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埃及同为世界文明古国，2024年是“中埃伙伴年”，文明的交相辉映，古往今来的隔空唱和，是“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的另外一重观看角度。

在埃及满坑满谷的出土文物里挑“宝贝”，是一件幸福又奢侈的事。为了这次展览，颜海英和薛江前前后后跑了五六趟埃及，每次逗留一个月左右，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泡在各个博物馆的库房里。他们把库房叫作“万神殿”，简直恨不得把“万神殿”的库藏“扒拉个底朝天”。埃及人渐渐适应和信任这两个代表着“中国效率”的外来专家，陪同他们挑选的当地工作人员一开始跟着他们来回走，后来实在走不动了，便放任他们“自选”，待选定后再介入。提前离开时干脆就让他们留在办公室，在电脑上自行继续查找资料。“通过这种系统性爬梳，我们在里面发掘了好多宝贝。还有些他们摆在不显眼的角落里、落满灰尘的东西，也被我们发现了。”在“法老的国度”展厅里，好几尊精美而独特的国王雕像都是这么被发现的。

展厅里为数不多的几处中国藏品，也仿佛伏脉千里的隐线，传达出对文明互鉴的见解，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种相互呼应的共鸣关系：与埃及陶器并列的马家窑陶器，同样带有象征水波的折线纹和动物纹饰；新石器时代晚期两河流域的费昂斯工艺，便是玻璃制品的前身，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展品是战国时代的蜻蜓眼琉璃珠，不但材质、工艺相仿，连主题都与“恶灵之眼（Evil Eye）”相关；在古埃及铜镜旁边，陈列着商代晚期的几何纹镜，以及齐家文化的星纹镜；在体现埃及丧葬文化的太阳船和提甬周边，摆放着来自汉代的抚琴陶俑和绿釉陶屋，同样的事死如生……

上海博物馆门口摆放着古埃及法老美伦普塔的雕像（郭宇翔/图）

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文物艺术系列展览的第四个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由上博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携手举办，展期将近13个月（2024年7月19日-2025年8月17日），全面揭秘古埃及文明及其最新考古发现。此次展览是中国官方博物馆与埃及政府间的首次合作，也是有史以来全球最大规模、亚洲最高等级的埃及文物出境展。

用“一票难求”“人满为患”也不足以形容“金字塔之巅”的受欢迎程度。在上海博物馆，788件古埃及文物漂洋过海，最终被分为三个展览板块，分列在三个不同的展厅：“法老的国度”、“图坦卡蒙的时代”和“萨卡拉的秘密”。其中，“法老的国度”可以被视为一部简要的古埃及文明通史，而“图坦卡蒙的时代”和“萨卡拉的秘密”则是两个展开独立叙事的专题。“图坦卡蒙”是埃及考古发掘中最为完整、知名度也最高的传奇法老墓；而“萨卡拉”则代表了埃及考古的最新成就，也是此次大展的亮点所在。

萨卡拉位于开罗以南30公里处，是古代都城孟菲斯的墓区，长约6公里、宽约1.5公里。这里不但有埃及历史上第一座金字塔，也留下了各个时代宗教和仪典的轨迹。从埃及第一王朝开始，已经有贵族在此下葬，此后代代叠加，成为古埃及最古老、使用时间最长的墓地。这里当然也是考古工作者梦寐以求的神秘宝库。

埃及是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大热门。在整个埃及，高峰时期有近500支来自全世界的海外联合考古队在分头作业。仅在萨卡拉地区，就有来自法国、捷克、日本、波兰等国的联合考古队。中国首支埃及学考古队就集结了埃及学家、图像史学家、科技考古学家。此次上海博物馆大展中的萨卡拉最新考古发掘成果，便是“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埃及学研究领域的第一手资料，直接从考古遗址运到上海博物馆展出，完成它们面向世界的“首次公开亮相”。

獴铜像（上海博物馆提供/图）

2020年，考古学家在萨卡拉发现了一处距今2500年左右的大型墓葬群，其中包含多具保存完好的木乃伊和大量精美随葬品，萨卡拉遗址被列为2020年世界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但此后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使得后续的考古工作一再放缓。

“2021年开春，春节还没有过完，我记得也就是大年初五、初六的样子，我和几个同事就奔到了埃及，我们绝对是第一拨冲到埃及的考古外援团队。埃及人一看，中国人来了！那真是特大喜讯，他们奔走相告：中国人出来了！那就是新冠疫情要结束了！萨卡拉的考古工作在疫情期间基本停止，埃及人也急了，他们急需国际合作。”颜海英说，萨卡拉出土的文物量太大，大量考古发掘需要后续整理，在文物数字化方面，中国的技术手段是很先进的，因此双方很快就谈妥了合作事宜。

颜海英是本次上博古埃及文明大展的首席策展人。她就职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是古代东方文明研究所所长。作为埃及学专家，颜海英介入过国内绝大部分与埃及有关的展览，但她仍觉得上博这一次的古埃及大展是史无前例的，除了展品等级高、数量极为庞大、策展思路和视野完整，最关键的是，这是中国首度与埃及官方直接合作的展览。自18世纪拿破仑远征埃及后，古埃及文物流散至许多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意大利等都拥有不少古埃及收藏，过去中国境内所举办的古埃及主题展，也大多经由这样“二传手”来实现，真正能够自主策展的极少。

“这么多年来各大博物馆可能都想过要直接跟埃及合作展览，但都知难而退，因为埃及方面的借展费用实在太贵了。”颜海英说，过去国内的古埃及主题展，往往是跟意大利等国借展，借展费要便宜得多，还都是包装好、策划好的。但上海博物馆这次的决心特别大，旨在做一个真正重量级的、具备文明互鉴意义的古埃及大展。“在这个过程中，太多困难了，我们去挑文物的时候，就发现很多我们想要的文物，被新开的埃及文明馆拿走了，还有一些，包括木乃伊和图坦卡蒙，都去了正在筹建中的大埃及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至今还没有正式开馆，开馆头一两年里，重要藏品也决不会出借。”

颜海英对上海博物馆说，条件不成熟，要不再等等？但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力劝他们“再坚持坚持”，并建议他们到埃及的各个地方博物馆转一转。于是颜海英和薛江等学者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埃及的大大小小博物馆里“到处转”——“从国家博物馆、苏伊士博物馆、卢克索博物馆……再到各个地方的小博物馆，我们都进库房去看，这一看不要紧，才发现原来我们知道得太少了！埃及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文物了！这样我们的信心又恢复了一点，最后让我们不再动摇的，是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的秘书长，也是总负责人，他特别慷慨地说，‘在埃及萨卡拉刚刚发现的文物，你们随便挑！’这太好了，这一下我们就像打了兴奋剂，知道办这个大展肯定没问题了。”

门图荷太普石灰岩拱顶彩绘碑，第12王朝（公元前1985—1773年），高72.5厘米，宽43.5厘米，埃及国家博物馆藏（上海博物馆提供/图）

在埃及满坑满谷的出土文物里挑“宝贝”，是一件幸福又奢侈的事。颜海英和薛江前前后后跑了五六趟埃及，每次逗留一个月左右，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泡在各个博物馆的库房里。埃及人工作时间特别短，早上10点才上班，下午两点就下班，有时候中午出去吃个饭，就再也不回来了，如果赶上去新首都开会，那就整整一天都找不到人。颜海英和她的团队，只得咬牙住在博物馆对面要价不菲的酒店里，方便一发现他们开工了就马上跑过去挑东西。

博物馆的库房，仿佛仓储式超市，所有同类的文物都归类陈列，一柜子一柜子的小神像，颜海英和薛江在其中来回走，薛江个子高，就负责巡览高处，目无所遗。他们把库房叫作“万神殿”，开玩笑地说，简直恨不得把“万神殿”的库藏“扒拉个底朝天”。

埃及人渐渐适应和信任这两个代表着“中国效率”的外来专家，陪同他们挑选的埃及当地工作人员一开始跟着他们来回走，后来实在走不动了，便放任他们“自选”，待选定后再介入。提前离开时干脆就让他们留在办公室，在电脑上自行继续查找资料。

“他们用的是很老旧的电脑，所有文物信息都在里面，只有用编号才能调取，我天天看他们操作，就学会了。通过这种系统性爬梳，我们在里面发掘了好多宝贝。还有些他们摆在不显眼的角落里、落满灰尘的东西，也被我们发现了。”在“法老的国度”展厅里，好几尊精美而独特的国王雕像都是这么被发现的。

阿蒙涅姆赫特三世，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图特摩斯三世，阿蒙荷太普二世，拉美西斯二世，戴着假胡须的无名法老……这些显赫庄严的雕像伫立在展厅入口处不远的长廊中，等待中国的观众步入其间，仿佛一场盛大的巡礼。

“我们俩一遍一遍地走，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地毯式的巡视，让两位埃及学专家发现了很多超出他们原有认知的藏品。在大型雕塑之外，很多别具一格的小型文物也值得一看，比如一小块费昂斯材料烧制而成的砖，仅有巴掌大，但通体蓝色彩釉上纸莎草池塘的纹饰，精美绝伦，经考证，是神庙建设之初用于奠基仪式的奠基砖。

展出中那尊憨态可掬的站立的狐獴雕像，也是意外的收获。同样罕见的还有一尊荷鲁斯雕像，荷鲁斯通常以鹰头人身的形象出现，但颜海英和薛江在库房里竟然发现了一尊鹰头和鳄鱼尾巴相结合的石雕小像，经辨认也是荷鲁斯。坐着给小狮子喂奶的塞赫迈特女神像、被穆特女神用翅膀拥抱的荷鲁斯、寓意着死亡只是一场睡眠的随葬头枕、用象牙雕成的两只纤纤玉手状的乐器响板……这些常识之外的独特藏品，为理解古埃及文明又增加了新的趣味和线索。

在尚未开放的大埃及博物馆，颜海英得以参观了他们的文保中心，这个文保中心的英文名很独特：energy center（能量中心），似乎这里，便是整个埃及古代文明的精神核心之所在。萨卡拉新出土的一批最漂亮的彩棺，已经第一时间被转移到了大埃及博物馆的“能量中心”。

“能量中心”的主任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老绅士，也像是一个地下王国的守护者，他带着来自中国的专家学者在长长的地下库房参观，那里常年保持着最合适的温度和湿度，工作人员像医生一样穿着白大褂、戴着白手套行走在设备间，把一件又一件盛藏着宝物的小房间打开。

“打开其中一间，图坦卡蒙王的珠宝全部在里头！我们就不舍得走了，工作人员也特别热情，就把珠宝盒一个一个打开来给我们看。”

在萨卡拉出土的文物里，有一只迷人的小牛犊卧像，它属于托勒密时期，是用木材、石膏、亚麻布混合了粘合材料制成的，1962年由埃及探险学会于拉姆迪发掘出土，藏于埃及国家博物馆。颜海英和她的工作伙伴亲昵地称它为“花牛”。塑造小花牛的古代工匠并不拘泥于动物的真实比例，相反，他夸张地放大了“花牛”的脑袋，这头“花牛”甚至因此具备了某种表现主义色彩。趣稚而瘦弱的犊子，仿佛刚出生不久，还带着乳香，身上布满抽象花纹，怯生生的，却顶着一个硕大的脑袋，无辜的大眼睛、粉红色的招风耳、尖尖的牛角和突起的唇吻自带萌宠气质。小花牛自发掘之日起就是明星藏品，曾出现在许多考古书籍的封面上。颜海英在大埃及博物馆里来来回回走，心心念念就是把小花牛借到中国来展出。

“因为它太独特、太唯一了！馆方其实是不愿意出借的。我每次经过它，哪怕只是看了它一眼，旁边陪我的那个工作人员就会马上说一句：不可能！”

这项“不可能的任务”，最终还是通过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的领导实现了。中国专家在萨卡拉的考古援助工作，为这次借展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上海博物馆列出了一个借展的心愿清单，小花牛也在其中。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的秘书长最终点了头：出借！

展览上出现的描金或镀金的法尤姆肖像、木乃伊面具，乃至黄金花环、黄金项饰、黄金指套……也都属于难以出借的类别，埃及人相信，完整的身体是成功进入来世的必备条件，手指套、脚趾套等“义肢”因而盛极一时，黄金的指套不但可以保护木乃伊脱水过程中手指和脚趾脱落，也是高贵身份的象征。“后来我们找着规律了，但凡带着金子的都很难借。”

除了黄金制品本身的昂贵属性，其工艺也是难借的原因之一。“比如彩绘上薄薄的镀金，它很容易被蹭坏，从清点、出库，到封箱、开箱，整个过程都必须由埃及本土的文保人员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操作，是绝对不可以让搬运公司的人去触碰的。”

仆人烤面包与酿酒像，古王国时期（公元前2686—2181年），高35厘米，长55厘米，宽13厘米，埃及国家博物馆藏（上海博物馆提供/图）

在挑选文物的过程中，人会不自觉地带出自己的审美趣味和专业研究眼光。薛江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艺术史研究所研究员，但他在中央美院学过设计，对古代埃及的匠作工艺特别感兴趣。除了挑选有代表性的浮雕文物、调色工具之外，他还特别选取了不少只画了一半的石片，比如工匠们画在石灰岩片上用来练手的草稿、用红色颜料画就的战车与箭矢，在他眼中恰恰是“未完成”的器物，能够看出古代工匠制作时的工序、技艺和匠心。这些扁平的石灰岩片，边缘被敲砸处理过，画面留着深浅不同的辅助墨线和修改痕迹……对擅长解读的人来说，这些都是来自历史深处的隐含信息量。

颜海英则更关注古埃及文字，一方同时镌刻有圣书体埃及文、世俗体埃及文和希腊文三种文字的石碑铭文引起了她的兴趣。这块石灰岩石碑出自罗马埃及时期（公元前30年-公元395年），记载了当时贵族向神庙捐献土地的事迹。她挑选这件藏品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它令人联想到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那块同样是三种文字并列的罗塞塔石碑。

大名鼎鼎的罗赛塔石碑是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对热衷于埃及古代文明的人来说，它也意味着埃及学的起点。1799年8月，远征埃及的拿破仑军队在罗赛塔附近修筑要塞，在推倒一堵旧墙后，无意中发现了这块刻满文字的黑色玄武岩石碑，这块石碑成为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一把关键钥匙。

我们今天在大多数埃及文物上看到的、携带有大量象征符号、仿佛图画一般的象形文字，多为“圣书体埃及文”，这是人类最早的文字体系之一，在公元前3250年即已存在。即使在古埃及，能掌握这门文字的人也是少数。在后来的历史中，埃及逐渐发展出了书写更为简易流畅的“僧侣体”和“世俗体”，但“圣书体”被作为一种纪念性文字保留了下来，大多使用在宗教或墓葬场合，以示庄严。到了公元4世纪之后，美丽的“圣书体”渐渐退出了使用，甚至无人能解，成为失传1500年以上的神秘的“死文字”。

对古文明的研究者而言，罗赛塔石碑上并列镌刻了三种不同的文字，仿佛是一道清晰的路标，这意味着三段文字的内容很可能是相同的。在托勒密王朝统治埃及期间，官方文字是希腊文，大多数埃及人看不懂，因此国王的诏书往往要以三文对照的形式发布。罗赛塔石碑被发现后，学者们很快译出了石碑上的希腊文，并以此为线索，试图解读另外两种埃及文字。许多学者加入了这场角逐，使得解读罗赛塔石碑演变成一场没有鸣枪起跑的比赛。在这场激烈的智力竞争中，最终是法国青年学者商博良（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1790-1832）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商博良在42岁英年早逝前，除了多辅音符号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外，几乎结构性地破解了关于埃及象形文字的秘密。

商博良自幼表现出极高的语言天赋，5岁起就开始学习古文字，先后学过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阿拉伯语、叙利亚语、迦勒底语、科普特语、波斯语等。他在童年时期就立志要破译埃及象形文字，并且很早就拥有了罗赛塔石碑的拓本，但他没有马上开始释读，而是不断学习一门又一门东方语言。他很早就意识到，在不同的古文明和古语言之间，隐伏着互相影响的关联，也及时顿悟了埃及象形文字不仅仅是象形表意，它可能兼顾着表音的作用。在摄影术未普及的时代，商博良靠实地行走，遍访欧洲各大博物馆，大量收集象形文字和铭文，在漫长的准备工作后，方才着手破译罗塞塔石碑，并一点一点地整理、构建起古埃及语的语法架构并编撰字典。

象形文字的释读成功，极大拓宽了人们研究古埃及文献的视野，尘封千年的大门被推开了。也正因此，1822年9月29日，商博良宣布释读埃及象形文字成功的日子被确定为埃及学这一学科的创立之日，商博良则被后人尊为“埃及学之父”。

三种文字并列的文献性石碑对埃及研究的学术价值是毋庸置疑的，“这块石碑同样是三文对照，这一点就吸引了我，而且它的三种文字跟罗塞塔石碑的三种文字是一样的，都是圣书体、世俗体加上希腊文。折射出当时的埃及是一个双面社会，外国人在埃及做统治者，但文化上又是两种文化一体两面。”颜海英说，商博良并没有破译所有的象形文字，单辅音符号也没有辨认完全，但他找到了正确的系统路径，使得后来的研究者得以拾阶而入。直到今天，古埃及文字字典还在每年翻新，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注释被增补进来。“我们字典里的每一个词条，比如‘光明’这个词，后面都要注明出处，要把有‘光明’出现的所有古文献都列出来，它的释义在不同时期也会流变，不断的考古发现会带来新的语料，它的意思会增加或更正，是真正的学无止境。”

由木头和石膏做成的牛犊，托勒密埃及时期（公元前332—30年），长约80厘米，高约63厘米，1962年2月埃及探险学会发现于拉迪姆，埃及国家博物馆藏（谢抒豪/图）

在古埃及文的体系里，许多字即使被解读，也难以被翻译，但这些字往往又代表着古埃及文明中的一些重要理念，折射了古代埃及先民的宇宙观，这些难以翻译的字往往就不翻译了，人们保留它们原始的读音，成为专有名词。比如“卡”，比如“巴”，比如“玛阿特”。

“玛阿特”类似中文语境里的“道”，它既代表公正，又象征真理。“卡”和“巴”解释起来则更为复杂，古埃及人相信人有两个灵魂——“卡”和“巴”，“卡”在人出生的同时形成，也会随着人的死亡去往另一个世界，用颜海英的话来说，“‘卡’有点像元神。而‘巴’类似魂魄，能飞行，会自行其是。”人死后肉身下葬，“巴”在白天会离开墓穴，晚上回到墓室，与木乃伊合体。中文译者曾试图借助中国古老传统里所区分的“魂、魄、灵、鬼”等概念来解释“卡”和“巴”（在先秦时代，中国人也相信魂魄二元，认为人死后，魂上天，魄入地），但最终发现都不能精准对应。

独特的生死观，可以说是古代埃及文明绵延三千多年的核心之一。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从地图上看，古埃及的国土恰似古埃及人常常在绘画和雕刻中表现的蓝莲花，顶部接近抽象三角形的莲朵，是连接着地中海的三角洲，底下长长的莲茎，便是狭长蜿蜒的尼罗河沿岸土地。沿着这发达的水系，孕育出人类的早期文明。而在古埃及文明中，蓝莲花被视为轮回与重生的象征，正如尼罗河一样。尼罗河由白尼罗河与青尼罗河汇流而成，在每年7月中旬，会有一次大规模的洪水泛滥，泛滥会给两岸田地带来充分的沉积物，成为肥沃的黑土壤。古埃及人就仰仗这一年一度尼罗河泛滥的馈赠，在农业生产上轻松实现自给自足。尼罗河流经的土地所形成的平原，其面积不到古埃及国土的5%，却在当时养活了96%以上的埃及人口。

世界上许多古文明根据星辰流转和季节变更形成天文历法，但古埃及人却根据洪水的周期创建起自己独特的历法，洪水季的第一天被视作一年的开始。这种循环往复的轮回重生，塑造了古代埃及人的宇宙观和生命观。理解了这一点，便能更直观地理解埃及丧葬中随处可见的太阳船，这些依尼罗河而居的子民认为，无论是在天空还是冥世，都应该像现实中的埃及一样，拥有一条如尼罗河般生生不息、汤汤洪流的大河，神明和亡者，如同日出日落，乘船在其中穿行，往来不辍。

黄金瓦赛赫项圈，第12王朝（公元前1985—1773年），长34厘米，纵22.5厘米，达舒尔出土，埃及国家博物馆藏（上海博物馆提供/图）

在埃及考古领域，图坦卡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在埃及，大部分法老墓都经历过疯狂的偷盗，但图坦卡蒙的墓室被发现时堪称完整，盗墓者搅扰过这里，但几乎没有拿走任何东西。图坦卡蒙，这位19岁便早逝、在史书上被处心积虑抹去名字的法老也因此呈现在世人面前。

1922年11月的一个傍晚，在卢克索帝王谷，一个声音问道：“你看见什么了吗？”

另一个声音回答：“是的，是些神奇的东西。”

回答者正是霍华德·卡特，图坦卡蒙墓室的发现者。他的前任在获准发掘后工作了整整12年都没有找到这个墓，在发掘资金即将撤销之时，一个隐秘窄小的墓室，满蓄着珍宝，突然洞开在冒险家面前，仿佛一个传奇。

图坦卡蒙在位仅10年，在诸多古代埃及史书中，几乎看不到他的名字。他的父亲埃赫那吞（也有学说认为是他的岳父）发动过一场争议巨大的宗教改革。在埃赫那吞登基前，埃及是多神教，太阳神阿蒙是其中最重要的神。埃赫那吞继任后，开始推崇日轮神阿吞，他摈弃众神，独尊一神，甚至连神的复数形式都不允许出现。这场宗教改革也被部分学者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神教。

埃赫那吞是一位很特殊的法老，从他的雕像便可见一斑。此前法老形象大多雄健端正，容貌比较程式化，但埃赫那吞的长相奇特，奇狭的长脸，厚唇，肩膀狭窄，还有个鼓起的肚子。他是人，并且强调了这种人的形象，从而与之前那种人神合一的法老像区别开来。埃赫那吞的王后便是那位大名鼎鼎的美人儿纳芙蒂蒂，她骨相清奇，脖子颀长得不可思议。他们的孩子图坦卡吞，便是后来的图坦卡蒙。

埃赫那吞死后不久，他倡导的宗教改革便失败了，图坦卡吞废除了阿吞神，改了自己的名字，恢复了阿蒙神的宗教信仰体系。但他没活多久，到了第十九王朝，拉美西斯的几任国王着手编篡历史，埃赫那吞和图坦卡蒙等法老作为宗教异端统统被除名。如果不是考古发掘发现了图坦卡蒙，他的存在将永远消失在时间深处。

在“图坦卡蒙的时代”展厅里，埃赫那吞、纳芙蒂蒂、图坦卡蒙的雕像同处一室，失落的一家三口再一次重逢了。另有一方浮雕展现出埃赫那吞与家人沐浴在阿吞神恩泽之下的场景，日轮神放出万丈光芒，每道光芒的末端化为一只只人手，将神的恩典赐予国王一家。埃赫那吞领头，其后跟着王后与公主。

埃及向来有“挪用”雕像的传统，君王们会修改先王的雕像，改算成自己的，尤其是巨型雕像，这种挪用反映了埃及王权的一种政治逻辑，即以旧日记忆和荣光来强化当代国王的合法性。展览中图坦卡蒙的巨型雕像即被后世挪用了——但很少有人能挪用埃赫那吞的巨像，他的样子太独特、太个人。他和纳芙蒂蒂，无论以何种方式出现，其形象几乎一眼可辨，他们所在的那个时代，也因此催生出一派不同凡响的艺术风格。

新王国时期的伊西斯和国王头像双面浮雕板（正面）（郭宇翔/图）

在古埃及后期，国家分裂、外族入侵、社会动荡。与此同时，对魔法和巫术的信仰也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神圣动物崇拜风靡一时。朱鹭、狒狒、猫、鹰隼、鳄鱼、猴子、蛇、牛等等，都属于埃及常见的“神圣动物”。

在公元前664-525年的第二十六王朝，到神庙中放置还愿用的动物蔚为风气。一开始，人们使用的是石雕或铜雕的动物肖像，雕像制作昂贵，动物木乃伊价格相对低廉，因此成为“平替”。“神圣动物”不但高频度地出现在雕塑和画像中，也被批量饲养和宰杀，制作成木乃伊售卖给大众，作为献祭给神的供奉或还愿物。

萨卡拉就是一处极为密集的动物木乃伊祭祀处，尤其是萨卡拉入口处的猫神巴斯泰特祭祀区尤其兴盛，考古发现新王国时期，这里甚至有一座猫神庙，这也是埃及境内存世不多的猫神庙遗址。自2018年起，埃及考古队在萨卡拉不断有重大发现，如埃及最大的动物木乃伊墓地、最完整的制作木乃伊的作坊，更首次发现了蛇、蜣螂、幼狮的木乃伊。萨卡拉不仅是人的圣墓，也是神圣动物的祭祀乡。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经详细描写过人们前往神庙欢度节日的场景，信徒们宴饮奏乐，乘船在尼罗河上狂欢，并向神庙里的猫神巴斯泰特女神供奉小雕像和猫木乃伊：

男女循水路而来，每条船都坐着许多人，一些妇女手中打着响板，一些男子则全程吹奏笛子。其他乘客，无论男女，都歌唱鼓掌……他们用丰富的祭品来庆祝节目，但这一个节日所消耗的酒，比一年其余时间所消耗的总和更多。参加集会的人数，即使不算小孩，单是成年男女，根据当地人的说法，便有七十万人。

阿蒙神头像。阿蒙起初是底比斯的地方神,其名字含义为“隐藏”或“不可见”。从中王国时期开始,他的地位迅速上升。到了新王国时期,阿蒙成为整个国家的至高神,甚至被称为“众神之王”（谢抒豪/图）

好一个热闹的嘉年华！猫神巴斯泰特女神集狮子与猫的特质于一身，兼具危险与温和，到了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巴斯泰特更多地化身为家猫，象征着母性、家庭和家宅守护神，同时亦司掌音乐和舞蹈。上海博物馆的古埃及文明大展试图复刻猫神节的欢乐气氛，在“萨卡拉的秘密”展厅，观众可以携带他们的萌宠猫咪来一起观展，度过一个“博物馆奇喵夜”。按照计划，在大展期间，博物馆会挑选周六晚上定期举办10场“博物馆奇喵夜”，每场限定2000名观众，最多携带200只猫。

地面上的猫脚印指引着人们参观的动线、墙壁上跳跃着猫的身影、展柜里到处都是猫主题的古代展品，不期然响起猫咪的叫声……“喵星人”们可以带着自家萌宠在展厅中的猫神庙区域留影，还可以体验“携宠云游埃及展”“巨型猫雕塑合影”“猫爪互动”“猫爪留言”等项目，有机会获得专属猫咪文创礼品。

在现代化的博物馆里举办“猫神节”，可比几千年前自发泛舟尼罗河的民间活动麻烦多了。上海博物馆得替每位“博物馆奇喵夜”的观众购买保险，邀请有资质的外科医生驻场以紧急处理观众的意外，还得安排宠物猫执业兽医驻场、宠物猫医疗服务车辆停驻馆外，以备不时之需。馆内工作人员得接受有关宠物猫的专业培训，并提供猫友好装置、猫寄存处、猫咪情绪稳定剂和猫推车等等，每次活动结束后，博物馆还得对全馆彻底消毒、杀菌和除臭。从这一点上来说，现代都市里饱受宠爱的猫咪，可比几千年前被制成木乃伊的埃及猫咪幸福多了。

拉美西斯二世与两女神像，由英国埃及学家皮特里发现于科普托斯的主神庙。该组雕像为真人大小，拉美西斯二世坐在伊西斯和哈托尔中间，蒙受两位女神的庇佑，此类构图的早期范例是古王国时期的国王门卡拉的站立组像（谢抒豪/图）

作为古埃及人的地下居所，萨卡拉用今天的房地产术语来说，“容积率奇高”：颜海英、薛江和褚馨都提到他们在萨卡拉坐吊篮下到墓地深处时那种震撼的感受，16米深的竖井墓，全靠人力拉着吊篮把工作人员缓缓放入垂直的墓道中。为了节省空间，成堆的彩棺重重叠叠地挤在一起，墓室挨着墓室，甚至连缝隙里都塞着不同时期的棺木，仿佛历史的切片在这里被压缩在了一起。很多空间被重复利用过——在四千多年前的墓地中，层层叠叠又塞入了不少三千多年前的坟墓。每个竖井墓里都有上百具棺木，褚馨甚至闻到了当年随葬奶酪的味道。

“在埃及的永恒沉睡之地‘萨卡拉’，我们被吊下十几米的竖井墓……在一层层堆叠起来的十几具棺木中，我一眼就看见了那具异常精美、无比完整的‘绿脸棺’。”薛江说。观众可以在展厅里清晰地看到这具新近出土于萨卡拉的“绿脸棺”，这件人形棺制作于公元前664-332年，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依然保存完好，棺主戴着象征权力的假胡须，胸前的天空女神展开双翼。据说“绿脸”象征着传说中死而复活的奥赛里斯，同时也代表泛滥的尼罗河。

最早从埃及被运往各大博物馆的彩棺，大部分出自南方，在埃及南方的考古早于北方，底比斯出土的一大批文物，是过去几代学者研究埃及古棺及丧葬制度的主要材料。他们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类型学说，埃及棺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在既往拥有的样本里区分。但遗憾的是，这些早年从埃及运走的棺木，因为跟发掘原址分离了，作为研究样本便信息不足。

但萨卡拉的发掘一举打破了埃及古棺研究的现状，这里出土的古棺，一来具备完整的原址信息，二来数量巨大，数十座地下墓室中出土了上千具完整的彩绘木棺，这批古代棺木一旦整理清晰，原有的分期类型学可能需要重新修订，甚至被颠覆。

在上博展厅里，目前可见的最早彩棺，是一具独特的长方形棺木，尺寸狭小，仅容一人侧身其中，棺木上用绿松石色的颜料，工整描画着许多象形铭文，这种写在棺椁上的丧葬文献，后来也成为《亡灵书》的前身。这尊棺材出自埃及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055-1650年），是埃及处于艺术文化高峰的“古典时代”。后世发展出的人形棺椁，死者可以平躺其中，但早期的长方形棺材，棺主人往往只能侧身而卧，棺木外一侧画着荷鲁斯之眼，死者在棺木内的双眼也正好对着这个方向，下葬时，这双眼睛必须朝向东方，为了死后依然可以看见太阳照常升起，那便是轮回的奥义。

颜海英透露，在萨卡拉新近出土的彩绘棺材中，考古专家们希望能够一层一层回溯埃及人形彩棺的源头，目前略有眉目——古代埃及人应该是在制作和保护木乃伊的过程中，渐渐发展出了人形棺的雏形，初代的人形棺，只是上下两层木头，与木乃伊裹在一起，尚无法被直立——在萨卡拉已经发现了类似的实物，目前采样样本正在北京大学做碳14鉴定，还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方能得知结果。

“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首席策展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颜海英（谢抒豪/图）

“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展览现场 （视觉中国/图）

颜海英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代埃及学学者。上世纪80年代，东北师范大学的林志纯、北京大学的周一良、武汉大学的吴于廑三位历史学泰斗，有感于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对世界其他古文明缺乏研究，呼吁学术界填补空白。于是林志纯先生牵头，在东北师范大学成立世界古代文明研究所，建立起一套特殊的培养模式，通过考试从全国高校选拔生源，并在全球招聘专家任教。

上海博物馆展览部副主任、策展人褚馨 （谢抒豪/图）

这个旨在培养世界古代文明研究者的古典班，被历史考古学界戏称为“黄埔特训”，从1985年开始，每两年招收一届学员，每届人数仅有20名左右，颜海英就是“黄埔二期”的学员。这些学生大部分来自历史专业，从本科三年级起进入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所的古典班，接受特殊培训，学制延长至五年，本科毕业之后，再接着攻读硕士和博士。所有学生入学时即签下协议，承诺将来绝不改行。

被拉美西斯二世挪用的神像。这座神像最初描绘的是一位神明，全身包裹在木乃伊裹尸布中，象征着神明的权威。神像的原始身份仍难确定，因为其特征已被国王拉美西斯二世的特征所覆盖，而这正是古埃及国王获得神性的一种特定的图像语言 （谢抒豪/图）

参观者观看后期埃及(公元前664—332年)的彩绘人形棺，这件人形棺是利比亚时代以来“朴素棺”的典型代表 （视觉中国/图）

“当时培养我们的目的，就希望我们未来能成为世界古代史的师资，这样的特殊培训投入是很大的，如果学生未来改行就是资源的极大浪费。”颜海英说，自从入了埃及学的大门，她从未动过一丝想要改行的念头，埃及学对她有着莫名的吸引力。当时可以选择的方向有亚述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她毫不犹豫就选了古埃及。

古代文明是全人类的瑰宝，也有超越时空、超越种族的共通性。展厅里为数不多的几处中国藏品，也仿佛伏脉千里的隐线，传达出对文明互鉴的见解，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种相互呼应的共鸣关系：与埃及陶器并列的马家窑陶器，同样带有象征水波的折线纹和动物纹饰；新石器时代晚期两河流域的费昂斯工艺，便是玻璃制品的前身，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展品是战国时代的蜻蜓眼琉璃珠，不但材质、工艺相仿，连主题都与“恶灵之眼（Evil Eye）”相关；在古埃及铜镜旁边，陈列着商代晚期的几何纹镜，以及齐家文化的星纹镜；在体现埃及丧葬文化的太阳船和提甬周边，摆放着来自汉代的抚琴陶俑和绿釉陶屋，同样的事死如生；在埃及的书写工具和碑石旁，陈列的是清代官员端方的拓印，中国与古埃及在文字系统上有异曲同工之处，文字也都从象形表音而来。清末端方在出使游历途中见到古埃及石碑，采用金石学的方法，拓片、复制，并模仿铭文创作，表现出对同类古文明的强烈好奇和欣赏。上海博物馆展览部副主任、埃及展项目负责人褚馨说，这次展览中展出的中国藏品全部来自上海博物馆的自有藏品，数量虽不多，但作为一个提示和联想的线索而存在，希望让大家能有文明互鉴的视角。

中国和埃及同为世界文明古国，2024年又是中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和“中埃伙伴年”，文明的交相辉映，古往今来的隔空唱和，是“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的另外一重观看角度。

（感谢方思圆对本报道的协助）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蒯乐昊 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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