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三年（1808年）正月，二阿哥绵宁的嫡福晋钮祜禄氏病逝，享年28岁。按照惯例，皇子的嫡福晋去世以后，以亲王福晋规制安葬，金棺座罩等均用红色，并没有仪仗，然后暂安于某一处，等到将来皇子死后，夫妻二人一同安葬。

但是公公嘉庆帝却一反常态，是大力提高了这位儿媳的身后待遇，根据《清仁宗实录》记载，嘉庆帝下令“今二阿哥福晋，所有金棺座罩一切着施恩俱用金黄色，其仪仗仍照亲王福晋之例赏用，其旗色着用镶白”。并且还破例为其挑选了一块风水宝地，赐地于京城西南的王佐村，为其修建了园寝。

嘉庆帝为什么要对这个儿媳另眼相看呢？

因为这位儿媳的丈夫是二阿哥绵宁，而二阿哥绵宁便是日后的道光帝，也是清朝唯一一位嫡长子出身的皇帝，道光帝继位以后，追封发妻钮祜禄氏为皇后，是为孝穆皇后。而给予皇位继承人的发妻超高规格，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清朝自雍正帝时代，便开始实施秘密立储制度，也就是储君是密定，并不能公开，嘉庆帝此举几乎是公开二阿哥绵宁就是他所密定的储君，已经没有“秘密”二字可言，因此很多人认为此举更是透露出嘉庆帝“赋性鲁钝”。

诚然，嘉庆帝自乾隆帝去世以后，除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掉和珅，表现一把英明神武以后，便是“泯然众人矣”，没有使得清朝走出乾隆末年各种弊端积累爆发之下的泥沼，反而开始中衰下去，不是嘉庆帝废除文字狱，并且相当仁厚，可谓是一代仁宗，那么他的历史评价也高不到那里去，可以看出嘉庆帝是一位有心振兴清朝却无力回天的平庸皇帝，但嘉庆帝再平庸，也只是因为身处王朝后期，面对官官相护的全面政治上的黑暗而无能为力，所以显得平庸，如果放在王朝前期，他大概率会成为一代守成令主，所以这样的皇帝，怎么可能做出如此明显而糊涂的事情呢，其实主要原因是他在为自己，也为发妻鸣不平，是愧疚于发妻当年的丧事寒酸，所以要弥补发妻之子二阿哥绵宁。

事情还要从嘉庆二年（1797年）说起，这一年二月嘉庆帝的发妻孝淑皇后病逝，享年38岁，嘉庆帝自然很是悲伤，但是憋屈的是，身为一国之主，他只能将悲伤强忍在心中，因为嘉庆帝当时只是“儿皇帝”，他上面还有一位掌握实权的太上皇之乾隆帝，乾隆帝这个人对权力很是痴迷，是将大权牢牢抓在手中，只要一息尚存，就不会放手，即使禅位于嘉庆帝之后亦是如此，对于这位儿皇帝是百般提防，嘉庆帝面对这种情况，并没有选择“硬碰硬”，没有争夺权力，而是聪明的下定决心要以年龄优势耗死自己这位老父亲，所以事事以乾隆帝的意志行事，乾隆帝宠幸和珅，他便表现出处处倚重和珅，以此来麻痹乾隆帝。

因此根据《清仁宗实录》记载，揣摩透乾隆帝心思的嘉庆帝，在谕旨之中是如此这般说道：“谕内阁本日皇后薨逝，一切典礼，仰蒙皇父太上皇帝特降敕旨，加恩照皇后例举行。第思朕日侍圣慈，一切禀承睿训，所有辍朝期内，各衙门章疏及引见等事，仍着照常呈递，王公大臣官员等虽有素服之例，但皇后册立甫及一年，母仪未久，且昕夕承欢，诸取吉祥，此七日内，圆明园值日奏事之王大臣等及引见人员，俱着常服，惟不挂珠，此礼以义起，天下臣民等。自当共喻朕崇奉皇父孝思，敬谨遵行，副朕专隆尊养至意。”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乾隆帝是真把嘉庆帝当儿皇帝看，对于嘉庆帝的发妻，竟然还“加恩”照皇后例举行，这本来不就是应该的吗？说白了意思就是丧事简办，赶紧办完拉倒，不要影响自己的心情，嘉庆帝深领其意，知道87岁的乾隆帝很是忌讳白事，所以只能是违心说道孝淑皇后被册立为皇后不足一年，是母仪天下未久，因此减杀丧礼。

而丧礼规格减杀以后，加之大臣们都知道乾隆帝才是真正独揽大权之人，并且忌讳白事，所以孝淑皇后的丧事自然非常冷清，根本没有大行皇后应有的丧礼规格，嘉庆帝对于父亲乾隆帝的百般理解，却换来如此对待，自然心有不平。

再对比乾隆帝的发妻孝贤皇后死后，本来康熙时代，因为康熙帝发妻孝诚皇后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去世，当时正爆发波及大半个中国的三藩之乱，所以丧事简办，自此形成定例，皇后丧礼规格并不高，但乾隆帝对于发妻很是情深义重，非要提高丧礼规格，要求天下臣民一律为大行皇后服丧，如此更是显得嘉庆帝发妻孝淑皇后的丧事冷清，遭受了明显的不公平对待，对于仁厚的嘉庆帝来说，这可谓是心中一辈子的痛。

不过乾隆帝毕竟是他的父亲，还将至高无上的皇位传给他，古代又讲究以孝治天下，身为统治者要做人臣之表率，对于父母要处处展现出孝道，所以即使之后乾隆帝去世，嘉庆帝亲政，也不能旧事重提，更不能指责。或许夜深人静之时，嘉庆帝也会深感无奈，即使真正的独揽大权，真正的成为九五之尊，也是弥补不了当年发妻孝淑皇后丧事冷清的遗憾。

因此等到既是自己发妻孝淑皇后所生嫡长子又是密立的储君人选的二阿哥绵宁的发妻病逝以后，嘉庆帝可谓感同身受，为了替自己和发妻鸣不平，为了弥补当年遗憾，出于对发妻的愧疚，还有对于密定储君的重视，种种原因综合之下，嘉庆帝也顾不得此举会暴露出储君是谁的秘密，是抬高了其丧礼规格，也表示自己是一位好父亲，并非父亲乾隆帝那般薄情寡义。

当然嘉庆帝对于继承者道光帝发妻的超高规格待遇，后来竟然使得道光帝认真起来，在登基以后，选择万年吉地之时，道光帝认为王佐村园寝便是父亲嘉庆帝为自己挑选的万年吉地，所以想要就地改建为陵寝，但很明显王佐村园寝一带并不适合修建陵寝，最后戴均元和英和等大臣想出两点理由，说道当地要拆迁的村庄和坟墓太多，太过劳民伤财，即使缩小范围也不行，达不到修建陵寝的要求。并且又抬出乾隆帝留下的昭穆相建之制，认为道光帝应该在东陵范围内选择陵寝，道光帝才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

之后道光帝修建陵寝也是一波三折，先是选择了东陵范围内的宝华峪，道光七年（1827年），宝华峪陵寝建成。同年九月，对于发妻孝穆皇后深有感情的道光帝，亲自护送其梓宫奉安于宝华峪地宫。

然而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道光八年（1828年）九月，宝华峪陵寝地宫便被发现出现积水，道光帝勃然大怒，本就不想在东陵修建陵寝的他，并没有采取补救方法，而是借此“逃离”东陵，最终选择在西陵范围内的龙泉峪再建陵寝，道光十五年（1835年），龙泉峪陵寝建成，是为慕陵。

孝穆皇后的梓宫也随之迁葬入龙泉峪地宫，孝穆皇后身后曲折的经历在清代皇后之中也是绝无仅有，早逝以后，先是入葬王佐村园寝，再是宝华峪陵寝，最后才是龙泉峪陵寝。

道光帝两次修建陵寝，也在清代皇帝之中绝无仅有，像乾隆帝的裕陵也曾出现漏水情况，财大气粗的乾隆帝也没有选择另找地方再建陵寝，道光帝面对同样情况，在国力衰弱的情况之下，却是另外择址修建陵寝，也是暴露出这位喜欢打补丁的“节俭天子”，不过是说一套做一套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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