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与毛主席，这两位矗立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伟人，宛如双子星辰，共同照亮了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漫长征途。他们肩并肩，心连心，共同书写了一段段不朽的历史篇章。然而，尽管他们并肩作战，共事一生，两人的政治风格却如同两极，截然不同。

毛主席，这位天生的浪漫主义者，其身上流淌着对理想社会的无限向往，他穷尽一生，追寻那个以平等为核心的社会模式，宛如一位永不停歇的追梦者。而周恩来，则是一位稳健的现实主义者，他虽在青年时期也曾对道家的“天下大同”理想社会抱有憧憬，对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深信不疑，但很快，他便从云端落回地面，认清了那些理想的空想性质。从此，他摒弃了过激的思想冲动，转而以审慎务实、稳健温和的态度，投身于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中。

在早期，周恩来便以独到的眼光，提出了“‘左倾’也同样会阻碍革命，甚至断送革命”的警示，这无疑是他现实主义政治思想的鲜明体现。西安事变的妥善解决，更是他现实主义处事风格的完美展现。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恩来更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制定了一系列科学的发展方针。

十年期间，周总理不顾个人安危，同江、林反革命集团进行着极为艰苦的斗争。叶剑英同志当时曾动情地赋诗一首，表达了解放老干部的艰难和周总理的不懈努力："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1971年9月13日，坠机事件发生在温都尔汗。周总理抓住"左"的势力严重受挫的有利时机，明确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从1972年秋开始，周总理先后在全国计划会议、公安工作会议等许多场合，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

回忆在延安的那段日子里，周恩来与同志们的闲聊中，一位同志以骆驼为喻，称赞周恩来坚忍顽强、吃苦耐劳的精神。而周恩来却谦逊地摆摆手，自称只是一头小毛驴。1958年7月，周恩来在广东视察时，又以蜜蜂为喻，勉励记者们要像蜜蜂一样勤劳采蜜，传播花粉，为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在“十年”后期，即便疾病缠身，周恩来依然力挽狂澜，苦撑危局。他深情地对人们说：“我们要像春蚕一样，把最后一根丝吐出来，贡献给人民。”这些生动的比喻，无不彰显了周总理高尚的人格魅力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孺子牛、毛驴、蜜蜂、春蚕，这些形态各异的生物，在周恩来的眼中，都是牺牲奉献精神的象征。它们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周恩来高尚人格的生动体现和光辉写照。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共产党人优秀品德的完美融合。周恩来既是革命家的典范，又是普通人的楷模。

他一生大公无私、清正廉洁、光明磊落、谦虚谨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为人民呕心沥血，献出一切，却从不要求丝毫报答和点滴特权。他生前不争权夺利，死后不争名夺位。他最后的请求和唯一的愿望，只是悄悄地、不留痕迹地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人生自古谁无死，活在人心便永生。周总理生前从不允许别人颂扬他一字一句，死后也没有留下供人瞻仰的陵墓。然而，他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却如同璀璨的星辰永远闪耀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自幼聪颖好学的周恩来在6岁起便在外祖父家那藏书丰富的书房中阅读了大量的古典书籍。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到《诗经》《春秋》等四书五经他无不涉猎。在陈氏母亲的悉心指导下他以惊人的毅力博览了古今诗文、民间文学作品以及诸多的史书和札记。他十分推崇《离骚》和屈原的人品那种“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追求美政报效祖国的献身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他。周恩来勤奋学习书籍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乐趣使他了解社会认识生活向一切未知的领域不断地进取。

将周恩来一生的诸种优秀品质联系起来看我们不难找出他人格中传统文化的痕迹：儒家的入世、忧患意识以及追求道德自律和完善；道家对外在功名利益的相对超脱和达观态度；墨家的勤苦和为群体事业近乎宗教般的献身精神；纵横各家审时度势的机敏才智；以及法家的严谨务实精神。这些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一些影子。

同时周恩来还以其独特的秉性、经历和气质更兼有温和文雅、谦恭有礼、胸襟坦荡、和蔼慈祥、忍辱负重等特点荟萃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的风华婉转、铮铮铁骨、超脱潇洒、敦厚仁慈无一不体现出中华文明的独特风貌。

周恩来的家世背景及成长环境，为他青少年时期直接沐浴在中华人文精神的光辉之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为他日后塑造完美人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98年3月5日，周恩来诞生于古城江苏淮安的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他的童年与少年时期，得到了三位性格迥异、各具特色的女性的深切关怀：生母、嗣母与乳母。这三位女性，以她们各自独特的方式，对周恩来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生母万氏，出身于官宦世家，不仅文化素养出众，而且性格开朗，精明强干，擅长处理家族间的纷争。幼小的周恩来从母亲身上学到了许多处事的智慧与方法。嗣母陈氏，则来自一个贫寒的读书人家庭，她在诗文书画方面有着深厚的修养，性格温和，待人真诚，做事细心。嗣母的严格教育与悉心培养，对周恩来幼年时期的性格塑造和文化底蕴的积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从嗣母那里继承了好学、好静的性格特质。而乳母蒋江氏，出身农民家庭，她的勤劳、朴实，不仅深深影响了周恩来，还让他从小就与普通百姓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系。

周恩来的交际圈极为广泛，无论是群众、干部，还是中国人、外国人，都是他的朋友。他与人交往时，总是那么平易近人，关心他人，没有丝毫的等级观念，更从不摆官架子。他把自己视为群众中的一员，因此，许多人都喜欢与他交往，愿意在他面前倾诉心声。

一旦发现群众有困扰，他常常会超出自己的职责范围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而且大多都能取得满意的结果。周恩来关心人总是那么全面，对女高音歌唱家张权、文学家老舍、科学家李四光等人，他不仅关心他们的工作，还对他们的政治思想、家庭生活、身体健康等方面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涉外活动中，他也总是注重细节，让人感受到他的细心与周到。

周恩来非常重视对人的尊重，他看待人总是抱以客观的态度，对人的正面评价多于负面评价。南开学校的校长张伯苓，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抗战期间，张伯苓虽然主张抗日，但政治上却倾向于国民党。尽管周恩来与他政见不同，但周恩来始终对他保持着高度的尊敬。

在重庆时，两人曾因立场不同而发生过激烈的争吵，但周恩来仍然经常携夫人前去拜访张伯苓。解放战争后期，他又写信劝告张伯苓不要去台湾，张伯苓听从了他的劝告，留了下来。1951年张伯苓去世后，周恩来更是亲自前往天津悼念。在他看来，敌我关系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通过改造而转化的。因此，当溥仪、杜聿明获释后，周恩来还亲自接见了他们，除了给予他们人格上的尊重外，还鼓励他们为国效力。

作为共产党领袖，周恩来对待同志更是重视人格上的平等和同志之间的感情。他一向厌恶旧中国的轿子，因为在他看来，坐轿与抬轿反映的是阶级差别和人格的不平等。因此，在长征途中，即使身体虚弱，他也坚持拒绝让别人抬着他行军。最后，因为过于虚弱而不得不躺在担架上时，一种把担架和轿子等同的潜意识在后来时常缠绕着他。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当他得知长征途中一位抬过他的同志去世后，他亲自参加了追悼会。

周恩来还非常重视与群众的往来。他多次微服出访，逛过商场，挤过公共汽车，与许多普通群众交谈过。由于他经常外出访察，出于安全的需要，工作人员曾设想了一些办法来加强保卫。然而，周恩来却对工作人员说：“设置很多保卫人员，群众就无法接近我了。这是不对的。”因此，他外出时，保卫人员一般不超过两人。

周恩来的一生，是志向宏大、勤奋创新、自强不息的一生。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它体现在志向远大、为理想发愤忘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恩来幼年时代，正值国家多灾多难、革命浪潮日益高涨的时期。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劳苦大众的血泪控诉，使他从小就确立了“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大志向，并自觉参加了革命。

自强不息也意味着勤奋刻苦。战争年代，无论是在阵地上还是在谈判桌前，都能看到周恩来不知疲倦的身影；建国以后，他更是日理万机，数十年如一日地投身于国家的建设事业中。自强不息还意味着变革创新。周恩来在忘我工作的同时，还经常提出建设性的设想，为建设新中国提供新思路。他以政治家、战略家的胆略和远见，努力从宏观上把握中国的未来。

自强不息还体现在内质刚健、严格自律的精神品质上。周恩来不仅在工作上以身作则，在生活上也严格自律，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他克己奉公，对自己亲属的要求也很严格，不允许亲属由于他的关系而有一丝一毫的“特殊”。

周恩来的人格魅力还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在政务活动中，他不仅能够团结朋友，还能够争取敌人。英国著名传记作家迪克·威尔逊曾说：“周恩来是中国‘上层社会’中的一个人，不仅在中国大陆，而且甚至在台湾、香港和其他国家都受到非共产党中国人的爱戴和崇敬。”

1936年4月，张学良与周恩来彻夜长谈后，被周恩来高度的政治修养、科学的分析能力以及富有感染和说服力的言词风度所折服。冯玉祥会见周恩来后，也被他的渊博学识和坦诚人格所打动，写下了自己“吃饭太多，读书太少”的感叹。

马寅初先生根据他与周恩来数十年的交往，由衷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周恩来是最得人心的共产党员。无论在外交折冲之中，还是在日常纷繁的行政事务中；无论是与外国元首、世界名流相交往，还是与普通百姓、老人少年相共处，周恩来都始终显得谦虚、厚朴、坦诚、温文尔雅、光明磊落、彬彬有礼。

即使原则上有根本分歧，也不影响他对个人人格的尊重。在各种政务活动中，乃至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他都使人感觉出一种完美的人格和优雅的风度。他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东方型的人格美，这种美是从心灵深处所透露出来的对人的肯定、尊重和爱。这也就是周恩来人格伟大力量的根本底蕴与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