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徐州失守，日本侵略者调集南北两个战场的兵力沿陇海路西进，准备进攻中原和武汉。

这时，国民党战场开始进入了保卫武汉的局面。

6月5日，日本侵略者攻占了开封，又分兵进攻中牟，迂回新郑，准备攻取郑州，以便将平汉、津浦、陇海三线沟通，造成进攻武汉的有利条件。

国民党为了阻止日军前进，竟不顾人民死活，炸开了郑州以北花园口的黄河大堤，结果黄河泛滥，淹没了3000多平方公里土地，淹死数十万人。

黄河决堤实际上并没有阻挡日军的进攻，这只发了疯的野兽又继续调豫东军队南下，沿长江西上。

6月15日，日军攻占安庆；26日占领马当要塞；7月5日，攻占了控制长江和鄱阳湖水路的湖口；25 日攻占九江；8月初，日军北面部队又攻占了宿松和黄梅。

至此，日本侵略者完成了夺取武汉的部署。

以后，日军在长江南北兵分五路向武汉三镇进攻，10月25日武汉沦陷。

为了保卫武汉，为了保卫中原，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共中央长江局制订了一系列战略方针，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做了大量工作。

为了逼蒋抗战，周恩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多方交涉、商谈，促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采取实际行动，抵抗日军。

董必武、邓颖超、博古、凯丰等首长又以国民参议会会员的合法身份，在参政会议上坚持抗战主张，提出抗击日军的具体建议，正义的呼声赢得了许多参议员的支持。

与此同时，我们开动宣传机器，《新华日报》首先发表文章，痛斥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指出日军逼进的危险，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号召青壮年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到前线去。

根据形势的发展，为防止惨遭敌机的轰炸，办事处又协调各方面，有计划地组织市民疏散。

为了广泛发动群众，《新华日报》馆和生活书店又出动了宣传车，沿街向群众宣传，然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阻拦，毫无理由地指责，害怕我们发动群众。

办事处的同志们据理力争，一方面协助报馆和书店进行宣传，与这种妥协行为作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又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千方百计地促使国民党军队抵抗日军。

通过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统一战线中的复杂斗争。

想起由苏联归国后，在延安毛泽东接见我们时的教导:“统一战线中的斗争是激烈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

果真如此啊！

在我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促动下，在全国人民抗战的怒潮中，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顺乎潮流，喊出了“保卫马德里”、“保卫大武汉”的口号，做出一些比较积极的抵抗。

然而，由于他们实行片面抗战，单纯防御，没有抵挡住进犯的日军，却节节败退。

一心想保住委员长宝座的蒋介石，虽然嘴里唱着抗日的高调，只不过是做给人看的。

他周围许多高级将领虽然在黄埔军校学习过，是周恩来的学生，对周恩来的才干很佩服，但是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之下，只好昧着良心跟着主子走，与周恩来的劝告背道而驰。

他们道武汉保不住了，竟不顾人民死活，暗中将家眷、贵重之物往重庆运，高级官僚用飞机运，中下级官员和资本家通过水路或铁路转道迂回运走。

他们整日惊惶不安，忙乱不堪，哪有抗战之心？

形势越来越危急，武汉失陷已迫在眉睫。

为了免遭损失，我们准备转移。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钱之光和李克农做了一系列安排。

我们交通班把仓库中所有的物资想方设法运走，有的运给八路军、新四军，有的运到延安、西安。

几台大车夜以继日地奔跑着，争分夺秒抢时间。

司机们眼睛熬红了，握方向盘的手磨出了泡，但是，经过帮助思想觉悟已经提高的他们，不喊一声苦，默默地忙碌着。

为了加快速度，我们又租用了新生隆号货船，然而在一次运输中，不幸被日军飞机炸沉。

9月末10月初，办事处的物资及《新华日报》馆、生活书店的东西基本都转移出去了。

10月上旬，办事处的人员也陆续撤走。

10月20日左右，李克农离开武汉。

他临行前交代我两项任务:

一是带领两名警卫员负责周恩来的保卫工作；

二是带一台大车去《新华日报》馆，帮助印刷报纸。

他语气很重地说:

“泽民呀，你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形势危急，你可一定要保护好周副主席啊！切记！"

10月22日，我带着两名警卫员，驾驶着新买的八缸福特汽车去《新华日报》馆。

国民党的大小官员们于10月20日前后都已陆陆续续地逃走了， 武汉的大小报刊也于20日左右停刊了，唯有《新华日报》还在坚持，还在战斗，似一盏明灯闪亮在这被重兵包围的昏昏暗暗的城市中，使人们看到希望。

我们去时，报馆的大部分同志都已撤走了，仅留下三名同志，一 位执笔写稿，一位排版，一位印刷。

大的印刷机已由新生隆号货船运往重庆。

他们从一家私人小印刷厂买来一台旧的小型手摇印刷机，印小报。

两间小屋是工作室兼休息室，里屋放着两个铅字架，一张板铺，外屋是手摇印刷机。

我们和报馆的同志一共是六个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战斗到最后三天三夜。

那是难忘的三天三夜，那是拼搏的三天三夜。

10月22日，我们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司机和两个警卫员一共四个人，分成两班替换着摇印刷机。

10月的武汉，天气还是很热的，我们摇几下就浑身冒汗，为了补充体内的水分，喝几口凉水继续摇，快快地摇，保证报纸按时出版。

报馆门口围着一群可爱的报童。

报纸印出后，我们立即分发给他们。

报童们拿着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报纸穿过混乱的逃难人群向街头跑去，边跑边城:“卖报了，卖报了！《新华日报》！”

人们呼的一下子将报童围住，急不可耐地将钱塞到报童手里，拿过报纸认真地看着，大声地读着。

《新华日报》原来是两分钱一张，现在印出的小报竟卖到一角钱一张，即使这样也一抢而光。

有的人没有抢上，着急地问报童:“还有没有？有没有？”

可见，《新华日报》在人们心中的位置。

夜幕降临了，黑沉沉的夜空给灾难而又混乱的武汉添了一层阴暗。

街上，一伙伙逃难的人群奔跑着，喊叫着，啼哭着，汽车的喇叭声、女人的呼喊声不时传入屋内，使人心焦、心烦。

我们顾不上这些，只是拼命地摇着印刷机。

忽然门开了，周恩来从那昏暗的混乱的街头急匆匆地走来。

他态度严肃，简单地和我们打个招呼就奔向里屋，与报馆的同志认真研究写什么样的文章，出什么样的报纸。

见周副主席没带警卫员，只身一人走来，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这如果……

我不寒而栗，急忙放下手中的摇把来到门外。

见那乱哄哄的逃难人群，我意识到日军重兵已经压城了，周副主席必须马上撤离。

想到此，我几步走回里屋门口，想劝他离开武汉，然而，我的脚步止住了。

周恩来正坐在板铺边上，以腿当桌，低着头在一张纸上画着什么，三位报馆的同志围在旁边看，看样子像进行报纸的版面设计。

周副主席好忙啊！

我此时进去劝他走，不仅要挨他的批评，还要影响他的工作。

哎！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走回印刷机旁，一股热流涌入心头。

“周副主席呀，您心里只装着抗战，装着人民，怎么就不想想自己的安危呢？"

一会儿，周恩来研究完工作，从里屋走出来，对我说:

“蒋泽民， 你们除抓紧工作外，还要做好撤离的准备。”

说完了，他才往外走。

“周副主席，我送你！”我急忙说。

“不用！”

他右手向我命令式地挥动一下，转身出了门。

我立即派一个战士相跟，保卫他的安全。

第二天中午，烈日炎炎，逃难的人们仍然潮水般地向外涌，只是穿戴华丽的贵妇人少了，大腹便便的绅士们少了，汽车的喇叭声稀了。

我们仍然摇着印刷机，太热，脱了上衣光着膀子干。

门开了，周恩来风尘仆仆地进来，头发上、身上落了一层尘土，额角上渗着汗珠。

他没有进里屋，微笑着和我们打招呼。

我们立即围了过去。

他和蔼地问:“你们几个吃饭没有？”

我们七嘴八舌地抢着说:“吃过了。”

“周副主席，您吃了吗？"

“没吃，我给您买大饼去。”

他没有回答我们，却问:“你们这两天都吃的什么呀？”

我说:“从街里买回大饼，就着凉水吃的。”

一个小一点儿的战士插话:“大饼可香啦。”

“哈哈，不错嘛！”

周恩来疼爱地看了他一眼，爽朗地笑了。

我们相互看看擦了把汗水也笑了。

周恩来拿起一张刚印完的报纸，倚在墙上认真地看着，从文章的内容到版面的安排，从每行文字到油墨的深浅，都全面地反复地仔细地检查着，最后满意地点点头。

他指着报纸对我们说:“质量不错，油墨也很均匀。”

这张样报所载的，就是新华社在武汉发表的最后一篇著名社论， 由周恩来口述的《告别父老乡亲》。

我们几个默默无语，崇高的敬意从心头升起。

兵临城下了，危在眉睫，可是周恩来却稳如泰山。

他对工作是这样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连每个文字、每个标点、每块墨迹的深浅都不放过；他对我们又是那样无微不至的关怀，连吃什么饭都要问一问。

这深深地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顿觉勇气倍增，浑身充满了力量。

我们手不停地摇着，印刷机的齿轮飞快地转着，报纸一张接一张地印着。

日历沉重地翻到了1938年10月24日，我们战斗的第三天。

天气阴沉沉的，人们的心里也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沉得喘不过气。

国民党的大小官员们几乎都弃城逃跑了，大街小巷连个警察影都见不着。

城外隐隐约约地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并伴有机枪的哒、哒……声。

逃难的市民在街里惊惶地奔跑着，吵嚷着:“快逃吧，鬼子进城了！”

我们在这隆隆的炮声中工作着。

傍晚太阳落山之时，周恩来的副官吴志坚坐着小车急匆匆赶来， 对我们说:“周副主席叫做好准备，一会儿撤离。”

遵照周恩来前天的交代，我们已经做了准备，将该带走的东西一件件捆好，又弄来两桶汽油，以备途中用。

待吴志坚离去后，我们一边印报纸，一边把这些东西一件件地放到车上，并告诉司机做好开车准备。

黑乎乎的夜幕落下了，城内一片阴暗。

我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突然听见吴志坚叫我，回头一看，见周恩来正站在院子里。

他还是那身戎装，那样英俊，那样潇洒，还是那样平易近人，只是人消瘦了，布满了血丝的眼睛显得更大了。

胡子长长了，两腮旁冒出了黑黑的密密实实的胡卷。

日军兵临城下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人都已经弃城逃走了，政治部仅剩下周恩来和一名公务员。

这两天，周恩来废寝忘食，抓紧时间处理完政治部遗留下来的所有事务，他又送走了公务员。

与吴志坚驱车前来报馆。

周恩来轻声问我:“泽民，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上车，走！”他有力地命令着。

我先让同志们上了车，从刚印完的那堆报纸中拿出大部分塞给正在门口等候的报童，把利下的放到车上，留作途中散发，然后拿起大铁锤，把印刷机的齿轮砸碎，尔后也上了车。

周恩来在内、外屋中慢慢地转了一圈，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见印刷机的齿轮已被砸坏，放心地点点头，走出了屋门。

他看见我们全部上了车，又迈着稳健的步伐在院中转了两圈，用深沉的目光望着奔跑逃难的人们，脸上露出了难过之情，两道眉峰渐渐地蹙在一起。

他长叹了一声，最后一个上了车，嘱咐我们大车在后面跟好。

炮声隆隆，枪声阵阵，硝烟之味在武汉城郊的街道上弥漫着。

天黑得像个大锅底，要扣下来似的，街上的行人寥寥无几了，一辆车也没有了。

在街道尽头，有十几个爱国青年正举着火把准备游行。

我立即把《新华日报》向他们散去。

他们拾起报纸向我们挥挥手，向前走去。

我们这是最后离城的两辆车，在炮火和硝烟中向远处疾驰。

这天深夜，日军进了武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