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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日本右翼的政客们依旧认为，日军对中国发起的残暴的战争行为，是值得他们大书特书的“壮举”。

关于这个“壮举”，在日本有着很深厚的历史渊源。

1592年，日本“狂人”丰臣秀吉就把目光盯上了大明朝。

在他给日皇的一封奏报上非常明确地提到：

“不屑国家之隔，山海之远，直入大明国，使四百州化我俗，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愿。”

从那时候起，在日本的字典里和认知中就没有了“侵略”这两个字，而是替换为“直入”。

到了近代，日本那些侵略成性的政客和军人们认为，丰臣秀吉的“直入”还是不能表现出他们侵略别国的“正当性”，仍然有受人以柄之嫌。为此，经过再一次的改头换面后，“直入”变成了“进入”。

“直入”变成了“进入”，用词文明了很多，好像他们对朝鲜、对中国的侵略就像回家一样，伪善得很。

这一切都说明，日本在逻辑上已经把“侵略”这个词语的常识性理解人为地给抹杀了。

没有了“侵略”，自然也就没有了“被侵略”。于是乎，日军军靴所踏之地，处处皆是“乐土”。

日本很善于玩弄这些字眼，只要是对他们不利的词语，就一律以日本没有这个字为借口搪塞，比如把“投降”说成“终战”、把“道歉”说成“遗憾”。

1853年，日本右翼政客们又祭出第2个“雷人”的理论，那就是“补偿论”。

清咸丰3年（1853年），一支美国舰队在美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的率领下“直入”日本江户海岸的浦贺，逼迫日本签订了《神奈川条约》，这就是“黑船事件”。

这下子，日本作茧自缚了。过去他们一贯奉行的“直入”，今天落在了他们头上，不知道此时此刻，那些发明了“直入”这个名词的日本政客们的感想如何？

于是，本来就充满了危机意识的日本人开始焦虑了。

为什么日本会这么落后？为什么日本会挨打？

总结起来之后，日本得出了一个奇葩的理论，那就是日本之所以会出现如今这么落后的局面，都怪自汉朝起就压制在他们头上的中国。

按照一般逻辑，受到欺侮，要么干脆躺平认命，要么奋起反抗，这两者必选其一。

可日本却走了第3条道路，那就是既然受到了欺负，那就从更弱者手上抢东西来弥补自己的损失。

在日本看来，从汉朝起，中国就对日本进行了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欺压。

但稍微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日本文化之所以在世界文化上能够有一席之地，完全都是从中国学来的，何谈中国在精神方面欺压他们？

在物质上，那就更谈不上了，日本所谓的“朝贡”，哪一次不是带着一点土特产品就从中国捞回了大笔的“回赐”？

只不过那时候清廷孱弱，受制于列强，让日本感觉到，他们实现丰臣秀吉那个宏图伟业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要说日本在近代要强于清廷的地方是面对危机时的处理方法。

清廷的策略是“议和”或“议守”，而日本提出的策略是“扩张”。

日本的扩张，是从海上开始的。

1879年，日本强占了琉球国；1895年，日本侵占了宝岛；1910年，日本吞并了朝鲜，随后控制了对马。

就这样，在东北亚，从北到南，能够控制西太平洋的四个战略要点都被日本控制，清廷终于失去了向外扩张的条件和机会。而日本，则完全控制了黄海和东海，并且打通了通往南洋的海路，从此之后，日本不可制矣。

至于在日本侵占琉球时毫无作为，并且又签了《马关条约》，割让了宝岛的李鸿章，很多人都为其鸣不平，认为李鸿章是“末世的宰相难当”。

还有人说，李鸿章之所以放弃琉球和宝岛，是其没有海权意识。

难道李鸿章就有陆权意识吗？

在东部海疆和西部边疆同时遇到危机之时，李鸿章以海防和西征，难以兼顾，要放弃西部边疆。要不是左宗棠力排众议，慨然率军西征，西北也将丢失。

如果听了李鸿章的话，不仅东部海疆，连西部边疆也将丢掉，这不是“末世的宰相难当”，而是李鸿章不仅没有战略眼光，而且因循苟且，终于酿成了近代的中国被列强压制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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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已经结束77年了，但有三个疑问始终盘旋在大部分国人心中，那就是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侵略，中国是被侵略。明明是日本占领了中国的领土，侵占了中国的权益，可为什么日本始终要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呢？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中国真的欺负日本了？

其实，要解释这个现象也很简单。举例说明。

就像一个人依仗着力量抢夺了邻居的东西，可这个东西并不属于他，是要还的。可这位强占者并不想还。

为了长久地占有这些利益，这位强占者只能时不时地找出或者故意“创造”出种种意外，给自己赖着不走，长久或者永远占有这些利益找个说法。

通俗一点说，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拼命往对方身上抹黑。给出的解释是：不是我想抢你的东西，而是你先挑起的事端，我才不得这么做。

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从沙俄那里得到了在东北的权益，并且大量迁移人口。经过了20余年的经营，日本似乎已经把东北视为了自己的地盘，赖着不想走了。

可赖着不走也是需要理由的。于是，日本在东北炮制了一系列的事件，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

在日本单方面的描述中，这些事件都是中国人挑起的，是对日本不友好的行为，须要予以“惩罚”。

在同时，日本国内的媒体为了呼应日本军方，也在国内大肆宣传，由飞机洒下的铺天盖地的宣传画暴露了他们的真实意图，在画着插有日本旗帜的东三省地图上赫然写道：

“啊，我国的特殊权益！”

由此可见，日本侵入东三省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了。

日本人搞出来的这些“花活”或许会让不明就里的中国人更加疑惑，好像真的做了什么对不起日本的事情了，但清醒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野心，就要向中国动手了。

“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为何不抵抗？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仅仅一周的时间，辽宁和吉林两省沦陷。

对于是否是蒋氏下令张学良在“事变”爆发后不准抵抗？张学良曾经给了明确的说法。那就是自始至终，老蒋都没有说过这话，仅有“妥善处理，相应处置”。

可如何妥善处理？如何相应处置？老蒋没说。

这可就难办了。

上文说过，日本为了达成长久或者永远占有东三省的目的，不断挑起名目繁多的“事件”，就是要逼着张学良奋起反抗。

如果张学良反抗了，日本人就会说，不是我要打你，不是我要占你的地方，而是你先打我的。

不然，一次小小“事件”性质的摩擦难道会引起大的战争？这不是中国人在“欺负”日本人是什么？为了保护受到“欺负”的日本人，日军反应得强烈一点又算什么？

看看，日本多会找理由！

因此，久而久之，在当时的国人心中就留下了这样的一种令后人觉得荒诞不经的说法：

“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

荒诞吗？确实荒诞！

还有更荒诞的在后面。

在“九一八事变”前，面对张学良屡屡发来的如何应对日军发起的不断挑衅的请示，蒋氏发了一封至关重要的电报：

“无论日本部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这就是那封“不抵抗命令”说法的来源。所谓是上行下效，上级既然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下级自然要遵命，而且还要表现得超出上级的预期才是。

因此，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当驻守北大营的第7旅官兵请示应对之策的时候，东北军仅有的一位留在沈阳的能够发号施令的参谋长荣臻下了这样一道命令：

“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下这样一道命令的人，脑子得坏到什么程度？

无论蒋氏的“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还是戏谑的“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乃至于流露出一股浓浓的悲凉气氛地“挺着死”，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时的中国不打过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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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真的打不过吗？恐怕未必。

确实，自清末以来，中国从过去的“天朝上国”沦落为谁都能欺负得“小白”，处处受气，处处受到排挤，让当时的国人在心气上输了。

如果这种“输”仅是停留在普通百姓层面，问题到也不大。可是，如果连蒋氏和张学良以及围绕着他们的利益群体都普遍持有“中国无力抵抗外来入侵”这种群体性的观念的时候，就坏事了。

一国元首，一国部队的正副总司令都持有这种观点，这个仗还能打吗？还能打赢吗？

那么，当时日本在东北的部队真的有那么强吗？真的就有把握打赢拥兵30余万的东北军？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1931年，日本由于受到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危机已经处于崩溃边缘。

相比1929年，日本的工业总产值下降了三分之一，对外贸易总额下降了接近一半，黄金储备大量外流，中小型企业纷纷倒闭，近400万人失业。

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根本就没有解决之道。当时，他们能做的仅有向列强们学习，以战争的形式把国内的矛盾转嫁到国外。

只要发动战争，国内的军工产业就会迅速起死回生，大量的失业人员要么有了工作，要么被编入部队，国内的矛盾就会得到解决。

更重要的是，日本还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他们从沙俄得来的对南满地区的殖民权益即将到期。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当中国按照协议把他们这些殖民者“请走”的时候，他们即使想要搞“事件”，恐怕也没有条件。

因此，“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日本从“九一八事变”中得到了利益太多了。

别的不说，一支仅有两万余人的关东军是如何发展成为拥兵百万的庞然大物的？还不是东北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资养肥了他们！

如果东北军能够在”九一八事变“中奋起抵抗，只要能够坚持一年，不仅国际上不想看到东北利益尽被日本独占的苏、英、美等国家会反对日本，就连日本自己也打不起这个仗。

要知道，日本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他们虽然大力发展军工产业，可原材料是需要从国外进口的。他们没有在东北取胜，哪里有那么多的黄金储备到国外购买物资？

只要东北军能够坚持一年，日本就会被拖垮。

这并不是空口白话，因为抗战打了还不到两年的时候，也就是武汉会战前夕，日本就已经无力再战了。这还是日本侵占东三省快7年之后，部队实力爆棚的时期。

到那时，日本能够获得的比较好的结局就是双方停战，然后遵照协议退出南满。没有了东北的物资做支撑，恐怕也就不会有日后的侵华战争了。

蒋氏这一辈子在东北问题上吃过两次大亏，一次是对日本的实力过于恐惧，以至于没有支持东北军抵抗，让日军这一只被养肥了的“恶狼”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另一次就是在抗战胜利后抢占东北时失去了先手，把一支精锐部队留在云南解决龙云，贻误了战机。

另外，蒋氏把东北抛给日本还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是想趁着日本侵占东三省、消化东三省的同时，大力“围剿”红军。

至于汪精卫之流，更是没有意识到东北对整个国家的重要性，其中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的一番言论尤为说明他们的心理。

1932年3月，日本扶持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可陈璧君竟然说，东北是满族人入关带来的嫁妆，现在分家了，人家把嫁妆带走，有什么问题？

由于东北军的不战而退，东三省在不到半年的时间沦丧，这不仅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更让包括东北军在内的一些部队产生了“畏日”心理，以至于在抗战初期屡屡不战而逃，丧师失地。

直到“平型关大捷”和“台儿庄大捷”后，中国部队发现，看起来强大的日军也就是这么回事，这种“畏日”心理才得到根本改观 。这也是“平型关大捷”和“台儿庄大捷”的历史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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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9日，中国正式对日宣战。

其实，在此之前的“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时，中日两国在实质上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

“七七事变”后，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两次长沙会战，双方动用几十万，上百万兵力的阵势很常见，厮杀得异常惨烈。

可处于相对弱势一方的中国却大打大陪，小打小陪，就是不对日本宣战。

而日本呢？也同样办理，比如淞沪抗战和淞沪会战，在日本人的口中就成了两次“上海事变”，对于全国范围内的抗战，就称为“中国事变”。

不得不说，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既然双方都已经打成这个样子了，为何还要留着一层窗户纸不捅破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事变”和“宣战”的区别。

所谓事变，指的是突然发生的重大政 治、 军事性事件。

所谓宣战，指的是一国向另一国通知或宣告终止两国之间的和平状态，转入战争状态。

这仅是从字面上来解释“事变”和“宣战”的区别。

可要从“事变”和“宣战”的内涵上来讲，这里面的道道就多了。

通俗一点说，中日两国都不捅破”宣战“这层窗户纸，而是都强调是“事变“，是想把战争控制在中日两国的范围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私事”，不想扩大到世界范围内。

原因有几点：

其一、宣战与否，主要影响的是盟国和中立国。一旦中日两国正式宣战，各自的盟国就要跟对方直接开战，在理论上，敌国可以全方面打击其盟国。

其二、中立国也得严格遵守公约中的条例规定，不得让交战国的部队和后勤补给从自己国土上经过，禁止开设增兵事务所，援助交战国。也不可以通过任何方式提供各种装备物资，相当于国土、人力和装备都不能支援任何一个交战国，只能静静的看着，什么也不能做。

一旦违反了条例，给任何一边开了方便之门，中立国的概念顿时就荡然无存，这就相当于宣布站队开打了。

由此可见，如果中日之间宣战，就从两国之间的“私事”瞬间变成了国际上的“公事”，整个世界都会自觉或不自觉、情愿或不情愿地被裹挟进去。

早在1940年9月27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就在柏林签署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成立了以柏林－罗马－东京轴心为核心的军事集团。

这就意味着，一旦中日之间正式宣战，在理论上德国和意大利就可以与中国开战。

这是蒋氏不想看到的局面。

反观中国方面，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位盟友。如果贸然宣战，后果将是惨痛的。

正由于中日之间没有正式宣战，因此，在抗战爆发初期，德国仍然可以继续向中国输出装备，仍然可以把顾问团留在中国，甚至可以上前线参与指挥作战的原因。即使日本知道了，也只能派外交人员到德国去吼骂几嗓子而已。

当然，那时候德、日两国结盟在即，日本的吼骂还是有几分效果的。

德军顾问团撤离后，苏联顾问团来了。对此，日本仍然无可奈何。

1941年4月13日，日苏两国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苏联受到中立国的条约所限，也只能撤回在中国的顾问团，再也不往中国输出装备了。

在德国未与日本结盟、苏联未保持中立之前，这两个国家还可以出于同情、友好关系或者各自的利益诉求或多或少地帮助一下中国。可随着德国与日本结盟，苏联保持中立，中国仅有的两个外援也没有了。

因此，在1941年，中国面临的困境是，周边没有任何一个盟友。仅有的两个同情者，又因为与日本的结盟和保持中立而离中国而去。

在这种局面下，中国如果与日本正式宣战，岂不是凭空添加了若干敌人吗？

未宣战，仅是中日之间“对殴”，可一旦宣战，顿时就会出现一种“群殴”的局面。

如果说，在“事变”的状态下中国一旦战败，那要面临的赔偿对象仅有日本一个，可一旦在宣战后战败，赔偿的对象就会由一个变成一群。

因此，中国在那时候不选择向日本宣战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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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对日本宣战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那么，已经占据了优势的日本为何也不对中国宣战呢？

这就是日本的狡猾之处。

其一、日本不认为当时的中国具备成为其宣战的对象。

上文提到过，如果宣战，就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拖下了水，所牵扯的国家太多，所耗费的资源太大，日本认为这得不偿失。

起码在武汉会战之前，日本是有信心控制局面的。

可在武汉会战之后，中国部队虽然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虽然伤亡惨重，但就是不服输。而日本呢，打完武汉会战后，国家的经济已经不足与支撑日军再发动像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这类战略级的军事行动了。

因此，武汉会战后，日本一改侵略策略，开始以诱降为主，吸引以汪精卫为代表的这批投降派来另起炉灶。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向中国宣战，岂不是就要向所谓的能够代表中国的汪精卫之流宣战吗？

另外，当蒋氏撤到重庆后，日本把蒋氏视为地方实力派，因此才会有了那份“不以国府为对手”的文告。此的日本已经骄狂过甚，他们岂会以一个国家的名义对一个地方实力派宣战？

其二、日本通过一系列的手腕把德国和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掐断，可同时也面临着资源匮乏的问题。

日本一旦对中国宣战，那些没有与日本结盟的国家就将成为中立国。按照上文的说法，这些中立国是不能向日本输出用于战争的战略物资的。

其三、日本意欲独占侵华利益

对于在侵华战争中取胜，日本是很有“信心”的，还是不要任何盟友的帮助独占利益的那一种。可一旦与中国宣战，原有的应该独占的利益就要分给盟友一部分，这是日本不想看到的。这是日本不对中国宣战的第3个原因。

当然，即使宣战，德国和意大利也帮不上日本什么忙，德国虽然善战，但也仅能自保。至于意大利，那就是来搞笑的。这两个国家充其量就是不能继续往中国输送战略物资了而已。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中日之间的战争虽然已经打了10年，但两国都没有捅破“宣战”这层窗户纸。

可在1941年12月8日，日本悍然偷袭了珍珠港。随即，罗斯福代表美国向日本宣战。

这就让蒋氏看到了机会。于是，在1941年的12月9日，中国向德、意、日三国宣战。

此次宣战，意义大为不同，意味着中国拥有了几十位盟友，再也不是那个独自抗击日军达10年之久的孤勇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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