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晚清史研究在清史学科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共同推动下，业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然而，从学科史角度如何进一步推动晚清史研究，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仍有待学界做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

首先，有必要进一步探索中国近代史和清史两个学科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有机融合。在晚清史研究中，中国近代史与清史两个学科之间的学科藩篱虽然逐渐拆除，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向。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作为断代史清史学科底下的晚清史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底下的晚清史，虽然有重合之处，但它们研究的出发点和重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清史的研究任务和目标是要阐明清朝从崛起到发展、鼎盛，再到衰败和灭亡的过程，同时展现清朝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演变，始终是以清朝为主线。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任务和目标，用李鼎声的话说：“就是要说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所引起的重大变化，中国民族的殖民地化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阶级之分化与革命斗争的发展起落。”其主线是近代化和反帝反封建。因此，李鼎声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史》的前言中就明确反对在晚清史研究中以清朝为主线，提出不但“那种以帝王、圣贤、英雄为中心，专门记载朝代兴亡治乱的历史体系，要从新历史学的领域中排除出去，即是那种偏重于人类文化生活的记载，而不能说明文化兴衰递嬗的全过程的历史编制，亦不能合理地存在了”。可以说，中国近代史学科所构建的晚清史这一叙事模式一直被国内学者所继承。因此，在编著晚清史过程中，如何将清史和中国近代史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清史学界和中国近代史学界共同切磋的问题。

其次，有必要客观理性地看待百年来各研究流派和研究范式在推动晚清史研究方面所做的学术贡献及存在的问题，批判性地加以吸纳和整合。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可以说迄今没有哪个朝代的历史像晚清史那样，出现各个流派竞相争艳的局面，诸如逊清派与民族革命派、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挑战—回应范式与“中国中心论”、清史学派和“新清史”学派、后现代主义史学派，等等。对于这些流派和范式在推动晚清史研究中的长短得失，我们都应以一种学术的态度，客观地加以反思和总结。以逊清派与民族革命派的研究来说，前者站在清朝遗老的立场上，肯定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及其贡献，应该说有其一定的历史依据，满族统治中国近300年，实现大一统，在中国历史上确有其独特地位，但他们为清朝专制统治和民族压迫辩护，无视和贬低反清革命，显然不是一种客观的学术态度；而后者持民族革命史观，揭示清朝专制统治和民族压迫，以及人民的反抗和推翻清朝统治，无疑也是清朝历史真实的一面，但因此无视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全然否定，同样也不是一种客观的学术态度。以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来说，前者集注于革命，固然遮蔽了历史的其他一些层面及主题，在评价上也存在偏颇，但它所叙述的历史无疑是真实的，是不容否认的，革命确乎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主题；现代化范式固然可补革命范式之不足，但以之取代或否定革命范式，同样也是有违历史的；事实上，这两个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互为补充，不相排斥的。以挑战—回应范式与“中国中心观”范式来说，前者突出和强调近代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有其一定的历史根据，晚清历史与以往中国历史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被强行卷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但挑战—回应范式体现出来的西方中心论偏向及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二元对立观，严重忽视或遮蔽了中国历史内部的活力和影响，这是其局限所在；“中国中心观”作为挑战—回应范式之否定，提倡从中国内部和中国角度考察晚清和近代中国历史，虽然具有一定的纠偏意义，但因此忽视西方冲击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显然矫枉过正，同样也是不可取的。又如，最近被学界热议的美国“新清史”学派，一定程度上可看成“中国中心观”的一个延伸，它在清史研究中主张重视利用满文档案和其他民族的文字，主张重视满族的主体性、满族认同及满族在创建清朝中的贡献，提倡从满族视角看清朝历史，这对以往学界的研究有一定的纠偏意义及其学术价值，与国内清史和晚清史学界的研究并无本质分歧和矛盾，但“新清史”学派因此否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以满族认同否认国家认同，这在方法论上显然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观点，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再如，后现代主义史学批评根据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和马克思唯物史观所构建的中国近代史或晚清史宏大叙事模式，是一种线性的进化史观，严重意识形态化，只注重现代国家、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等宏大问题，遗漏了这些主题之外的许多历史，同时忽视了历史叙事中的一些语言学问题及个人情感和历史审美问题，呼吁和提倡加强对非主流社会群体和一些地方性历史的考察和研究，强调加强对历史文本的解读，这些主张不无合理之处，对于破除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丰富和深化我们的历史研究，不无启示意义，但后现代主义史学由此滑向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主张以他们所提倡的微观研究取代历史研究的宏观叙事，甚至混淆历史学与文学的界限，将历史编纂看成一种诗化行为，这只能降低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导致历史研究的随意化、娱乐化和碎片化。总之，这些学派和研究范式对晚清史的研究和解读，各有其可取和真实的一面，但同时也各有不足和局限，有待我们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高度，批判地加以吸收。

最后，我们尚须努力寻求政治与学术的有机统一。清朝作为中国封建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它经历了由古代国家向近代国家的转变，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晚清历史，蕴含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与我们今天的历史在许多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受到后人的特别重视，但同时有关这段历史的研究也深受政治的困扰：既受国内国际局势的影响，也受研究者政治立场的影响。可以说，百年来晚清史研究中产生如此之多的学术流派和歧见，多多少少都与政治因素有关。历史研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要做到学术与政治完全分离，既不现实，也不可取。但只要我们在晚清史研究中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是可以做到学术与政治的有机统一的。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已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们在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时，并没有因为阶级分析观点，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历史上的奴隶社会、欧洲中世纪社会和近代资本主义进行简单的痛斥和否定，而是以历史辩证法的观点，在揭示其必然让位于更高历史发展阶段的同时，充分肯定其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指出“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有规律的客观过程，因此必须要从联系、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去考察历史现象和社会问题，必须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具体历史背景去分析、去评价。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我们在晚清史研究中既要反对用现代的标准去衡量历史是非，也不能以清朝统治者或革命者的观点看待和评价晚清历史，而只能从联系、变化和发展的观点看待晚清历史，把晚清历史事件和人物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具体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和评价。只有这样，我们的晚清史研究才有可能走出学术与政治二元对立的怪圈，不再为政治所困扰，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使晚清史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践行恩格斯的那句名言：“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

总之，在晚清史研究走过百余年历程之后，如何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吸收各派之长，聚学界集体之力，以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为指导，创造性地撰写一部代表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与清史和近代史两个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通论性的晚清史著作，这应是未来学界的一个期待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