领后能够从中国恢复独立。但是，恩琴却靠着自己的一己之力做到了。

苏联的著名外交官阿道夫·约菲在给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的信中写道：“蒙古的苏维埃化并不是一个一致的、深思熟虑的和有组织的计划的结果。如果恩琴不在蒙古……我们也不会将蒙古苏维埃化，就像我们不会将东突厥斯坦苏维埃化一样……”

恩琴并不是白军运动的典型人物，但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构成了真正的危险，因为他公开宣称自己的目标不是立宪会议的模糊想法，而是恢复君主制。

恩琴是一位热心的君主主义者，他讨厌革命，也讨厌一切导致君主制被推翻的事情。

在恩琴的眼中，唯一能够维护被恶人——革命者如此残酷践踏的真理、善良、荣誉和习俗的，就是国王。只有君主制的国王才能保护地球上的宗教并弘扬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