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后，毛主席不再出席任何追悼会，唯独破例送了他最后一程

1972年初的一个寒冷冬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飘着细雪。一场庄严的送别仪式正在这里举行。在场的人们无不动容，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身影——毛主席亲自来到现场送别。自70年代以来，由于身体状况，毛主席已经很少出席任何公开场合，更不用说追悼会了。然而这一天，他却不顾医生的劝阻，坚持要来送这位老战友最后一程。这位逝者到底是谁？他与毛主席之间有着怎样特殊的革命情谊？为何能让毛主席如此破例？

一、初识之缘：从南昌到井冈山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内枪声大作。这次起义行动中，陈毅担任第二十军第一师党代表，与朱德共同指挥部队。起义胜利后，部队按照预定计划南下，但在途中遭遇了严重挫折。经过三河坝战斗后，部队仅剩两千余人。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朱德和陈毅作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向湘粤赣边界转移。在转移途中，他们认识到部队亟需整顿。于是在天心圩、大余和上堡三地，陈毅主持了著名的＂赣南三整＂。

这次整顿工作颇具特色。在天心圩期间，陈毅组织官兵们开展思想讨论，统一认识。到了大余，他着重建立新的军队制度，其中最具创见的是在连队中派驻党代表。这一做法与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不谋而合。而在上堡阶段，部队纪律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就在这支部队向湘南挺进时，一个重要的消息传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正在井冈山开展革命斗争。这个消息让陈毅精神为之一振。此前，他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但早在武汉任职期间就读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这位革命家的战略眼光深感佩服。

1928年4月28日，经过艰苦跋涉，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终于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会师当天，毛泽东特意邀请陈毅详谈。两人谈及各自的革命经历，尤其是部队整编的经验。当得知陈毅在赣南三整中采取的措施时，毛泽东颇感惊喜。

更让两人相见恨晚的是，通过交谈他们发现，彼此对革命形势的判断和军队建设的理念竟如此接近。陈毅介绍了自己在法国求学时期受到蔡和森影响的经历，而蔡和森正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挚友。这段共同的人际联系，让两人的交谈更添几分亲切。

就这样，在井冈山的茅屋中，两位革命家相谈甚欢。毛泽东感慨地说出了＂三相＂之语：＂相见恨晚、相慰平生，希遇事相商＂。这短短的话语，既是对陈毅个人才能的认可，更是对其革命理念的赞同。从此，这次会面便成为了两人日后长达数十年革命友谊的开端。

二、革命路上的知遇之情

井冈山会师后，毛泽东与陈毅在革命实践中展现出高度的战略共识。1929年初，面对国民党军队的＂会剿＂，红四军需要决定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在一次军事会议上，陈毅提出了＂避实就虚＂的战术建议，主张放弃部分阵地，转而袭击敌军薄弱环节。这个建议与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不谋而合。

随后的反＂会剿＂战斗中，红四军采取了这一战术，先后在东固、黄陂等地给予敌军重创。特别是在东固战役中，陈毅担任前敌总指挥，巧妙运用地形优势，设伏歼敌一个团。这次胜利不仅打破了敌军的进攻态势，更验证了毛泽东游击战术的正确性。

1930年，中央苏区的建设工作全面展开。在土地革命问题上，陈毅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见解：除了分配土地外，还要重视农业生产的组织工作。他在赣南地区试行互助组的做法，既保证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又提高了生产效率。毛泽东对这一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其他根据地推广这一经验。

在党的建设方面，两人的理念也十分契合。陈毅在基层工作中发现，有些党员存在＂左＂倾错误倾向，主张采取过激手段处理阶级问题。对此，他主张在进行阶级斗争的同时，要注意团结大多数。这与毛泽东提出的＂团结大多数，反对少数＂的思想一致。

1931年秋，中央苏区遭遇第三次＂围剿＂。在一次军事部署会议上，有人提议采取正面对抗的战术。陈毅明确表示反对，他指出：＂敌强我弱是当前的基本态势，应该继续采取游击战术，积小胜为大胜。＂这个判断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随后的战斗证明，这个战略判断是正确的。

在处理军民关系方面，陈毅始终坚持毛泽东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在担任红四军政委期间，特别重视部队的群众工作。在一次行军途中，某连队战士进入农户家中取水未经允许。陈毅得知后立即召开连队大会，重申纪律要求，并亲自带队向当地群众道歉。这种严格的纪律作风，使红军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形象。

通过这些实践，毛泽东和陈毅在革命道路上建立起深厚的革命情谊。这种情谊不仅体现在军事战略的共识上，更体现在对革命事业的共同追求中。两人经常就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互相启发，共同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三、文武双全的革命伙伴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陈毅不仅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更以其深厚的文化修养为人称道。1932年冬，在中央苏区的一次军事会议间隙，毛泽东与陈毅相约漫步于瑞金的山间。两人谈及诗词创作，陈毅即兴吟诵了自己新作的一首七律。这首诗描绘了苏区军民同心抗敌的场景，既有气势磅礴之感，又不失细腻入微之处。毛泽东对这首诗赞赏有加，当即和诗一首。

这样的诗词唱和在两人的交往中并非孤例。1934年初，陈毅在一次战斗间隙创作了《梅岭》一诗，细致描绘了红军将士在雨雪中行军的艰难情景。这首诗传到毛泽东手中时，他专门为这首诗写下批注，称赞其＂既得山水之神韵，又见革命之壮志＂。

在军事指挥方面，陈毅表现出独特的才能。1933年，他在担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期间，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部队训练方案。这个方案的特点是将理论学习与实战演练相结合，既注重战术训练，又重视政治教育。毛泽东对这个方案给予充分肯定，并在全军推广实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毅在治军方面独具特色。他主张将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融入军队建设，创造性地提出＂文武合一＂的治军理念。在他的倡导下，红军部队不仅要学习军事技能，还要提高文化素养。他在部队中组织识字班，鼓励战士们学习文化知识，这种做法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支持。

在党的建设工作中，陈毅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1932年，苏区某地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左＂倾事件，一些基层干部采取极端手段处理土地问题，引起群众不满。陈毅接到报告后，立即赶赴现场调查。他没有简单采取惩罚措施，而是组织开展了一次深入的整风学习，帮助干部端正工作作风。这种处理方式既解决了问题，又教育了干部，体现出他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作为一位军事指挥员，陈毅还特别注重总结战争经验。他在每次战役结束后都会写下详细的战评报告，分析战役得失。这些报告不仅记录了战术层面的经验教训，还包含了对敌我力量对比的深入分析。毛泽东多次在军事会议上引用这些报告中的观点，称这些总结＂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经验＂。

通过这些方面的表现，陈毅展示出了一位革命军人应有的全面素质。他既能运筹帷幄，又能诗文唱和；既重视实际战斗，又注重理论总结；既严格要求部队，又关心士兵成长。这种文武双全的特质，使他在革命队伍中独树一帜。

四、建国后的并肩战斗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陈毅作为上海市长和华东军政委员会主任，面临着繁重的任务。1950年春，上海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工商业凋敝，失业人数激增。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专门致电陈毅，建议采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陈毅随即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扶持民族工商业、稳定物价、安置失业工人等。

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显著。到1950年底，上海的工业生产已经恢复到建国前的水平，商业活动逐步恢复活力。毛泽东在听取汇报后，称赞上海的经验＂为全国城市工作树立了榜样＂。这段时期，陈毅经常就城市管理问题向毛泽东请教，两人的信件往来频繁，讨论的话题涉及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

1954年，陈毅调任外交部长。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他继续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1955年4月，在准备参加万隆会议期间，陈毅多次向毛泽东汇报会议准备情况。特别是在处理与会期间的复杂国际关系时，他始终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既坚持原则立场，又注重团结多数。

在外交实践中，陈毅展现出独特的外交智慧。1956年，他在接待某国外宾时，巧妙运用诗词典故，化解了一个棘手的外交问题。这种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外交相结合的方式，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的外交工作要像陈毅同志这样，既讲原则，又有艺术。＂

1960年代初，面对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陈毅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外交战略建议。在一份呈送毛泽东的报告中，他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局势，建议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同时，积极开展和平外交。这份报告获得毛泽东的重要批示，成为那一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

在国防建设方面，陈毅作为元帅之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64年，在筹备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时，他多次与毛泽东商讨具体问题。特别是在试验场地选择和安全保密措施方面，他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这些建议为试验的成功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毅仍然保持着对革命事业的忠诚。1967年，当他受到不实指控时，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主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在了解情况后，多次表态支持陈毅的工作，并责成有关部门纠正错误做法。这段经历再次证明了两人之间深厚的革命友谊。

五、诗词唱和中的革命情怀

毛泽东与陈毅的诗词唱和贯穿了整个革命历程。1934年长征途中，两人在宁都草草话别。陈毅留下一首《七律·别宁都》，诗中描绘了红军战士转战南北的壮阔场景。这首诗辗转传到毛泽东手中时，他随即和诗一首，以示对这位老战友的深情厚谊。

在延安时期，陈毅创作了大量反映革命生活的诗词。1938年春，他写下《梅岭三章》，描绘了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的英勇形象。毛泽东读后深为感动，特意写信称赞这组诗既有细腻的艺术表现，又有深沉的革命主题。两人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革命诗歌创作的讨论，探讨如何将传统诗词与革命主题相结合。

建国后，两人的诗词唱和更显频繁。1956年春节，陈毅写下《咏梅》一诗，歌颂新中国建设的蓬勃气象。毛泽东收到诗作后，专门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休息时向其他同志朗诵这首诗，并即兴和诗一首，称赞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这次诗词唱和，反映了两位老战友对国家建设的共同期许。

1959年，陈毅在视察农村工作时写下《农村行》组诗，真实记录了当时农村的变化。这组诗传到毛泽东手中后，他作出重要批示，指出这些诗不仅有艺术价值，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次诗词交流，体现了两人对农村工作的共同关注。

1964年，陈毅在一次外事活动后创作了《外交家》一诗，描绘了新中国外交工作者的形象。毛泽东读后欣然命笔，和诗一首。两首诗一唱一和，既展现了新中国的外交风采，又彰显了两位老同志对外交事业的深切关怀。

在晚年，两人的诗词唱和仍在继续。1972年，陈毅病重期间仍然创作诗词。他写下的一首《忆昔》，回顾了数十年的革命历程。这首诗经人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随即和诗一首，表达对这位老战友的深切关怀。

除了诗词唱和，两人还经常就诗词创作进行探讨。陈毅曾多次向毛泽东请教诗词格律，毛泽东则常常就陈毅的诗作提出建议。1965年，陈毅编选自己的诗词集时，特意请毛泽东为诗集题词。毛泽东欣然应允，并在题词中高度评价了陈毅的诗词创作。

这些诗词唱和既有对革命斗争的回顾，也有对国家建设的展望；既有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也有对个人情感的抒发。它们不仅展现了两位领导人的文学才华，更反映了他们对革命事业的共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