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文帝刘恒敲打周勃，让他认识到“狱卒的尊贵”，到汉景帝刘启毫不犹豫地用冤狱干掉周亚夫，西汉的“功臣集团”完成了“皇权的战友、王朝的核心支柱、独裁障碍”的角色转变，需要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传统社会第一次从真正意义上完成了从“封建制”到“皇帝专政+官僚体制”的华丽转身。 虽然从制度上是秦朝揭开了序幕，完成了郡县制等大统一社会所必需的制度建设，但真正把这种东西落到实处，则是应该从汉武帝开始的。因为秦朝短命的教训，刘邦和他的战友们从打下江山的那一刻起，在确定基本推行秦制的同时，就一直把政权稳定当作头等大事。 最初是推行天子诸侯共和制与郡县制的结合。郡县制是根基，由朝廷统一管理。从国家制度设计上看，这是一个四不像的东西，一边是秦朝的郡县制，一边是秦以前的“天子诸侯共和制”，是两种体制的混合体。 为什么会这样？ 从表面上看，是观念不同——是在继承秦制，还是恢复从西周开始的天子诸侯共和制这两种制度选择上，决策者意见不一致。秦始皇刚开始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推行郡县制阻力也非常大。但秦始皇的做法是焚书坑儒，暴力推进。历史证明这种暴力推进后遗症非常严重。刘邦和他的战友们自然也把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也知道完全这么玩潜在的危险很大。几百年的战乱纷争，分裂、割据……的影响还需要时间去消化，稍不留心，战火重新燃起的几率是非常大的。刘邦和他的战友们就是从这种混乱的局面中走过来的，自然对此有深刻地理解，有天然地惊惧。 但实质上，应该还是刘邦集团内部的问题。也就是功臣集团在“刘邦革命”成功之后的“利益分配问题”。这个说白了就是——打下了江山，大家都要重新争地盘，争地位，争控制权。在此之前，大家是同一个阵营，是跟别的势力去争，是从别人那里去抢；是内部团结一致，努力地把蛋糕做大。现在，天下拿下来了，自然就是怎么分的问题。所谓论功行赏，就是干这个的——谁的功劳大，谁拿的多。最初的异姓王们、第一批封侯的，就是功劳最大，也是威胁最大的那一部分。 在《史记》中有几处记载是很有意思，也很能反映出这个问题的。一个给韩信“齐王”。当时刘邦集团实际上还处在“革命尚未成功”，形势比较紧张的时候，刘邦自己在那里还为怎么对付项羽而焦头烂额呢。这个时候韩信申请要做“假齐王”。刘邦最终还是给了真齐王。不过那个给，谁都能看的出是“被迫”的。 一个是雍齿分封事件。这个事儿司马迁写的也很生动。大臣们整天聚在一起窃窃私语让他起疑心，张良说得很明白“那是商量着造反”。怎么平息？就是把曾经背叛过他，大家都知道他最恨最讨厌的雍齿封侯，以安定那些功臣们的心。 一个是叔孙通搞那个朝廷礼仪的事儿。说是没有这个玩法之前，那朝廷开会议事，大家还都是跟战争期间一样，没有秩序，没有纪律，没有约束，武将们动不动就喝酒骂人打架闹事，甚至房子里的柱子都能砍掉，那么一搞，秩序井然。皇帝感到自己像皇帝了，大臣们也一下子都守规矩了。 这三件事儿的背后其实就是“守天下”“分赃”的问题。利益平衡不了，天下就会重新混乱。新政权没有规矩，就无法有效地运转。 “白马誓言”应该是真的。史记正面记载缺失。但旁证很多。最有力的证据是周亚夫反对汉景帝给王信封侯的时候说的。王信是外戚，无功而受封，当时周亚夫是朝廷的丞相，就公开反对。而反对的理由依据就是——当初汉景帝的爷爷刘邦和周亚夫的父亲周勃他们搞的那个“白马誓言”中的“无功而不能封侯”的条款。 “白马誓言”应该就是中国版的大宪章，西汉版的“临时约法”。是刘邦和他的战友们的一个政权利益集体约定。他以刘邦杀掉自己最心爱的坐骑——白马——共同饮血、食肉为标志，表示其严肃性，以共同宣誓为标志，表示集体认可，永不改变。 其内容核心为——1、确定大汉政权是在场人集体拥有的，是世世代代不能更改的。2、确定了新政权是以刘邦为首的刘氏政权格局，世代更替，不能改变。3、确定非刘氏不能封王，无功不能封侯的权力分配机制。 这其实就是分赃大会，是功臣集团的“临时约法”。是从利益上把皇帝和所有功臣捆绑在一起。 这是西汉政权第一次解决功臣集团问题。玩法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利益捆绑”。 这个利益捆绑实际上也是血腥的和无奈的。是要经历铲除异姓王侯接连的叛乱和君臣互相不信任的过渡期的，是在残酷斗争，残酷镇压之后的，是重新建立信任的一个过程。是双方在多次较量之后的一种无奈而又现实的选择。当韩信彭越等异姓王一个一个被清洗之后，战友情之类的东西应该已经被消磨地差不多了，只有共同利益这一个点上才能得到共鸣。 西汉的功臣集团从此开始，直到汉武帝时代，就成了政坛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平息诸吕之乱，平息七国之乱，整体上就是这个“功臣集团”的杰作。当然，这两件事也是敲响他们丧钟的无影之锤。皇权，以及皇权羽翼下成长起来的新势力必将因此而取代他们，完全独立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