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由7,100多个独立岛屿组成，其中吕宋岛和棉兰老岛占其陆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群岛的地理特征阻碍了国家观念的形成，菲律宾人散居在各个岛屿，由于种族、语言、交通上的隔阂，在西班牙占领之前尚未出现“菲律宾人”的观念。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殖民国家不断加快掠夺殖民地土地的速度，在保持和利用前资本主义的土地关系和封建势力的同时，积极培植新的依附于殖民政权的地主阶级，将其作为维护殖民统治的支柱。

美国也选择通过寻求土著精英的合作并对其进行改造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1898年，美国取代西班牙成为菲律宾的宗主国，试图将菲律宾变为美国的原料供应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同时以美国的政治体制取代西班牙建立的殖民制度，致力于建立“自下而上”的民主。

1900年，美国总统麦金莱任命塔夫脱为菲律宾总督。这一时期美国向菲律宾引进了“几乎所有的民主制度”，其中包括选举程序、依法治国、美国式的司法裁决、三级政府建构以及立法机关等。

1902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菲律宾法案》，奠定了在菲律宾殖民统治的基础。1916年，《菲律宾自治法案》（又称《琼斯法案》）赋予了菲律宾人较大的自治权力。该法案规定：一旦菲律宾可以建立一个稳定政府时，便给予菲律宾独立。《琼斯法案》确定的殖民体制一直延续到1935年。

1932年，美国国会颁布《菲律宾独立法案》，规定：在菲律宾建立自治政府作为过渡，十年后正式独立，过渡期间美国仍占有菲律宾领土，由驻菲最高专员代替美国总统行使权力。

此后双方先后就贸易、移民、菲律宾独立条件等问题进行磋商。1935年11月，菲律宾自治政府正式成立，国民党领导人曼努埃尔·奎松为总统，塞尔希奥·奥斯梅尼亚为副总统，政府文职人员大多由菲律宾人担任。

虽然美国一直宣称要对菲律宾人进行民主政治教育，逐步提高其自治能力，通过“菲律宾化”走向独立。但美国政府只将权力授予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掌握了权力的地主阶级最关心的是如何维护其社会和经济特权。

例如菲律宾最有权势的家族会安排自己的家族成员担任政府要职，确保在自己家乡省份继续掌权。美国的殖民统治促进了农村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的社会结构由封建势力占支配地位演变为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

19世纪末菲律宾爆发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天主教会领有地的广泛存在。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菲律宾土地过度集中的问题，仍然选择与土地精英结盟，巩固其统治地位。美国当局曾赎买了16万公顷以上的天主教会领有地，计划将这些土地转卖给佃农，但当局又决定出售土地以换取购买费用，土地再度集中到教会和地主手中。

20世纪20年代以来，菲律宾制糖业发展迅速，美国的关税政策刺激了菲律宾经济作物的出口，同时也抑制了菲律宾经济多样化的发展。随着殖民地国家机器的发展，地方政府的权力逐渐扩大，地主阶级开始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吕宋岛中部地区的地主迁往马尼拉后，种植园由职业经理人管理，严格的管理方式代替了原本相对宽松的家长式作风。

菲律宾佃农一般是按照一定比例和地主分配农产品的收成，佃租一般为五五对分，也有的在五成以上。高额佃租使得佃农的生活难以温饱，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佃农会向地主借贷粮食和金钱，由于缺乏其他的信贷来源，佃农的借贷利率通常都很高，他们一般会在收获季节以实物偿还。高额的借贷利率再加上地主调控谷价的影响，大部分佃农长期负债。

因而有人认为：在西班牙统治下，菲律宾自耕农的人数本来就极少，而在美国的统治下就更少了，菲律宾农民的境遇在整个东南亚地区都是最糟糕的。

美国在殖民时期也曾试图从教育、公共卫生、自治制度等方面改善菲律宾民众的生活条件，但农民的处境并没有太大变化，财富大多流到地主阶级和美国人手中。20世纪以来，中吕宋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对土地的争夺变得更加激烈。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引发了广泛的土地动乱，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蔓延加深了农民的不安全感，他们比以往更需要地主的庇护。但中吕宋地区的农民仍然固守租佃制度，希望通过抗议迫使掌握政治权力的土地阶级变得更加开明。

土地租赁并不足以引起农民广泛的不满，农民憎恨地主的是剥削，却不反对地主家长式作风的管理，此外中吕宋周边地区几个土地租赁率较高的省份，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仍然保留有较为浓厚的家长式作风。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中吕宋地区的农民就开始支持那些宣称改善他们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个人或群体。

1924年，菲律宾全国农民协会与劳动者联盟成立，这两个农民组织的主要目标在于：团结农民争取独立；取缔农村的高利贷；增加佃农的收成份额；废除人头税等。

成为美国的原料产地后，菲律宾开始大量种植甘蔗、椰子、烟草等经济作物。与农场相伴而生的是大量的农业工人，菲律宾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制和封建残余的佃耕制度并存的现象。

1930年11月7日，菲律宾共产党成立。1938年菲律宾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合并后的菲共利用已取得的合法地位参加自治政府的国会和地方选举，在竞选中积极宣传其政治纲领。菲共还以土地改革为口号，号召吕宋中部几个省份的农民参加对抗地主的活动，二战前该地区的农民和工人运动为战后菲共的活动奠定了群众基础。

为应对有组织的工人和农民运动，菲律宾自治政府成立了农民委员会和劳工委员会，菲律宾总统奎松还提出了“社会公平”的口号试图削弱共产党的政治话语权。

二战前的农民运动并没有改变农民的处境，只在法律方面的斗争取得了一些成效，这一时期农民运动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是农民的组织力量得到了完好地保存。

1946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情报调查中认为，菲律宾民主运动的先驱是长期处于封建制度压迫下的农民而不是工人阶级。

这一点在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的时候也进行过争论。双方曾在组织立场和斗争方式方面产生了分歧，社会党认为中吕宋那些受到封建土地制度剥削的农民同样具有较高的革命性，而共产党则认为农民与工人的阶级性质不同，只需承认和突出工人阶级在组织中的领导作用即可。

尽管战后有人试图将菲律宾的共产主义运动定义为外来的意识形态，以削弱其本身的民族主义诉求，但菲律宾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源仍然源于当地的激进主义传统。

整个殖民时代和战后初期，菲律宾的农民运动始终在争取对社会秩序的改革。菲律宾共产党为中吕宋的农民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改革的目标。

美国政府提出的反共话语经常被当作干预其他国家的借口，但美国的干预并不是简单的从冷战时期超级大国的政治竞争中发展出来的。战前菲律宾的农民和工人运动就揭示了菲律宾更悠久、更复杂的反共历史。

而美国提出的不惜一切代价支持菲律宾政府的主张，以及迫使菲律宾进行改革的行为，也是在掩盖美国对菲律宾殖民历史的重新塑造，以及战后在东南亚地区追求更大影响力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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