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继《易传》、王弼之后，程颐系统抉发了《易》之时义，以时势为基源性语境成功实现了对《易》的诠释建构，全面开显了《易》基于此的核心意涵。依他之见，学《易》首在洞悉卦的时势语境，知晓卦涵摄符示的时势、时势意义与功用及其轻重，并推出相应举措予以回应，以达成理想目标或愿景；人人皆可对接《易》，在自己置身的时势中活学活用，追步圣之时者，趋向圣贤人生，落实家国天下主体担当。程颐由此激活《易》的鲜明达用向度，为依据经典圣学直面现实进行新思想话语体系建构，转活深化圣学、范导人生打下了坚实基础，值得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予以回应转化。

关键词：程颐；时义；时势语境；知时识势；主体担当；圣之时者

由六十四卦的符号系列与卦辞爻辞及传文的文字系列构成的经典《周易》文本，其基源性语境是什么？核心思想义理表现于何处？这一问题，为历代易家所深度关切与探究。出于依据经典内含之圣学回应时代、重建新思想话语体系以范导人生之需要，作为宋代之后儒门义理易学典范建构者的程颐（1033-1107），通过近乎一生的体认，抉发《易》之时义，揭示经典《周易》的基源性语境与核心思想义理就环绕时而开显。

《易传》首次诠释开显《易》时的意蕴，于豫等十二卦的《彖传》，分别点示诸卦涵摄符示的“时”“时义”“时用”之大，于《系辞下传》总论一句“《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成为后世以时言《易》之本。王弼在此基础上，超越汉代卦气易学，于《周易略例》精辟凝练出“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的命题。程颐转进一步，以其一生心力所萃的《周易程氏传》（《伊川易传》），系统抉发《易》之时义，成功实施《易》时势基源性语境的诠释建构，全面开显《易》基于此的核心意涵。姜广辉教授中肯断言：“二程之所以能创派立宗……在于程颐以数十年锲而不舍的努力所结撰而成的《伊川易传》一书，在经学史上确立了典范和巅峰的地位。”

在诠释夬、大壮时，程颐鲜明提出发人深省的纲领性论断：“知时识势，学《易》之大方也。”“人能识时义之轻重，则可以学《易》矣。”

夬的卦画符号为䷪，程颐诠释说：

为卦兑上、乾下。以二体言之，泽水之聚也，乃上于至高之处，有溃决之象。以爻言之，五阳在下，长而将极，一阴在上，消而将尽，众阳上进，决去一阴，所以为夬也。夬者，刚决之义。众阳进而决去一阴，君子道长，小人消衰，将尽之时也。（《周易程氏传》，第244页）

夬卦上兑而下乾，五阳而一阴。以上下两个卦体合而言之，兑、乾分别符示泽、天之象，泽在天之上，昭示沼泽之水汇聚上达于至高之处，有溃决之象，显溃决之势。从六爻一体的角度而言，五阳在一阴之下，昭示阳盛势息长将达于极限，阴只剩其一而将被消尽，形成众阳上进而并力决去一阴的时势，这就是卦名为夬的由来。夬意谓阳刚坚定决去阴柔。以上可谓夬所符示的天道之维的时势。就人事之维言之，阳爻阴爻分别符示人事正善与邪恶的力量，夬众阳上进决去一阴，就符示君子之道盛长与小人之道消衰皆将完结之时势。

就六爻之整体而论，夬五阳之盛长是对大壮四阳盛长的接续。大壮的卦画符号为䷡，程颐诠释说：

为卦震上、乾下，乾刚而震动，以刚而动，大壮之义也。刚阳，大也，阳长已过中矣，大者壮盛也。又雷之威震而在天上，亦大壮之义也。（《周易程氏传》，第191页）

大壮卦震上而乾下，四阳而二阴。就上下卦的卦德合而言之，震动而乾刚，整体开显刚而动的大壮时势意涵。就六爻一体之象而言，刚阳表征大，柔阴表征小，大壮卦符示刚阳的盛长业已越过六位之中，进居四位，开显刚阳大者的壮盛时势。就上下卦的卦象合而言之，震雷而乾天，整体开显雷声阵阵、威震于天之上的时势，也是大壮意涵所在。

不难发现，这里出现了一个核心字眼：时。时，在程颐那里，以鲜明时间维度涵摄空间维度，进而更其根本地内在包摄生活世界天道人事各种相关力量动态互动消长所呈现着的整体趋势，及此趋势相对于人物的正面时机机遇、负面不利遭际意义。每一种时，一定会展现生动鲜活的整体大的趋势，因而，各时必有其势，势则是各时独特性的基本表征，时与势由此内在一体，合而言之就是时势。《周易》六十四卦，依程颐之见，涵摄尽生活世界天道人事各种时势，各以其上下二体之象、六爻之象一体关联的基本方式，符示着各自独特的整体天道人事时势。时势由此构成六十四卦与《周易》的基源性语境，成了其核心意涵之所出。时势有其相对独特的呈现，还有其动态的流转。通行本《周易》六十四卦的卦序排列，就呈现着不同时势的转换。而诸卦中的各爻，涵摄符示的，既是相应时势的参与促成者，又是相应时势的置身其中者与回应者。

六十四卦中的夬、大壮两卦，程颐认为，就透过其二体之象与六爻之象的一体关联，涵摄着上述独特整体时势意蕴。而其各爻符示的，则同样既是所言时势的参与促成者，又是所言时势的置身其中者与回应者。在程颐看来，明了卦所涵摄符示的具体时势，才是学习《易》的根本性正确方法与路径；明察时势的轻重所在，才是学习领悟《易》的关键环节。

《彖传》针对豫等十二卦，于颐、大过、解、革四卦言“时大矣哉”，于豫、随、遯、姤、旅五卦言“时义大矣哉”，于坎、睽、蹇三卦言“时用大矣哉”。当然，随卦一本作“随之时义大矣哉”，一本作“随时之义大矣哉”，程颐从后者。时之大，即时势本身之重大；时义、时之义之大，侧重时势意义之重大；时用之大，侧重时势功用之重大。在对“豫之时义大矣哉”与“随时之义大矣哉”进行诠释时，程颐则断言：

时义，谓豫之时、义。诸卦之时与义、用大者皆赞其大矣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遯、姤、旅言时、义，坎、睽、蹇言时、用，颐、大过、解、革言时，各以其大者也。（《周易程氏传》，第91页）

君子之道，随时而动，从宜适变，不可为典要……此赞随时之义大，与豫等诸卦不同，诸卦时与义是两事。（《周易程氏传》，第97页）

十二卦中，随不同于其他十一卦。豫、遯、姤、旅皆言相应卦之“时、义大矣哉”，随则曰“随时之义大矣哉”，前四卦时与义为二，开显的是相应时势的重大与时势意义的重大；而随与之不同，时与义为一，开显的是顺应时势意义的重大。其他卦，坎、睽、蹇三卦言“时、用大矣哉”，同样是时与用为二，开显的是相应时势的重大与时势功用的重大；颐、大过、解、革四卦言“时大矣哉”，开显的当然就是相应时势的重大。重大之外还有其他相对的轻重。在他看来，六十四卦内蕴相应时势及其轻重，昭示相应时势意义与功用的轻重，进而开显顺应诸时势及其意义、功用以作出回应的价值应然。这一应然，就是由随卦《彖传》点醒的。《易》的时势语境，由此得以成功诠释建构起来。

在时势的基源性语境笼罩下，依程颐之见，通体囊括天道人事各时势的六十四卦，各卦皆有其涵摄符示的轻重时势，各时势皆有其轻重不同的意义、大小不同的功用。因此，学《易》言《易》，首要在于洞悉卦的时势语境，知晓诸卦涵摄符示的时势及其轻重，进而明了时势的意义与功用及其轻重。他基于依据圣人遗经激活圣学、接通现实的使命担当，着眼圣贤人生与理想天下的殷殷现实期许，缜密诠释《易》关乎上至天下、下至个体人生的各种时势。上言夬、大壮而外，且再以程颐对泰、姤、习坎三卦的诠释为例。

首先，人们应知晓卦所涵摄符示的时势及其轻重。且以泰的诠释为例。

泰卦（䷊）卦辞云：“小往大来，吉，亨。”程颐在《彖传》“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的基础上，诠释出关乎天人的天道人事三种通泰时势：

小谓阴，大谓阳。往，往之于外也。来，来居于内也。阳气下降，阴气上交也，阴阳和畅，则万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则君上，小则臣下，君推诚以任下，臣尽诚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阳为君子，阴为小人，君子来处于内，小人往处于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周易程氏传》，第63页）

乾阳符示大，坤阴符示小，前者对应天道造化的阳气与人事的君上、君子，后者对应天道造化的阴气与人事的臣下、小人。泰乾三阳在内，坤三阴在外，就天道之维言之，符示天之阳气顺利下降，地之阴气顺利上升，二气交感和洽，万物由此得以顺利化生，这是天地造化的通泰。就人事之维言之，君上推诚相待任用臣下，臣下竭诚回应侍奉君上，上下心志融洽相通，这是人文天下关键少数朝廷的通泰；君子来而得处于内，小人往而退处于外，君子赢得显赫社会地位，小人退出权力世界而屈居人下，这是人文天下整体的通泰。三种通泰时势的重大不言而喻。

其次，人们应知晓卦所涵摄符示的时势及其意义的轻重。且以姤的诠释为例。

姤卦（䷫）“为卦乾上、巽下。以二体言之，风行天下。天之下者，万物也。风之行，无不经触，乃遇之象。又一阴始生于下，阴与阳遇也，故为姤”（《周易程氏传》，第250页）。以上下二体合而观之，姤卦上乾而下巽，乾天而巽风，风行于天之下，遍历普触天下之物而与之相遇；以六爻一体观之，一阴息长于下，开始了与在上之阳的相遇：开显风行天下而与天下之物相遇、阴息长而与阳相遇的鲜明时势，以此昭示更为广泛的天道人事相遇时势。姤符示的诸相遇时势及其意义是重大的：

天地不相遇，则万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则政治不兴；圣贤不相遇，则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则功用不成。姤之时与义，皆甚大也。（《周易程氏传》，第251页）

天道之域，天地相遇的时势出现，阴阳得以交通而万物得以化生，大千世界生命创生而生生不息的境地得以形成。人事之域，就外王大业的成就而言，君臣相遇的时势出现，君在上为其所当为，臣在下行其所当行，治国理政之事在君臣上下的凝心聚力下得以有序兴起而稳步推行，人文天下和谐通泰而大治的理想愿景也随之有望得以实现。也是在人事之域，就内圣成德的坚守而言，圣贤相遇的时势出现，道与德的价值提撕与引领得以保障，其在下至个体生命人生、上至天下命运共同体中的顺畅贯通与践行的理想境地也有望得以达成。而无论是天道之域还是人事之域，事物相遇的时势出现，各自的功用才得以在对待互显、相互激发、相益互补的方式下成就发挥。上述四类相遇时势的出现，促成上述的一切，各时势的重大及其意义的重大由此不言而喻；而诸时势如果不出现，所言一切就不会发生，更加反显诸时势的重大及其意义的重大。

最后，人们应知晓卦所涵摄符示的时势及其功用的轻重。且以习坎的诠释为例。

䷜卦名习坎，“习谓重习。他卦虽重不加其名，独坎加习者，见其重险，险中复有险，其义大也。卦中一阳，上下二阴，阳实阴虚，上下无据，一阳陷于二阴之中，故为坎陷之义。阳居阴中，则为陷”（《周易程氏传》，第162页）。经卦自我重叠所形成的八纯别卦中，其他卦都保持原有的卦名，只有坎卦加了一个习字，称习坎。习，重习、重复之义。坎卦卦德为险，习坎意谓坎而又坎，符示险而又险，昭示重重危险或险难之时势。具体而言，习坎上下二体皆为坎，每一坎皆是一阳处于上下二阴之间，阳实阴虚，符示阳陷入无可据依、陷没阴中而难以透出的危险境地、凶险时势。重重凶险的时势，对于当事人而言，一般是不利的，而当其出现于对手那里时，反而变为有利。于是，人们完全可以创造性地营造这种时势，赋予自己的对手，以此来发挥该时势对于自身守卫防御方面的重大功用。这就是《彖传》所言：“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习坎涵摄的重重天险，人难以升上；符示的山川丘陵重重地险，人也不易逾越。王公据此，积极效法利用天险地险，进而人为设置重重险要工事，造成让敌国难以升上逾越的凶险时势，借此就可以发挥该时势对于防御敌国侵扰、守卫自己国家的重大功用。据此，程颐进一步揭示：

高不可升者，天之险也。山川丘陵，地之险也。王公，君人者，观坎之象，知险之不可陵也，故设为城郭沟池之险，以守其国，保其民人，是有用险之时，其用甚大，故赞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设险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贵贱之分，明等威，异物采，凡所以杜绝陵僭，限隔上下者，皆体险之用也。（《周易程氏传》，第163-164页）

崇峻不可升的属于天险，来自山川丘陵而不易逾越的属于地险。统御而有抚护一国之民责任的王公，深入观照习坎符示的重重天险地险之象，洞悉险隘的不可凌越，进而效法天险地险之险，设置城郭沟池之类的重重险要工事，以积极造成敌方难以升上逾越的凶险时势，从而有效守卫自己的国土，保护自己的国民。这就充分彰显了凶险时势的重大功用，也充分展现了人对于凶险时势的卓越巧妙运用。对于王公而言，山河城池之险的设置，攸关一国国土守卫、国民抚护，为该领域具有标志性重大意义的形而下的凶险时势营造举措。除此之外，还可举一反三，深入到形而上之域，推出同样具有标志性重大意义的凶险时势营造举措，像礼乐文明下关乎国家天下整体的上下尊卑之分辨、贵贱位分之分别、伦序等级威严之明示、服饰色彩判然之区隔。这些举措，昭示礼乐的价值理念、规范、制度、秩序的神圣威严和予以守卫的当然性，营造起对于犯分乱礼者的人文礼乐凶险时势，以有效防范杜绝以下凌上、打乱上下分际的颟顸僭越之人和事，是体认习坎涵摄符示的凶险时势而创造性谋划落实其功用的表现，是圣人设置坎卦题中应有之义。

以上诸卦外，其他卦同样有着轻重不同的时势、时势意义与功用，篇幅所限，不赘。

从时势的基源性语境出发，明确卦所涵摄符示的轻重不同时势、时势意义与功用之后，程颐认为，挺立自己的主体担当，积极推出相应举措予以有效回应，以达成理想的目标或愿景，就成为最终一环的必然选择。前言卦中各爻符示的，既是相应时势的参与促成者，又是其置身其中者与回应者，因此这里以他诠释的夬、大壮、泰、姤、习坎相关爻为例。

首先，以夬、大壮九二之阳的回应为中心，程颐诠释了阳刚正善力量得势之际的谦抑。

夬九二爻辞云“惕号，莫夜有戎，勿恤”，谓警惕号呼，暮夜时分有兵事发生，无需忧虑。《小象传》道“有戎勿恤，得中道也”，谓兵事发生也可化险为夷，无需忧虑，这是因九二之阳居下体中位，符示人合乎中道而立身行事，遵循中道则将所向无敌。程颐诠释说：

夬者，阳决阴、君子决小人之时，不可忘戒备也。阳长将极之时，而二处中居柔，不为过刚，能知戒备，处夬之至善也。内怀兢惕而外严诫号，虽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莫夜有兵戎，可惧之甚也。然可勿恤者，以自处之善也。既得中道，又知惕惧，且有戒备，何事之足恤也？九居二虽得中，然非正，其为至善，何也？曰：阳决阴，君子决小人，而得中，岂有不正也？知时识势，学《易》之大方也。（《周易程氏传》，第247页）

在时势的基源性语境下，夬卦整体符示天道人事阳刚力量盛长决去阴柔、君子力量盛长决去小人之时势。九二之阳符示，置身此一良好时势的人，以阳刚而居于中和阴柔之位，不因阳刚正善力量之强势盛长而忘乎所以，过于呈其凛然刚猛，而是以柔济刚，以中稳进，在有利于自身的大势下，仍不忘忧患，内心清醒戒惧，对外呼号戒备。如此，纵然暮夜安息时分发生令人深度恐惧的险恶兵事，也可无需忧虑。这才是置身该时势予以回应的最佳典范。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二为中位，但同时又是阴位，阳刚居之，中而非正，因此不能视为回应所在时势的最佳典范。这是没有看到，在夬所符示的天道人事阳刚决去阴柔、君子决去小人之整体时势下，阳刚力量、正善君子居中合乎中道，哪有不正？居中在阴，恰恰避免了强势盛长下的刚猛之过，善莫大焉。因而洞悉卦所涵摄符示的具体时势，才能契合《易》的精神，把握正与不正真确时势语境，而不再是抽象、浮泛、教条地衡判正与不正。

大壮九二爻辞云“贞吉”，《小象传》诠释云“九二贞吉，以中也”，谓九二之阳符示守正吉祥，是因阳居二之中位，持守中道。程颐继而诠释道：

二虽以阳刚当大壮之时，然居柔而处中，是刚柔得中，不过于壮，得贞正而吉也。或曰：贞非以九居二为戒乎？曰：《易》取所胜为义。以阳刚健体当大壮之时，处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则有不正之戒……所以贞正而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中则不失正，况阳刚而乾体乎？（《周易程氏传》，第192页）

笼罩于时势的基源性语境，大壮卦符示天道人事阳刚正善力量盛长的整体时势，二之阳刚虽处其中，但是甘居二之阴柔中位，意味着自觉以阴柔补救盛长中阳刚可能发生之过，令阳刚不致过于猛壮而保持中和，从而得以守正而吉祥。有人会怀疑，爻辞言“贞吉”，难道不是因阳居二之阴位失正，点示其当戒备不正吗？汉末虞翻就认为经文中的“贞”字，或点明爻的当下当位得正，或点示爻的失位而当动变得正。实则并非如此。每一时势皆有其具体轻重所在，《易》抓住而看重的，是占主导性的时势。二之阳刚处在乾所符示的健体之中，置身阳刚盛长的大壮整体时势，以中道安立自身回应时势，以柔济刚而达中之正，远远胜过了失位之不正，自然没有丝毫不正。四之阳刚值阴位不正不中，爻辞言“贞吉悔亡”，才是告诫其当戒备不正。彼处程颐有云：“四，阳刚长盛，壮已过中，壮之甚也。然居四为不正。方君子道长之时，岂可有不正也？故戒以贞则吉而悔亡。盖方道长之时，小失则害亨进之势，是有悔也。若在他卦，重刚而居柔，未必不为善也，大过是也。”（《周易程氏传》，第193页）四之阳刚在阴位而不正，势必将影响阳刚正善君子之道盛壮顺畅推进的时势。这里才有纵然小的过失，也会妨碍该时势畅然推进，从而导致后悔之事发生的问题。假若在其他卦所符示的重重阳刚并现的时势下，阳刚居阴柔之位，未必不好。像符示阳刚齐现而大过于阴柔时势的大过卦（䷛），其九四爻同样是以阳刚居阴柔之位，爻辞却说“栋隆吉”，程颐诠释道：“居柔，为能用柔相济。既不过刚，则能胜其任，如栋之隆起，是以吉也……大过之时，非阳刚不能济，以刚处柔，为得宜矣。”（《周易程氏传》，第161页）阳大阴小，处大过符示的阳刚大过于阴柔的时势下，只有阳刚力量才能担当成就该时势事务的大任。担其中大任之一的四之阳刚，居于阴柔之位，恰恰实现了以柔济刚，补救了自身刚猛之过，与夬、大壮九二符示的阳刚居阴柔，时势有相通之处，只是前者未居中而难期中和佳境罢了。因此明察时势的轻重所在，才是学习领悟《易》真精神、步入成功人生的关键环节。

其次，以符示天道人事通泰的泰卦九二之阳的回应为中心，程颐揭示理想时势要清醒活看，为人臣者要勇当平治天下之大任。

九二爻辞称：“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程颐认为，爻辞表达，九二之阳符示大臣，主导回应、治理天下通泰时势：“二以阳刚得中，上应于五。五以柔顺得中，下应于二。君臣同德，是以刚中之才，为上所专任。故二虽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谓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周易程氏传》，第65页）九二之阳符示的臣下，与六五之阴符示的君上，刚柔得中而互应，秉持中道相互交通，心志归一而心系天下。前者以刚中品质得到后者信任，被委任以专门主持回应、治理天下通泰时势，务必勇当大任，清醒洞悉理想时势衍生的不利，所宜推出的治理路径与举措有四：

其一，“包荒”：“人情安肆，则政舒缓而法度废弛，庶事无节，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秽之量，则其施为宽裕详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无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则无深远之虑，有暴扰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周易程氏传》，第65页）

在天下通泰的时势下，人情安于纵放，政事舒缓不迫，法度废弛不彰，现实中众多事务没有节度约束。治理的路径与举措，就是必须有包容芜杂秽垢的阔大气量。惟其如此，他的施政作为才会从容自若，详密周到，弊端悄然革除，事务如愿理顺，而人们才能安于这种治理，不会生发戒备心理、抵触情绪。相反，如果没有含容恢弘的气度，却有嫉恶如仇、愤世嫉俗的心态，那么他的施政作为就不会有深沉远大的考量谋划，只会给百姓带来突发性猛烈扰乱，打乱其原本平静的生活而滋生祸患，非但积沿已久的深度弊端未能如愿革除，而且近处新的祸患也已经产生。

其二，“用冯河”：“泰宁之世，人情习于久安，安于守常，惰于因循，惮于更变，非有冯河之勇，不能有为于斯时也。冯河，谓其刚果足以济深越险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渐至于衰替，盖由狃习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刚断之君，英烈之辅，不能挺特奋发以革其弊也，故曰用冯河。或疑上云包荒，则是包含宽容，此云用冯河，则是奋发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刚果之用，乃圣贤之为也。”（《周易程氏传》，第65-66页）

置身天下通泰安逸的时势，人情习惯了长久的安逸，安于保持已经常态化的一切，懈怠于因循以往的作为，惧怕与之不同的任何变更。当此时势，如果没有刚毅果断、直面进而置身深度险难之中毅然决然渡越的勇气，是难以有所作为的。冯河，本谓不借助工具毅然徒涉过河，借以喻示足以渡越深度险难的刚毅果断的勇气。自古以来，天下通泰的时势相沿已久，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人生态度，渐次将天下导向衰退。听之任之，天下将由光明跌入万劫不复的黑暗。“包荒”的目的，显然不是对于各种荒秽听之任之，令其导向这一黑暗，而是基于对天下百姓的深度善待与良好期许，以恢弘的宽容，彰显自己的气量与耐心、信心，继而明晰荒秽所带来的险难情势，推出“用冯河”的进一步举措，革除而不是原封不动保留各种荒秽下的弊端。宽容与革除貌似截然相反，实际上，二者一先一后，相益互补。委任大臣治理天下通泰时势的君上，要有这种果敢魄力。被委任以具体治理该时势的臣下，更要坚定其这一魄力。昂然挺立于万民之上，大刀阔斧实施对于弊端的变革，这才是负有引领人生、平治天下之责的君与臣所应有的主体性圣贤作为。

其三，“不遐遗”：“泰宁之时，人心狃于泰，则苟安逸而已，恶能复深思远虑及于遐远之事哉？治夫泰者，当周及庶事，虽遐远不可遗。若事之微隐，贤才之在僻陋，皆遐远者也。时泰则固遗之矣。”（《周易程氏传》，第66页）

在通泰安逸的时势下，人心习惯了舒泰，得过且过，生活的日常限制了自己的视野，削弱了远大的抱负与长远的期许，难有深谋远虑。担当治理通泰时势大任的大臣，自然要直面这一问题，以众人的表现为深戒，周到虑及各种事务。纵然遐远的事务，像事情的隐微不显之处，像本为天下栋梁的贤才之处在边缘化卑微境地，也不应遗弃忽略。这就既顾及了当前，更虑及了长远。

其四，“朋亡”：“夫时之既泰，则人习于安，其情肆而失节，将约而正之，非绝去其朋与之私，则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牵于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则害于近戚，限田产则妨于贵家，如此之类，既不能断以大公而必行，则是牵于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则为之难矣。”（《周易程氏传》，第66页）

天下既已进入通泰时势，人们往往就习惯于安逸，人情纵放而偏离节度。要推出相应法度予以约束，使其归于正，如果不消除人情之牵绊，断绝朋友、朋党偏袒的私情，是难以做到的。自古以来，设立法度以限制人们的行事作为，因受到人情的牵绊，法度最终不能如愿推行的情形不在少数。像建法度以禁止奢侈之风，显贵近戚就会出来妨碍；立法度以限制田产占有，显贵家族就会出来阻挠。诸如此类的情形，如果不能秉持至公态度不徇私情而坚定实施法度，那么法度再好，最终也会因受到朋友、朋党私情昵比的致命牵绊，导致实施的艰难乃至落空。可见消除人情之牵绊，断绝朋友、朋党的私情，作为治理通泰时势路径与举措的最后一环，何其重要！

再者，以符示天道人事相遇的姤卦九五之阳的回应为中心，程颐标举为人君者值此时势，甘于屈尊，求与贤才相遇，以平治天下。

九五爻辞说：“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程颐认为，爻辞揭示君王对于天下相遇时势的卓越回应：“九五尊居君位，而下求贤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犹以杞叶而包瓜，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内蕴中正之德，充实章美，人君如是，则无有不遇所求者也。”（《周易程氏传》，第254-255页）九五之阳符示的尊居君位之人，内蕴中正大德，生命充实，大美昭彰，心系天下，屈尊向下，惜贤爱才，广泛求取有益天下平治的贤达。如此回应相遇的时势，所求必所遇，所遇必所愿。

最后，以符示重重险难的习坎六四之阴的回应为中心，程颐倡言为人臣者，以主体自觉和智慧举措，化解因君上心灵遮蔽所致国家天下凶险时势。

处于习坎符示的重重险难时势，六四爻辞云：“纳约自牖，终无咎。”程颐认为，爻辞揭示为人臣者对于关乎国家天下整体命运的重重险难时势的回应。他说：

六四阴柔，而下无助，非能济天下之险者。以其在高位，故言为臣处险之道。大臣当险难之时，唯至诚见信于君，其交固而不可间，又能开明君心，则可保无咎矣。夫欲上之笃信……又须纳约自牖。纳约，谓进结于君之道。牖，开通之义。室之暗也，故设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处，以况君心所明处……人臣以忠信之道结于君心，必自其所明处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处也。所通者，明处也。当就其明处而告之，求信则易也，故云纳约自牖。能如是，则虽艰险之时，终得无咎也……且如汉祖爱戚姬，将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群臣争之者众矣，嫡庶之义，长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贤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则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与张良群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与周昌、叔孙通？然而不从彼而从此者，由攻其蔽与就其明之异耳。（《周易程氏传》，第165-166页）

六四爻符示阴柔之人，置身重重险难的天下时势，与在下初六爻符示的阴柔之人同性而不获其应助，难以成为拯救天下险难的人，但又处在九五爻符示的君王之下，为其大臣而当大任，又不能不担此大任而拯救天下之险难，所以爻辞陈述大臣主体应对险难时势的路径：

险难时势的形成，源于君王之心受到遮蔽。大臣回应时势的有效拯救路径，在于自己推心置腹而获得君王的信任，与之交情牢固而不可为外人离间，又能让君王心地敞亮开来，这样才能保障不会有灾祸发生。为此，就要以君王明晓之处为突破口，进行开导，打动君王的心弦，令其接纳自己的建议，夯实与自己的紧密信从关系，放弃原有的执念，去除遮蔽。

纳约，谓接纳大臣建议，听进他所讲述的道理，由此确立君臣间笃实牢固的互信关系。牖，房间设置的窗户，用来为幽暗的房间开通光明。自牖，则喻示从君王能够明晓开通之处做起，以此作为君王接纳自己建议、坚定信从自己的有效路径。圣贤而外，人心皆有其遮蔽迷暗处，也有其开通明晓处。以道理的直接陈说劝告，救治君王的遮蔽迷暗，由于君王执念的深固，往往难以奏效。而从君王开通明晓处予以开导，获得君王的信任较为容易。君王的执念再深固，也可由此得到化解。君王的遮蔽迷暗，最终也可被去除。天下的险难时势，最终即可得到扭转救治。典型案例，如汉高祖刘邦因偏爱戚夫人，欲将太子之位由与吕后所生现任太子刘盈换为与戚夫人所生如意，偏爱的执念与情愫，强烈遮蔽了他对本甚昭著的礼制嫡庶之大义、长幼之伦序的明察，众臣苦苦谏诤也难奏效。刚刚建立的大汉江山，眼看要因储君问题陷入难以挽救的重大险难时势。张良就以典范的回应险难时势的纳约自牖路径，力挽狂澜，扭转乾坤。德高望重的“商山四皓”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甪里先生周术，是高祖素所敬重而欲招致的人物，可谓其心的开通明晓处。张良就精准抓住这一点，基于此布划，设法说服四皓出山辅佐太子，令高祖看到，自己未能招致之人，太子却能招致，可见天下已归心于太子，于是心服于太子的感召力，从而彻底打消更换太子的念头，去除心在礼制嫡庶之大义、长幼之伦序上的遮蔽迷失，从而易如反掌地完成稳住太子地位这一事务，挽救了迫在眉睫的重大险难时势。就实际的力量和劝谏的切中肯綮而言，四皓的确远远不能与张良、周昌、叔孙通等众位公卿重臣及天下士人相提并论，然而高祖顺从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症结就在于，前者对准了其开通明晓处，借此即可有效发力，将其遮蔽迷暗处也一并开通趋清明，后者对准了其遮蔽迷暗处，虽然攻之不遗余力，遮蔽迷暗处却仍纹丝而不动。程颐由此说出“张良用高祖”的精警之语，启发为人臣者及士子立足时代时势，以主体姿态与君王一道参与平治天下大业：“王介甫咏张良诗最好，曰：‘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当此每从容。’人言高祖用张良，非也，张良用高祖尔。”

不难发现，借其诠释，以往的爻性爻位、乘承比应诸说，皆不再绝对化，而是有了时势语境下的灵活变通化，被赋予“不可为典要”“知几能权”（《周易程氏传》，第97页）的智慧新义。本着时势的基源性语境，在程颐看来，人人皆可对接《易》所开显的一切，在自己置身的时势中予以活学活用，落实家国天下应然担当：“看《易》，且要知时。凡六爻，人人有用。圣人自有圣人用，贤人自有贤人用，众人自有众人用，学者自有学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二程集》，第249页）

程颐申言，回应时势，归根结底在于循道遵理，以求随时变易以从道，迈向圣贤人生。

先看他对睽卦的诠释。

睽卦（䷥）“为卦上离、下兑，离火炎上，兑泽润下，二体相违，睽之义也。又中、少二女，虽同居，而所归各异，是其志不同行也，亦为睽义”（《周易程氏传》，第212页）。以上下二体之象合而观之，睽卦上离火而下兑泽，泽水向下滋润，火焰向上升腾，水火相背而行，开显天道之域睽乖背离的时势意涵；上离中女而下兑少女，二女虽同住于所生家庭，而其未来所嫁则各不相同，意味着其人生志愿沿不同轨迹进行，开显人事之维睽乖背离的时势意涵。《彖传》云“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揭示生活世界天道人事诸多睽乖背离时势功用的重大。程颐基于此，既揭示天道人事诸多睽乖背离时势及其功用的重大，又揭示圣人以理一而应万殊、循道遵理而灵活变通回应该类时势的智慧，带有回应各类时势的普遍方法论意义。他说：

推物理之同，以明睽之时、用，乃圣人合睽之道也。见同之为同者，世俗之知也，圣人则明物理之本同，所以能同天下而和合万类也。以天地、男女、万物明之，天高地下，其体睽也，然阳降阴升，相合而成化育之事，则同也；男女异质，睽也，而相求之志则通也；生物万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禀阴阳之气，则相类也。物虽异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群生之众，睽散万殊，而圣人为能同之。（《周易程氏传》，第213页）

大千世界，天道人事万象，各种力量，尽显其睽乖背离之异，以此彰显着大千世界万殊的多样性。同时，其异也决定了万象与诸力量之相依互益而趋于和同。天地高下异处，男女形质相异，各生命性之物千姿百态，这是天地、男女、事物睽乖背离之异。然而，天地之异，成就了阴阳二气升降交感的共同造化之功；男女之异，促成了相互追求的共同互通心志；事物之异，呈现了对于天地阴阳之气交感和合的相近禀受：这是其由睽乖背离之异而趋于和同。终极而言之，这一趋同，本于造化力量阴阳由异而趋于和同及其形上所以然天理。阴阳之气伴随其形上所以然天理的生化流转，造化出人在其中的大千世界，气成就起多样性互异的形体，天理则内化为事事物物之理。终极层面的物理就是那同一个天理，此理也内化为终极层面的人物之性。于是，事事物物由外在万殊之异，趋于内在物理物性人性天理本然之同。世俗中人，只会在形下层面寻找相同，却每每忽略隐含于形下异中的形上层面根本之同，所以迷失在形下之异中不知所措。圣人则有见于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睽乖背离之异，更洞悉其内在终极层面物理物性人性天理本然之同，虽见异而能同之，基于天理本然之同，统合相关事物与力量及其互动下的睽乖背离时势，引动异之相依互益而趋于和同，化解睽乖背离之不利，进而转化为成就大事、大业之大用。

依程颐之见，回应六十四卦涵摄符示的各类时势，如同回应睽卦涵摄符示的睽乖背离时势，就是要基于终极层面物理物性人性天理本然之同，创造性落实为具体时势下的循道遵理。道就是天理。在程颐看来，天理终极决定着气化流行及其造化所成的生活世界。造化力量和生命力量皆制约于它，两种力量所促成的各种时势同样受其制约。对于现实的有效正当回应，必须是合乎天理的回应。而合乎天理的回应，不是抽象绝对的，而是契合具体时势的。具体时势如何，天理的落实路径、举措与方式就如何。是以《程氏易传序》断言：“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周易程氏传》，第1页）这个“道”，既指终极层面的天理，又指各具体时势中得以圆满落实的多样化分殊表现的天理，前者属于形上根基根据之体，后者属于形下落实之用。时势分殊之多，内含形上根基根据天理之一；回应时势路径、举措与方式之多，落实的是终极天理之一，落实成的则是分殊表现的天理。天理又内化成终极层面的人物之理之性，因而上述的回应落实，同样也意味着人物之理之性合乎内在要求的实现。臻此圆满回应，人即跻身“圣之时者”境地，推进着“圣之时者”的人生。诠释《易》之时义的孔子，就是“圣之时者”的典范。《孟子·万章下》载孟子称“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孔子，圣之时者也”，表明孟子透悟了《易》的神髓，“故知《易》者，莫若孟子”（《二程集》，第327页）。人们应追步孔孟，学《易》用《易》，涵养圣贤气象，成就圣贤人生。

《易传》基于阴阳之道与性命之理，初步阐发了《易》之时势意蕴。王弼则基于无为万有终极本体与根据，超越汉代卦气易学的相对枝蔓语境，进一步揭示《易》明时通变的人生智慧。程颐转进这一切，以天理本体取代无本体，深化性命之理，全面诠释建构起《易》时势的基源性语境，以天理性理于时势中的全方位多层面具体回应性落实，推出与时偕行的圣贤人生期许，彻底激活《易》的鲜明达用现实向度，为依据经典圣学直面现实进行新思想话语体系建构，推出理学，转活深化圣学，范导人生，打下坚实基础。他极尽诠释之能事，以求时势语境下的六十四卦人事意蕴昭晰毕现，而不泛泛言事说理，可谓给“《易》本隐之以显”作了又一典范注脚。“《系辞》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义，则看《系辞》不得”（《二程集》，第13页），当是他的基本学《易》理念，这也当是他精心详密诠释六十四卦经传而不周详诠释《系辞》等传文的原因所在。朱熹由此一则肯定其义理本身之正：“其用意精密，道理平正，更无抑扬。若能看得有味，则其人亦大段知义理矣。”一则指出其说理过于就实之偏：“他把这书硬定做人事之书。他说圣人做这书，只为世间人事本有许多变样，所以做这书出来。”在就实的诠释中，时或见其借经说理之精妙与奇思妙想，时或见其在或即或离经文之间以艰立己说之苦心与牵强。其对泰九二、习坎六四爻辞的上述诠释，就是显例。这些，都给后人以正反两个方面的深刻启迪，深值我们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予以回应转化。

本文刊发于《周易研究》2024年第5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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