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畅在党内的地位，究竟有多高？

毛主席、周总理、陈毅见了要尊称一声“大姐”，而外国人也称她为“长征中的圣徒”。

蔡畅的哥哥蔡和森是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她丈夫李富春，当到了副总理、书记处书记。

李特特是蔡畅的独女，原子能专家，也是苏德战场上的机枪手--玫瑰，晚年却开始“化缘”。

“现在有些人富得流油, 一顿饭不知吃掉多少钱。可还有些人,连饭都吃不饱，孩子穷得没衣服穿！”

李特特想起这些事，就坐不住。

李特特有个终生的遗憾：没能参加父亲的葬礼，不是她不想去，而是母亲蔡畅不允许。

就连聂荣臻元帅亲自出面劝说，也无济于事。

那么，好“大姐”蔡畅，为何对女儿如此狠心？

1977年，当蔡畅拿着全部的3万元积蓄，来缴“特别党费”时，工作人员不禁问道：“真的要都交了吗？不给孩子们留一点吗？”

要知道，两年之内，蔡畅已经交了三次“特别党费”。

第一次，她交了个金镯子；第二次交了张10万的存单；第三次，就是这压箱底的三万元。

蔡畅坚定的说：“为子孙作富贵计者，十败其九。孩子们长大了，应该自食其力，我们共产党人留给子孙的应该是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好思想，而不是钱财。”

可以说，蔡畅是真正的做到了大公无私。

蔡畅是妇女运动的先驱，也是很多孩子眼中“和蔼、慈祥”的蔡妈妈。

她救济了不少贫困儿童，对哥哥蔡和森留下的子女更是关怀备至。

这位姑妈，比亲妈还亲。

不过，在李特特眼中，蔡畅绝对是一位“严母”。

新中国成立后，蔡畅对李特特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优越感，更不许搞特殊化。

蔡畅给李特特立了三条规矩：绝不允许随便乘坐小汽车，用小汽车办私事；不能指使服务人员为自己办事；不能到秘书和他们的办公室里翻动文件。

蔡畅再三警告：“我和你爸爸的办公室，你不要随便进去，更不能翻看东西。客厅里有报纸和杂志，这些你都可以看。”

李特特跟孩子李勇住在家里时，蔡畅要求她每月从工资中交出一部分，作为母子俩的生活费。

后来，李特特离开家搬到单位住，李勇每个月的学费和托儿费也都要从她工资里扣除。

某年冬天很冷，而李特特在北京郊区的农场里劳动，蔡畅就让警卫员坐公交车去给李特特送棉衣。

没想到，警卫员直接开着小吉普去了。

蔡畅知道，警卫员是怕李特特挨冻，所以想早点送到，但还是批评了他们：“你们开车去，招摇过市，影响多不好，群众看见了会怎么想？”

从那以后，工作人员再也没有对他们的子女有过特殊照顾了。

60年代，李特特进入原子弹实验基地工作。

她担心无法照顾刚出生的女儿，就把女儿送到了全托的妇联托儿所。

蔡畅得知后，批评办事的那位同志：“你怎么把特特的女儿送进去的？打了我的招牌吗？”

得知没有受到特别照顾后，蔡畅才放下心来。

李特特在苏联读大学时，思乡心切，给母亲蔡畅写了这样一封信：“妈妈，新中国成立了，我也很久没见你们了，想要回去跟你们团聚。”

蔡畅拒绝道：“你要想到那些受苦受难的孩子，将来要为建设自己的祖国贡献力量，现在重要的是学好本领。”

在母亲的建议下，李特特又考入了莫斯科吉米辽谢夫农学院，学习农业，直到1952年才回来。

而在这之前，李特特早已见识过战争的残酷。

1938年，在周总理的安排下，14岁的李特特和毛主席、朱老总等领导人的子女一同前往莫斯科，开始了14年的苏联生活。

“森林特别多，树密密麻麻的，真漂亮。”不久，李特特有了俄文名字“罗扎”，中文意为“玫瑰”。

这朵“玫瑰”，可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李特特开始参加军事训练。

17岁的她每天要负重二三十公斤，完成八九十公里的滑雪行军任务，还获得了“轻机关枪手”荣誉证书。

李特特与莫斯科百姓一起，在零下四十度，冻得比石头还硬的土地上开挖反坦克战壕，常常一锹下去，手臂被震得发麻。

干着干着，手被磨出了核桃大的血泡，鲜血从手套里渗出来。

即使这样，她也从不叫苦，干脆脱掉手套干活，任凭血和泥土粘在一起。

直到战后，李特特重回莫斯科校园，进入莫斯科鲍曼工程技术学院。

在母亲的建议下，后来才学了农业。

1952年李特特回国时，恰好苏联要在黑龙江援建一座友谊农场，李特特想也没想就报了名。

蔡畅非常欣慰，叮嘱她说：“你在国外十几年，还不了解中国，应该下去锻炼锻炼，这样才知道中国需要什么。”

李特特种地是把好手，研究核武器也不赖。

他从东北雪乡，转战塞外新疆，为核效应研究，在戈壁滩上工作了好几年，还参与主持了6期同位素培训班，为国家培养的1000多名专业技术人才。

1974年，李特特回到北京，她没有进原子能核效应研究所，而是去了中国农科院情报研究所从事情报翻译工作。

1975年，李富春因积劳成疾，而在北京病逝。

当时，李特特虽然就在首都，却没能去参加父亲的葬礼。

原来，是蔡畅不答应，就连聂帅多次出面劝说，也无济于事。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蔡畅如此“狠心”？

有人说，是因为蔡畅与李特特的母女关系。

每当谈起母亲，李特特显得既生疏又感伤：“妈妈跟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小孩子不该问的不要问！但究竟什么是不该问的？我不知道。”

李特特常说：“我这条命，其实是外婆（葛健豪）给的！”

1922年，蔡畅在法国怀孕了，她的第一反应是流产。

远在异国他乡，革命形势瞬息万变，带着孩子毕竟不方便。

葛健豪得知后极力劝阻，先是说“法国的正规医院不能堕胎”，又作出承诺：“生下来，我替你养着！”

次年2月，蔡畅顺利诞下了一名女婴，葛健豪抱在怀里，笑得合不拢嘴。

葛健豪给孩子起名为：特特，因为“蔡畅”两个字的法文字母开头都是特。

而且，这个孩子是在特殊条件下降临人间的，非常值得纪念。

葛健豪说到做到，在李富春、蔡畅转移到苏联后，带着李特特回了老家。

直到1928年，李特特才跟舅舅的女儿蔡妮、姨妈的女儿刘昂去了上海，与父母团聚。

亲人重逢，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喜悦，甚至有些冷漠。

李特特回忆道：“母亲对我很严厉，经常指挥我做事，必须马上去做，不能拖拉。一会儿让我在客人来前把拖把放到阳台上，一会儿又给我一个窗花，让我贴到临街的窗上。”

当然，李富春、蔡畅从事保密工作，在家的时候并不算多。

某天夜里，小两口没有卸下伪装，直接回了家。

李特特吓得放声大哭，一头扎进了周总理怀中。

周总理说道：“好孩子要听话，你的父母是在搞革命工作。他们没时间关心你，我收你做我的‘爱女儿。”

有了周总理的安慰，李特特马上露出了笑脸。

谁知，周总理走后，李特特又想念起慈爱可亲的周伯伯，越哭越伤心，上气不接下气。

蔡畅怎么劝也劝不住，一气之下，把泪水纵横的女儿关进了一间黑暗的储藏室里。

李特特的哭声惊醒了入睡的周总理，他急忙下楼敲开蔡畅家的门，一把抱出了李特特。

他一边给李特特擦泪，一边责怪蔡畅夫妇说：“瞧，这么热的天，把孩子关在黑屋里，你们不心疼我还心疼呢。”

从那以后，李特特成了周总理的“爱女儿”；周总理成了李特特的“爱爸爸”；邓颖超则是“爱妈妈”，意思是“有爱的爸爸妈妈”。

“白色恐怖”降临后，李特特跟着父母过上了东躲西藏的日子。

每当小特特问：“我们上哪里去？为什么刚找的房子就不住了？”

蔡畅总会严肃地告诉她：“小孩子不要多问！”

为了防止暴露，蔡畅隔三差五就给李特特改名。

特特眨巴着小眼，好奇地问：“妈妈，我爸爸叫李富春，我明明姓李，为什么三天两头改姓呢？”

蔡畅严肃的回答：“不该问的不要问，让你姓什么你就姓什么。”

不过，李特特长大后，也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

而且蔡畅虽如严厉，但很爱自己的女儿。

蔡畅不让李特特出席葬礼，主要是时局所迫，这其实是一种保护。

李富春去世后，蔡畅把积蓄都交了党费，而李特特退休后也受到父母的影响，帮助贫困地区架桥、打水井、修公路、办学校、建工厂。

李特特的退休待遇不低，完全可以安享晚年，可她却说：“难道让我天天坐在家里等死吗？人怎么能这样活着！现在有些人富得流油, 一顿饭不知吃掉多少钱，可还有些地方的人, 连饭都吃不饱，孩子穷得没衣服穿，我一想起来就坐不住。”

所以，李特特是“跑断腿，磨破嘴”地去给贫苦地区拉投资。

李特特的二舅、三舅都死于革命斗争，而父母也为了新中国奉献了一生，李特特深受他们的影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流芳千古。

参考文献：

刘畅.李特特“化缘”度晚年[J].共产党员,2008,(10):20.

曹倩倩.蔡畅的家风家教[J].百年潮,2019,(07):33-37.DOI:10.16624/j.cnki.11-3844/d.2019.07.006.

“红色后人”李特特 陈翔 徐静 《 人民文摘 》（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