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载有一千多名英国战俘的日本货船里斯本丸被美军潜艇的鱼雷击中，25小时后沉入海底。（受访者供图）

方励最近腰伤复发了，他没空调理，有几天路演只能坐轮椅往返机场。他执导的《里斯本丸沉没》上映后，工作一下多了起来。每天工作时长超过十五个小时，其中至少有十个小时，他一遍一遍地对媒体和观众讲述幕后的故事。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正是午餐时间，结束后，他又要掐点赶往影城。

自从2014年听说“里斯本丸”沉船的消息起，这十年来，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在相关的人和事上面。当时，方励正担任电影《后会无期》的制片人，乘船前往东极岛时，船长指着周围的一片海域，告诉他这底下有一艘沉船，随之沉没的还有数百名英国士兵，但沉船的具体位置无人知晓。这引起了他的注意。

多年来，方励一直从事地球物理勘探和海洋调查装备技术工作，他说自己不信邪，“大家都没有爬过这个山头，我就想爬这个山头”。他曾两次前往东极岛海域进行沉船寻踪，最终在2017年确定，他找到的就是“里斯本丸”。此后，他又多次飞往英国寻访战俘后代，决心将它制成一部纪录电影。

2024年9月，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全国公映。一段八十多年前的历史徐徐展开。1941年，香港沦陷，被日军占领。隔年，日军利用“里斯本丸”货船将1816名英国战俘运往日本，途经浙江东极岛海域时，货船不幸被美军潜艇用鱼雷击中，缓慢下沉。为了防止战俘逃跑，日军将他们封锁在船舱内，之后又射杀试图逃生者。部分战俘被随后赶至的中国渔民救起，至今还有828人长眠海底。

从事电影制片人多年，方励参与的影片多为文艺片，他称自己赔得多、赚得少，即使赚钱了，也继续用来投入电影，获得观众的认同是他的第一考虑。《里斯本丸沉没》拍摄前，他就知道难以回本，但他自认这笔投资非常值得，“获得的是无形的回报”。

方励一直强调，打捞“里斯本丸”沉没的历史是一场接力，观众才是最后一棒。事实的确如此。电影中，英国士兵约翰与中国女孩Leung Sou KAM（音译“梁素琴”）相爱并计划结婚，但他却不幸随“里斯本丸”葬身海底，后人只能凭借他寄回的书信，拼凑这段异国之恋的少许信息。影片上映后，寻找“梁素琴”的接力在更大范围展开，最终找到了她在厦门的后代。她真名为梁秀金，已于1997年故去，在片方的牵线下，梁秀金的外孙与约翰的亲人在中秋节视频连线，互道祝福。

71岁的方励为自己设下了另一个人生目标：寻找马航MH370。“我年纪大了，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但是这件事我是不会放弃的，只要没有人找到，我就一定会去找。”他说。

以下是方励的口述：

方励拜访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幸存者丹尼斯·莫利，后者于2020年去世。（受访者供图）

2016年我去找船，是纯粹好奇，以前日本人的坐标是错的，一开始谁都找不到。2017年是去辨认、证明，我对历史上发生的这些事产生比较强烈的冲动也是在这一年，因为我们证明了那是“里斯本丸”，当时在海面上有一个触动：脚下有828个生命被遗忘了。

我就想调查这些人，谁在这儿？什么原因导致的？

当时有央视和浙江卫视的记者跟着我去。我从海上回来，他们跟我反馈，林阿根老人是唯一健在的参加过救援的人员，已经不大记得太多事了。这引起我的警觉，渔民只剩最后一位，老兵也只剩最后一位。他们年龄跟我父亲差不多，我父亲那一年95岁，我立刻意识到这个人马上就要没了。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想做电影，只是想去抢救性采访。2018年4月，我们去英国寻访。在那一个礼拜里，跟八九位后人做访谈，他们那些对爸爸的思念太触动我了，不甘心，就打广告，一打就找到380多个战俘后人，还有另一位老兵。

手里有这么多动人的故事，我本能地就想到大银幕。我做了那么多年的编剧，编不出这样的故事。

我们有三位亲历者，其他都是后人的讲述。访谈的后人都是中年到老年的，有些人的父辈是活下来的，当然也有完全不知道自己父亲在哪里的。对这828个家庭的后代来说，他们手上只有一份死亡通知书，上面没有原因。

他们很难自己去探究，没有任何信息。一直到2006年，托尼·班纳姆博士出版了《里斯本丸沉没：英国被遗忘的战争悲剧》，但这个书没有多少销量，很多战俘家庭也不知道。这些后代对自己的父亲是有记忆的，都渴望知道当年爸爸经历了什么。

还有一些幸存者后代只知道父亲受了很多创伤，行为古怪，包括钻在桌子底下吃饭的、半夜惊醒的、不愿过圣诞节的，非常痛苦，但是他们的父辈没有给他们讲过到底发生了什么。虽然他们活下来了，但这些痛是永远的，这些创伤回避不了。

前面七八十年，这些战俘后人的情感表达，没有人关心。他们的父辈，尤其是当年遇难的家属，是被历史遗忘的人群。很多事情就是由于一些热心人不断奔走相告，才慢慢还原出来。所以我说，我们完成这个电影算跑了第二棒。

第一棒是英国历史学家调查的战争中的很多基本信息，然后我们挖掘的主要是人文的故事，现在大家一起跑第三棒，包括观众。第三棒的目标是什么？让世界听到这个故事，所以这是一个接力的过程。

英军战俘后代向参与救援的唯一在世亲历者林阿根老人表达感激，林阿根于2020年逝世。（受访者供图）

2019年8月7日，我邀请三位后人在伦敦郊区的民宿酒店寒暄聚会，想让他们彼此认识。当他们坐在民宿酒店的餐桌那儿聊天的时候，我突然被触动了。他们都八十多岁了，白发苍苍，我就想到了我的父亲，他从5岁以后，一生没有母亲，都在寻找我的亲奶奶的下落，哪怕是坟墓。

我父亲出生在无锡，祖籍是陕西西安，一个大家族嘛，我的亲生奶奶是被我爷爷抛弃的。他能告诉我有关奶奶的事太少了，他知道的都是后来听到的，没有人专门给我爸讲这些。我父亲所知道的就是我奶奶的名字，唱扬剧，后来投江自杀。

我父亲对爷爷一生都不原谅，从16岁离开西安去四川求学，就再也不回西安了。直到90岁，我父亲才回到西安给我爷爷立了一块碑。我父亲最后一次回扬州寻亲是在1996年，前后去了三次都是无功而返。所以我明白失去亲人、不知下落，在一生中的那个痛苦。

我特别能够共情。所以我冒了一句，你们要不要跟我去中国？在离你们爸爸30米的海面跟他们说再见？三位老人当场泪流满面。

两个多月后，我们实现了。我首先带他们去了海上，在告别仪式之前，我们拖了一台声呐在船后面跑了一个来回。

当我们经过这艘船的正上方，影像出来的时候，我说，你们的爸爸就在这儿。在那一瞬，大家神情专注，如同能看到爸爸一样。后来到了甲板上，情绪开始宣泄，非常激动。

我的第一感受是欣慰，跨越了78年后，他们终于见到爸爸了。

2020年1月，我在《扬州晚报》打广告找我奶奶的坟墓，因为春节家人们聚会的时候容易传播，没准能碰到线索。扬州、南京这边很多热心人，在一个礼拜之内给我提供了好几条线索，最后所有的线索都锁定在一个无名氏的坟墓上。

当时这个身份没有完全确定下来，但是我告诉我父亲，这是我奶奶。我父亲已经是弥留之际了，经常处在比较糊涂的状态，我把他叫醒，把我做了一个墓碑，墓碑上面写什么都告诉我爸了。我家阿姨后来告诉我，我父亲在梦里面叫妈妈，还说妈妈回来了。

在这部电影里面，我带他们来到东极岛，（让他们）给自己的父亲做一个安息仪式，跟自己的爸爸讲几句话，这是圆了一个梦，完成了一个夙愿。我非常幸运地实现了这些老人的心愿，他们感觉自己的爸爸安息了，他们也才安下心来。

2019年，部分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英军战俘后代来到舟山，在沉船坐标海域，向父辈告别。（受访者供图）

我在拍摄时没想过票房，要想票房就不该做。纪录片本身门槛就高，再加上比较小众，这么大投资，花了这么多钱，怎么可能收得回来？拍之前我就知道回不了本。

2021年，我的科技公司资金链断了，国内两家电影公司欠了一笔钱，还不了。我又这么大的开支，5000多万元成本，起码得1.3亿到1.5亿元的票房才能回本，所以绝无可能的。我只有卖房子。

以前做电影，如果是别人有投资，那我得对别人负责，赔就赔我自己，我从来没有让别人赔过钱。现在这个片头有很多联合出品，这些钱都是我要还的，这是有代价的，相当于固定回报或者保底投资，所以债务都是在我头上。

我们有过一些电影是有利润的，但是赔得多，回得少。大家可能把它叫做“赔”，但对我而言，它就是一个投资回报最值得的东西，因为你获得的是无形的回报，是感动、幸福感、愉悦感、成就感、荣誉感、刺激感。

钱拿来干吗呢？钱就是资源，资源只有把它消耗了，才能产生价值，产生无形的人文价值。如果电影的内容是有灵魂的、有时代感的，它还有未来价值，只不过未来价值跟我没关系了，是留给后人了。获得回报一定不是我的考虑，获得观众的认同是第一考虑。我赚了钱还是拿来投电影、做电影，所以它是一个流动资金的概念。我就是想做更多的电影，赔多了就做得慢了，就要还钱了，费点劲。

电影一定要有灵魂，所谓的灵魂就是文化艺术价值、文化艺术的表达。真正落到细节之处是什么？人要把它做活，情感是真实的。至于商业，我不反对，我是支持商业的，但是如果第一诉求是商业，那干吗做电影呢？电影的赔率是最高的，90%以上。一定要有感而发。

当然，如果说别人来投资，其实压力更大，得想办法让别人不要赔钱。要是我个人花钱，可能压力较小，赔了就再想办法，至少在这个电影上有一定的创作自由度。

影片口碑好是一方面，还得有传播度，没有传播度，大家不知道，听不到。院线的影城经理们有房租、水电，他并不知道这个电影好还是不好。有没有信心，是取决于每一个排片的影城他们自己的判断，他们一般会觉得这种大规模流量、大规模覆盖的宣传，会让更多的观众走进他的电影院，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

对院线来讲，他们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如果影城经理们能够自己看片读解，然后对自己周围的社区有一定的了解，也可能既能够增加收入，又能够让很多电影有生存的机会。这个过程是大家互动的，上游做电影的人，下游卖电影的人，大家多一些交流，多一点输出。

好电影经常找不到观众，是因为付不起宣发的成本。明星的影响就是省的宣发费多一点，因为明星有公众效应，让更多人了解和知道。不是说观众有多少是因为明星看这个电影，而是因为有明星，传播度大一些，所以明星们最大的价值是产生了公众效应、传播效应。当然有粉丝群体可能会，但是演员和流量不是一回事。

如果花的钱多，线上覆盖的范围大，认知度高，人人都听到了，这是拿钱砸。我们没钱，砸不起。这是现实，宣发公司会担心砸多少赔多少，而且这是一部纪录电影，我们市场行业对这个类型的纪录剧情片是特别陌生的。

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电影产业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如果从上游到下游不打通，尤其是下游不了解上游，不了解电影的内容，只看表面的宣传，那肯定问题很大。每个影城就是一个零售渠道，如果我们的零售渠道只是摆货，来什么放什么，那可能就失去一些机会。我们行业里面需要慢慢成长。

南方周末记者 翁榕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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